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在国际文坛上早已成为获奖专业户。至于她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却只能根据外部因素进行推测。按照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规定，所有涉及提名、评选过程的档案会在50年后自动解密。也就是说，真相在50年后才能大白（顺便说一句，任何人都无从得知谁被提名，谁进入了五人终选名单等绝密信息，所以尽管村上春树被博彩公司认为是最具竞争力的人，实际上他有可能压根就没被提名）。
在我看来，门罗获得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重温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诺贝尔的遗嘱是用瑞典文写的，在我的理解能力之外。中文通常翻译为“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而英文翻译是“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我觉得这个中译并没有错，只是总给人一种感觉：“理想倾向”指的是作品的内容；而从英文来看，“in an ideal direction”（在理想的方向上），修饰的是作品本身，应该既描述作品的内容也描述作品的形式。
一些评论家认为：门罗属于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流派。这一流派在遵守现实主义规则的同时，着重揭示记忆、心理、动机的复杂性。我觉得门罗的心理现实主义汇聚了现代主义和传统批判现实主义的精华。主人公的欲望被压抑、被扭曲，使我们思考传统、宗教、习俗、道德等软力量对个体心灵的作用,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而当我们跟随着主人公在记忆的迷宫里跋涉的时候，我们又能感受到确定性之无可挽回的失去，以及人类对于确定性之同等强烈的怀念。而这，又是现代主义的力量。
从形式上看，门罗的短篇小说挑战了语言表达效率的极限，她应该是走“在理想的方向上”，且走得最远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文学界对此应该不会存在争议。
争议应该是从内容而来。我听到国内作家有些议论：门罗关注的都是琐事，她的作品格局太小，为什么这样一个作家能够得奖呢？我这样理解：
人类怎样生活才算走“在理想的方向上”呢？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当人类被卷入战争的时候，人类就渴望和平；当种族不平等时，人类就期盼平等；当同性恋受到歧视时，人类就呼唤理解。所以，如果真有理想社会的话，我们应该能够设想：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会有重大的不公平需要人类去抗争。于是，人类的痛苦就剩下了爱、孤独、自我、死亡、命运、回忆、空虚等等这些在我们目前看来是私人的、琐碎的主题。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未缺少过需要激烈抗争的不公正，但二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总的来说，是走“在理想的方向上”，冲突和不公越来越少。人类也许永远无法抵达，但却是在无限接近那个理想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门罗出现在加拿大，并非偶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加拿大始终是一个相对平静的社会，虽然也有自杀和凶杀，自欺与背叛，仍是离人类理想最近的一个社区。
1970年代，门罗刚一出道，即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说明加拿大读者与文学界立刻意识到了门罗的价值。假设门罗出现在美国，很可能不会受到同等的重视，因为1970年代的美国，多方面的社会矛盾纠结在一起，社会风云动荡，像门罗这样的声音实在太容易被淹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激烈冲突层层被剥离，那些原本潜伏在人类身体之中，最接近人类心灵的永恒问题便渐渐浮出水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门罗的影响逐渐跨越国境线，为北美、英语世界乃至世界文坛所注目。一般来说，作家的创作总是有高潮有低潮，但门罗的作品一本比一本卖得好，一是因为她的作品具有稳定的高品质，二是因为时代的发展追上了她的视野。
门罗是一位拥有独特力量的作家。她的作品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激荡和智力的挑战。我相信中国读者既能够享用“鸡汤”，也能够享用文学的盛宴。
（原载《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