以八十八岁的高龄谢世，公木先生最后的消息传来，我没有更多的悲痛。
血红的落日，缓缓下沉，溅起星光，谁也无力托起它。只是它自己的最后辉煌，独自迎送着它自身白发苍然的默然转化。
而我的心中，一种突然的、巨大的遗憾，油然而生！――在他与我之间，仅仅局限于两个人交往的历史中，本应该出现的、最真诚的探讨、诘问、内省，由于我单方面的怯懦、晚熟和地理上的距离，永远失去了发生的机会。今后，我只有空读他的诗书，枉然凝望他的留容。我提出的全部质疑，只能再次无力地折射回到我自己的困惑。
作为热情的回答者和好斗的理论家，他，是那样优秀的辩论对手！作为某一种文化的苦难结晶，作为某一类标本一样纯正的性格，他，是那样的真实而矛盾！
既然五十年的生命中，我一直苦苦地声称着真诚，既然我直至现在仍想问遍全世界而去寻找一个明白，我怎么能如此轻易地错失了良机？！――这，也许是那段历史赐给我的唯一机会。我枉对了那么多人误认的、我的所谓勇敢与坦诚。
不是悲痛，只是一种特殊的呆滞！
一瞬间，我的意识之柱突然摇晃。正如今年一月一日我的与他同龄的母亲离世时一样，往事翻涌！快速纠葛！意念不能组合，肉体微微颤抖。
那是他最后一次回来，他用他最后的告别手势，强力地逼我去想！是那想，让我沉重，给我痛憾，把我击倒。
公木老师，缺少了那么多应有的对话，我怎么能回答你！
以我一介平民学生的身份，以我负你于４０岁的年龄，我曾那么多次失之交臂地靠近过你。
１９年前的春天，我把五个字递给你。你用毛笔为我们的诗社命名、书写了“赤子心”。你一句话也没说把另两个字“崛起”弃掉了。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你。我怎么不问一问：老师，为什么？
坐在如花般年龄的学生中，你手舞足蹈地给我们讲“飞行集会”，讲向反动派扔汽油瓶，讲得家里的藤椅摇晃，讲得布垫落地。在你嘣着嘴唇模仿嘭嘭爆炸声的时候，我已经是你家中的常客，你像我们中间最大的孩子。我为什么不问一问：你那时的年龄和后来的事情？
在你帮我修改《复苏的谬斯》那个亲密的寒假里，为什么我只是感激地接过你用心写的那一行行小字？为什么我没有把几处不肯修改的理由更多地告诉你？为什么面对你激情的演说，我只是可耻地佯装点头！
１９８１年２月，我把刚刚写好的《崛起的诗群》手写稿交给你，一直到毕业你没有说更多的话。作为它的第一个读者，我们之间本应发生的天翻地覆的、美妙颤动的争论，眼看着一触即发却没有出现！那段时间我干了些什么？我算一个什么样的评论家？
你坐在你往事般的旧藤椅上，你坐在你云彩般的书堆中。你阔大的嘴唇、粗壮的鼻子和浓黑的眉毛，总是组成一连几小时的单人演说。我恨我那时候的弱小。我把我自己变成了你最恰当的语境。同层次的敏感和某种内心的反诘――我为你创造了演说者最佳的发挥条件。我那时太欣赏你。我心里明知道，被你淹没，尤其不是对你的尊重。我只是没有发动自己的勇气，我只是永远也打不断你的话题。你并不是口才最好的人，但是你能把你的道理说得汪洋恣肆。在说着正面道理的时候，你挑战般的性格总是把话说得朴素、又有那么一点儿离经叛道。
在你之后，我见过太多的教授、学者与诗人。正是从你这里出发，这些汉字，在到达我年轻的心中时，成为最纯正、最干净的名词。但是它们后来被一个个人和事破坏得让我心灰意冷。
认识了你之后，我才开始读你的诗。我甚至找到了那本古老得像木刻版本的《哈罗，胡子》。我心里慢慢产生高兴。我发现我与你的性格那么相似！这一点，我在你的脸上也找到了根据。小心翼翼走进你的书房，你马上站起来，脸上全是笑容。你轰炸般的谈话，你几小时几小时的兴奋，令我产生对你时间的掠夺感。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学生，你实在不用应酬我，除了性格与艺术的投机之外，我找不到别的理由。看着你说话的时候，我想到过你的写于１９５６年有点反逆味道的诗：爬，爬！爬也是黑豆！公木老师，你也是个犟人。
我不能说，是你教会了我写诗，但是你一定暗中地放大了我的某些性格。听你大刀阔斧地谈天说地，不能不为我后来放肆地、斗胆指点诗坛输送了不计后果的那种真实与勇气。
１９７９年末，我突然想考谢冕先生的研究生。你说了一句话把我惊呆了，我哪里有那种大家气度：你根本不用考他的研究生，你比他强！
扣掉本世纪前十年，再扣掉最后十年。公木老师与我的母亲一样，几乎经历过了这个不平静世纪整整九十年的全部。夸张地说：她，是一部苦难深重的现代平民史。而公木老师，是一部沧桑纠结的现代知识分子史。
我留下的，并不全是遗憾。那些年，我是一个对某种艺术追求得发疯的青年人。我从来尊崇着他的人格，内心里却一天天地在生长美丽异端。面对着庞大的传统与文化格局，我一直暗藏着一种与之对立的诗歌艺术情绪与观点。
我一直设定，并大体做到――平等、自尊地以诗人的相似身份，与这位老人相处――我相信，在他的身边，不会有很多类似的人。我，是他亲眼看到的、嫩叶一样钻出地表的怪草。他，是我触到的、可疑森林中一株真实的大树。我们的性格中，有一种相似的执着、逆反与生硬。如果把双方分别错放到各自的年代，我也会去扔汽油瓶，他也可能书写诗群。
――正如他想真诚地改变我一样，我也一直在试图真诚地改变他！
七十年代末，吉林大学的诗社一直兴奋地与全国最新诗潮保持着同步。它也是后来惊天动地的“朦胧诗”一个小型的发源地。在横跨几年的过程中，我 几乎一点没有折扣地、把我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最新非官方诗歌，一批批送到他的案头。如果说回报，我觉得这才是我对于自己老师的最大回报。
大概从１９７９年春天，也就是《今天》杂志出刊第三期“诗歌专号”起，公木老师就看到了当时的全部。这使得他成为当年中国诗坛上最早接触“朦胧诗”的老人之一。也许因此，他，没有像有些老诗人那样与新潮奋力对抗。
我清楚地看到了：巨大的艺术反差，在他的身上激起了过敏反应一样的心浪。最终，他从自己纯净的人格与艺术的真诚出发，对它们发出过率真的赞美。同时，他也从来没有脱离过自己一生坚守着的集体性阵营，包括自己的创作。
我与这位老人，进行过那么多次天空中的谈话，在词语中，我们几乎没有降落到各自生存的土地。被众多朋友所知道的、他对我生存意义上的几次帮助，发生后我们几乎再没谈起。依他的单纯，他虽以校长身份的询问也被有关部门轻松地应付……在驳斥诗潮的严厉会议上，他为了替我说出一点公平话，不得不中断发言在台上吃心脏病的药……在我突遭驱逐的那一年，他主动找到贤明的领导，亲自上门陈情……
得到公木先生去世消息前一个多小时的黄昏，我与王小妮正在乘车向西走。左边一公里是南海，右边是整个中国大陆。天空布满奇怪的、平面般的阴云。太阳突然出现在斜前方，像一块暗红的水彩那样黯淡！再抬头时，有棱角异常分明的云横切过它。暗色球面的下方，出现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直角形状！反反复复多次。我们停下车观看，惊异了很久。
我从来不相信人与万物之间的对应或征兆。我只是感叹天空中的事情有时也离奇不可思议。我从来渴望把万事万物弄清，却多年一再接受困惑。
公木先生一生都在写作与思考，我相信对于他本人的逝世，他自己也会感到遗憾。他也会说：还有那么多的字没有写，还有那么多的争论没有进行！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