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尧：在采访何三坡时，我和他聊到文人多慕古，越前卫越是如此。周作人与鲁迅的区别在慕古上就可以看出深浅，周作人爱日本与希腊，但别人的评价，他的风格近明际清，鲁迅爱好魏晋与晚唐，但评论界评他的诗风存汉骨。也许这是个庸俗问题，但却是深入了解一个诗人的最佳侧面，问题是：如果让你选择，你喜欢哪个时代？为什么？
阎安：其实，文人慕古别有用心。周作人和鲁迅在精神向度上是一致的，俩个人都是终生穿长袍，用毛笔写字。周作人推崇古希腊，是因为希腊代表了人类早期最富有创造性的状态，而鲁迅偏爱的魏晋时代恰恰是生命自觉的时代，他认为这种自觉还造成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魏晋人讲究生命存在的风度，朝不保夕的生命感导致士大夫和文人以张扬的个性选择消极的生活方式，而消极的恰恰是诗意的。
但是人人心里都明白，魏晋人比较诗意的存在，建立在其异常残酷的生存背景上，历史上的魏晋名士大多被杀掉了。唐朝也一样，无休止的扩边对外战争，宫庭宦官权僚之间的残酷博杀，使得生存成为一门凶险的艺术。生命在古代条件下脆弱无比，很多人都是一次感冒就死掉了。所以文人慕古，只是取其一面，意在求得对当下历史的参与和创造。生活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那么完美，也许更倒霉。所以历史呀，时间呀，这都是厉害人带着深切的、无法挽回的流逝感要把自己和自己认定的理想推到现在，强加给当下，对于他们来说，所有过去的时代都只是我们时代的某个侧面或某种可能性。所以，你要问我喜欢生活在哪个时代的话，我还是喜欢生活在现在，这是最可靠的。
吴怀尧：诗人同时也是诗评家的周公度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陕西的诗人没有传统，他们为了成为三流的诗人，阅读大部分源自二流的同行，没有人去古典里寻觅传承。他们的思想根源更是可笑，在于民间的俚曲，与全国各地的诗人相比，毫无强势传统的优势。守着一片森林，却去枯草丛中找风景。瘦小的智慧由此养成。”对于他这种尖锐的批评，你怎么看？是否认为有其合理性？
阎安：周公度的批评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狠，是武林中高手才采用的典型的点穴致命法。他的这一批评具有全国意义，因为他在指出陕西诗人坏毛病的同时，也指出了全国诗人共同的坏毛病。批评就要有些刀下不留人的残酷劲，否则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吴怀尧：周公度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在学术界，秦文化是富于侵略性的，冷毅、峻厉，但却宏迈、宽容，不蛮横，只是现在的秦人文化却成了村野与小镇的代名词。”在你的诗歌中，我发现了久违的秦文化的精髓之处，而且尤为可喜的是，还多了些许霸道的气息，譬如那些“巨鸟”与“北方的使者”的形象，他们都具有“俯瞰”的傲慢气质。我想问的是，你的写作是如何在当代去衔接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的？
阎安：中国历史在汉以后，当儒家文化成为国家主流文化以后，一直是贬秦的，包括对秦文化的贬损。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会：很少有人看到秦灭六国是秦文化的胜利这个玄机，却认为秦灭六国是灭文化，秦本身没文化，一句“孔子西行不入秦”，几千年流传，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误会和恶意呵！
事实上，秦文化它是南靠秦岭，北望贺兰的一个地理的蓬勃，秦在这样一个宏大的蓬勃中生发出深刻的生命自觉，并且把这种生命的自觉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历史行动。秦的历史在我看来就是生命及其历史的诗性直觉形式的必然性崛起，它为当时处于重大危机状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原始的生命直觉，秦文化正是藉此冲荡中国历史并完成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全新的建制的。不然“汉承秦制”从何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汉人”也就无从产生，而“秦人”、“汉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海外异邦对华人的惯称，以至八百年后大唐立国臻为极盛，至唐灭后又过了一千年，海外仍以“唐人”为华人的指代（美洲各国现在仍流行“唐人街”）。事实上，秦人汉人唐人都是历史根系和血脉的必然接续，它昭示了“汉承秦制“所依赖的文化和地理优势，恰巧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周秦汉唐”都建都在陕西，亦即我们现在仍习惯称谓的三秦之地。我想在一个敏锐的诗人看来，传统是存在的，传统在他自己身上是能动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是处于一种诗性直觉勃动状态的存在。
吴怀尧：你的谈吐从思维方式到态度见解，具有中西贯通的学养气息，我感到这与你诗歌中的某种内在的气度和“大”是一以贯之的。你的外语水平怎样？现在几乎人人都反感思想文化界被动依赖外来资源的不作为，看得出来你也反感，那么你怎么看西学中译这个问题？另外，当代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化通源能力差的问题，有人认为是要继续加强文言经典的白话文翻译，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阎安：我高中学的是俄语，大学学的是英语，我的外语很差，无法阅读英语原著，大学外语课过关考试常常要借助照抄同桌。或许这样的话，我没有资格谈翻译。但长期而深入的阅读感受使我仍然要说，中国的百年翻译史不得了，一百年中几乎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都翻译过来了，这些东西以经典翻译为主体几乎系统完整地搬过来了，一个国家这么厉害，大概只有拥有过唐朝历史阶段的中国才能做到。说到百年中国文学史，少不了百年翻译史，翻译甚至就是创作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汉语写作的一半。
在所有翻译中，诗歌翻译是最差的，这可能跟诗性汉语本身的难度有关，但百年诗歌史实际上仍然是一部翻译史，这让体现在诗歌翻译中那些水平有限的再写作就做到了。近百年来西方文学对中文学的影响，不仅仅是思想方法上的影响，而且是波及到生活形态上的影响。当代我所认识的一些厉害人，都不是受中国的影响，而是受外国的影响。中国的古汉语是独立的，它在我们的传统中巍然屹立，不可动摇。但现代汉语就大不一样了，它吸纳融汇的东西太多了，不仅有新的不同于古汉语的表达方式，连文化基础都变了。
对文言经典的翻译，白话文运动开始之际就开始了，也是一个百年了。但是翻译古典的潮流，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是完全失败了。闻一多的翻译烂，余冠英的翻译烂，郭沫若的翻译更烂，倒是当代最年轻的国学大师贾勤先生对《诗经》的翻译我比较推崇。中国人——汉语的儿子还要翻译自己的古典才接受它，这不等于要把父亲变成继父才亲他一样了吗，这有点丢人了，注定要失败。事实证明，古典可以今讲，但不可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可以翻译吗？如果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相当于把石头放进水里要融化掉，这可能吗？翻译要准确，但相较古汉语，现代汉语的根基都变了，怎么准确？越准确越完蛋。
吴怀尧：水流千里归大海。现在有不少年过四十的作家在创作之外，陷于一种“有愁无乡，有家无归”的精神困境，你有没有类似的烦恼？在你心里，故乡仅是地理概念还是属于精神范畴？
阎安：故乡？现代人还有故乡吗？当现代成为普及全球的事实后，故乡就永远地消失了。城市和商业把地球上所有的原点串联起来，为我御用。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异乡，所有的人类都成了异乡人。现代人就是无根的飘萍，城市及其用心不尽的商业就是要把每一个人都变成流亡者和异乡人的地方，于是每一个人的迷惘、分裂便成为必然，其身份的质疑、认定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推演过程。
现代人都知道要回到故乡是不可为之的徒劳之举。但是我相信诗意上的故乡，相信它也一样是可靠的，对它的接近是可能的。故乡再也不是那种被固定在大地的某个方位及其乡土位置上的有局限的故乡，而是一个从守望中出发，从出发中背离，从背离中回归，不断地动用整个世界一切可能性的参照和坐标，因而也充满了诗意关联度的开放的故乡，一个具有精神的可能性向度及其意义上的故乡。
吴怀尧：《圣经》道，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佛经说，终生皆尘土。所以，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人世，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些什么？
阎安：自己什么都不写，也不希望别人写。尘世不过是过眼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