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五十年代初
那时我才十岁左右。他和他夫人来访，在我家引起一阵热闹。他个子极高大，我觉得他很象外国画报上的人。他夫人也十分漂亮；听说她有日本血统，我更是好奇。她身材很苗条、纤细，梳的是日本式的头发。我不清楚这家亲戚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把他们当贵客相迎，我自然也觉得他们一定是不同寻常的好人。当时我们小孩子并不参与“大人”的议论，但是“大人”谈天倒也并不回避我们，所以我东一句西一句听着，再加上自己的印象，朦胧之中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他们是我母亲的亲戚，叫我母亲“姑姑”。杨先生的父亲是中英混血儿，在英国皇家海军里做到四颗星的将军，母亲是中国血统。杨先生在英、美留学，精通英文、法文，还会说日文、德文，比较起来中文底子差一点——当然，这是从我们家的标准来看，因为，后来我看过他们夫妻的译作，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他的夫人，也通英文，我们都用她的小名“阿眯”称呼她。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回国来了。
我们家的人尊敬他们，喜欢他们，但是隐隐也有些为他们担心，特别是觉得杨先生为人太老实、太傻气，怕他在外面会吃亏。这种担忧里，流露着真诚的关切。
我觉得杨先生象一头大北极熊，宽宽大大的脸，动作缓慢，说话温文尔雅， 跟我们家父母、兄姐这些直爽、激昂的人对比，更觉得他是如此。我们家的人，笑起来就是哈哈大笑，说起话来，往往会慷慨激昂；他们的爱憎，在他们真诚相待的人面前毫无掩饰，更不 会考虑任何礼貌客套。杨先生显然很信任“姑姑”这一家子。但是周围这些人的慷慨激昂从来没有使他激动过， 他总是慢条斯理地说话，微微地笑，或者静静地听。
我跟母亲去过他家——在一条静静的林荫路上。他们的家在沿街的一栋中式房子里，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我喜欢的面包房，来去都能闻到诱人的烤面包的香味。他家很洋气， 阿眯跟在我们家时大不一样：在我们家她不声不响，十分有礼貌地坐在一旁，象位很有教养的善良公主；但在她自己的家里，她里里外外忙着，招待殷勤得体，一口一声“姑姑。”她显得更年轻、善良、美丽——这是我这个小孩子的印象。
我后来听大人议论，说阿眯比杨先生“世故”多了，懂得如何适应环境。 我们家，在待人接物上，向来把真诚、正直看得比善于交际要重，但是，在这对夫妇身上，之所以会这么说，却也许是在为他们担忧之余所攀住的一线希望。
不久以后，杨家夫妇在上海一家出版社落实了工作，当编辑。他们跟我父兄在业务上关系更密切了。这期间，单位里有多少竞争、褒贬、委屈，常在他们之间交流。他们是好朋友。 杨先生在外肯吃亏，遭人挤压也忍得住。我父兄关心他，尊敬他，但同时也气他一味谦让， 常说他“太老实，斗志不足”。
我那时常替我大哥去出版社送稿子。从我们家去，只要过两条马路，四，五分钟就到了。出版社在一条大弄堂里，只是个普通住家人的客堂间。我每次去，编辑们都对我挺好的。大家也很随便，跟我说一些简单的家常话。但每次看到杨家夫妇，我总有更亲切的感觉。显然，他们在单位里跟在我家不一样，形象和态度都不同。我们不多说话，但连我这个“小人”都似乎有“心照不宣”的感觉。阿眯似乎有些做戏，但杨先生还是那样，在我们家时，他根本无暇注意到我，这时他望着我，眼光是那么真挚、诚实。我记得就在当时我想：这个大熊在哪里都一样，不会变的。 阿眯就不同，头发梳成中国式的了，穿着大众化的衣服，跟同事在一起。除了她那份漂亮还不能完全掩盖她独特的成长环境以外，她看上去完全是这个单位的一份子了。
风波骤起
我后来才明白，正是因为我所尊重的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杨先生的表里如一、诚实谦逊、温良恭俭让，才导致他后来二十多年的苦难经历，也多亏了他能干、聪明而坚强的夫人，在这二十多年中，把这一家子撑过来了。
“反右”开始不久，杨先生就给“揪出来”了。在上海出版界的斗争大会上遭到“批判，斗争”。我记得我的父亲和大哥又恼又恨，说了又说：“叫他不要去说，他就是傻气，真是太天真，什么都不懂。”
刚开始的阶段，他还来过我们家几次，说起话来仍然是那样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是他木然的脸上多了一丝苦笑，眼光显得更沉默。他告诉我们，别人说他什么。我们一家人都关切地听着，惊奇地听他说他自己说过的话—— 他怎么会这么说！我们家的人也去过他家几次——当然是在天黑了以后，回来也说得很激动。后来风声越来越紧，别人都不敢理他们了，他没再来过，但是我大哥还悄悄去看过他，另外出版社有个跟我大哥要好的编辑也来通过风报过信，为他担心，叫我们劝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他的“罪状”是他说立法、司法，跟政府的管理部门分开更好，更能防止独断独行或者贪污腐化。这一条就足够 “上纲上线”了。于是在名为“辩论”实为“批斗”的大会上，大家轮番骂他。最后，他为了表示认错，竟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方雪白的手帕，向大家挥了挥，表示投降。这更引起众人的大哗。不少人心里哭笑不得——他完全不懂中国的政治，真是自己火上加油，凭空又自添“罪状”。于是大家又从他日常生活中挑错，说他下乡劳动时，水壶里装的是可可牛奶……
周围的人说他完全是自找的麻烦，人家想帮忙也帮不上。但是他不争、不抢、不结帮的态度，恐怕是别人欺负他的主要原因。“揪”他，不会得罪任何人，他也不会记仇，即使到了“阴间”，他这种人也无足轻重，不会回头来找谁算账。
当然，周围认识他的人心里都不免为他感叹，同情他，但谁也没有敢公开表露。我也曾设法想像他周围的人——在那间客堂里的人——突然都不理他，对他凶神恶煞的样子，觉得很是不可思议。
发配
不久，杨先生就给发配到甘肃的一个小山沟里去了。阿眯跟他办了离婚手续。他一个人去顶锅，阿眯一个人在家照顾三个孩子。阿眯以后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也可想而知。但后来的漫长岁月证明她是个勇敢的女子。这种“离婚”完全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虽然当时我们家似乎还对她有些看法，不过，总的说来，是谅解的。我大哥后来还教过他们儿子英文。他们的大女儿学医，毕业时，报名去甘肃工作，实际是为了照顾父亲。
杨先生一直没回来过，人们渐渐把他淡忘。听说他在山沟里的一个小学当工友，天天打铃，如此而已，生活的艰难则不必说了。
那一场所谓的反右斗争就这样把一个想回国来认真作点事的人给毁了，他半辈子刻苦学来的本事，不用说，也从此休矣。
这是位普普通通的人，然而我觉得他是位杰出的人，一直不能忘记。
归来
七十年代末开始了平反风。到了八十年代初，杨先生总算回到了上海，平了反，复了婚，一切都是靠了阿眯的努力。他来了我们家，老了，晒黑了，但是还是那么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只是说话倒比以前随便得多了。他是我见到的极少的几位历经苦难却仍然保持着本身气质的人。
孟子说：“尊德乐义，则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这里的“嚣嚣”，是“安详自若”的意思，用在杨先生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尽管我觉得他如今在那份“嚣嚣”里，对于世间某些人和事，多了一份沉默的蔑视。
我十分高兴他没有大变，但是我也很难想像他这二十多年是怎么一天天过来的。他只说了几件事，说得仍然是低声低气、轻描淡写，只是言语间多了一份幽默。“那几十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有一本法文毛选可看……”，“夜里被子上的气寒水结了冰，我把凳子、书都搁在身上睡觉……”
不久，他离开了人世。
（作于檀香山）
小注：杨先生，名之宏，曾以笔名“西海”与主万合译美国作家德莱塞的长篇小说《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