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知道这老头是大楼管理员。他就住一楼东边向着院子的一间屋子里。那里有门可直通后院。他在他门前空地划出个小角落，种些花，摆上桌凳，还围上点儿什么。平日坐那儿晒太阳。那地界儿成了他私人领地。别人碰不得。显然他不喜欢人家在后院停车。更别说大晚上的在那儿折腾车了。
过了两天，我开了车来，想停后院。是想着要帮组里去买饮料。准备开车去拉。在进后院大门的时候，看见那个老头站在那儿。他看见了我，脸竟一下涨红了。就见他双脚一蹦，两手张开，两腿叉开，蹦成个大字。挡在我车前，不让我进。我惹他不起，乖乖倒车。把车开到楼前边停下来。
上楼到办公室，见到组里的人。我说我车停外边了。开不进后院来，楼里的老头不让。大家就摇头。组里的约克是个大个子，听了摩拳擦掌，说：“走，我跟你一块 儿下去。我们把车开进来。”组长库特也说：“一会儿买水，约克跟你一块儿去吧。车还停后院。你可以停的，没人能禁止。”我就跟约克一块儿下楼。坐我车一块儿进后院。远远见老头还站院子门口。我很开心，要看老头如何与约克碰撞。以为有场好戏。那老头儿看见我，刚要发作，一瞥眼看见旁边坐着约克。这老儿！着实让人惊讶。竟把头转了，仰起，两眼望天，佯做看云状。我给油，车照直开，扬长而入。大模样停到院子里。心里鄙夷：这德国人，真是软的欺负硬的怕。
这楼后院是公共的，是规定可以停车的。我知道老头儿这行径。他是看见是外国人，才跳，才想跳，才敢跳。新纳粹的种子是播在这样民众的土壤里的。
纳粹
80年代末。我还在大学。我的大学熟人，安德丽雅跟我说：“我在很多场合，都不敢给德国喊好。因为总觉的那是纳粹。”安德丽雅是汉学家，她能说很好的汉语 四声，是那时柏林口译界著名的三大家之一。她这意识，第一次听到时，让我惊讶。她给我解释：“我只有在足球比赛时觉得可以给德国叫好。因为那是体育比赛。大学里许多人有这种想法。”
在德国，排斥外国人，被隐隐地看成是有纳粹倾向。典型的句子：“Deutschland den Deutschen! Ausl?nder raus!”(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外国人滚出去！)是公认的纳粹口号。哪个议员说这话，他立刻当不成了。另外的一句，“Ich bin stolz，als ein Deutscher zu sein！”(我为我是个德国人而骄傲!)是新纳粹口号。高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没有一个人会说这话。喊这口号的是胳膊上刺了青，脖子粗红的闲汉。 说这话在德国，会隐含对说话人强的贬义。人的感觉是：来不来没事儿去说这话，搞不好没完成教育。身无长技，更无骄人之处，只剩的玩命叫唤“我骄傲我是德国 人！”为让自己感觉自己了不起。往往是些街头牛二，穿齐整了黑军装，戴好红袖箍，喝许多啤酒后，很刺激地齐声喊。如果你有幸赶上，你站一边儿看这么一群， 闹腾得猴儿似的。让人觉得特傻，特纳粹。
德国的新纳粹成员，很多都是街上的。一般都工作不好，恨外国人抢饭碗。这种人不上高层。公司高级职员，商界人士，政府衙门的官员里都少。大学里更是几乎没有。大学里的人都比较的教养。对纳粹有深的反省。和外国同学很友好。
“偏激的爱国是有害的，”小院儿里，瓦格纳跟我喝着啤酒，这么跟我说：“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对世界融合潮流的反动。”瓦格纳是我柏林工大的熟人，在电子系做 高年级助教。啤酒是Jever，大听。好牌子，清洌爽口，没有清啤那么苦。瓦格纳打开一听。把啤酒往大酒杯里倒，说：“要说爱国主义者，希特勒最纯粹。谁都没他那么爱国。你看，他不像戈林，不追求财富，不追求享受，也不贪婪女人。他是一心为了德国。最后还把命搭上。”他端起大杯，向我举一下，示意 cheers。大杯放嘴边，呷了口啤酒：“德国那个总统，魏茨泽克（Weizs?cker），就不像希特勒那么爱德国。人家问魏茨泽克你第一爱的是不是德 国。他说：不是。我第一爱我老婆。他第二爱的也不是德国，是什么来着，故乡吧，还是老祖母或老妈。忘了。反正第三才轮到爱德国。”瓦格纳举了大杯，又去灌 一大口啤酒：“魏茨泽克这样的人，我们得选了当总统，当总理。”我也灌一口啤酒。问他：“为什么呢？”他擦下嘴：“希特勒最爱德国，爱得疯了，一切都疯狂地为德国，就去毁别人占别人，杀别人打别人。德国的给德国，别人的也给德国，不给就抢。这种德国，强大时野心可怕。用强力压对方屈从，用武力毁灭掉对方。 最后，对别人对自己是大灾难，对世界是大灾难。魏茨泽克第一不爱德国。这样，他在对待德国和别国利益冲突时，就会冷静和理智地处理双方的关系。寻求双方妥 协的方式。对双方都好，尤其在今天开放的世界。”
我想起来。德国美国有点儿不同。美国影片里，公开在歌颂“patriotism”(爱国主义)，大赞特赞，不在乎。德国在乎，甚至忌讳。不干，也不敢。德 国这词儿是“patriotismus”，电影里没有歌颂这玩意儿的主题。政治家演讲从来没见用patriotismus这个词儿。
小吃摊
柏林地铁Ernst-Reuter-Platz广场站下面，在东边出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吃铺子。卖匈牙利炖肉汤，香肠土豆汤，咖喱烤肠，维也纳煮肠。我有一阵住的远，得坐地铁。去工大主楼，都是在那一站下车。
卖小吃的是一位老师傅。我认定他以前一定是个高级厨师，在高级宾馆里干过。他熬的那汤味道浓极了。从地铁站台往外走，熬汤的浓香就一股一股地冒，一阵一阵 地飘，毒气似的，让人简直受不了。我当然经不住诱惑。不管饿不饿，每次在那儿我都得喝上一份土豆汤，才能走。那汤热热的稠稠的，土豆煮化了，沙沙的，非常可口。那是种会让人生出深刻爱意，让人能相恋终生的汤。
当然，这是说的多年前的事啦，那时我还年轻。现在我都老了，那老师傅就更老啦。也做不动啦。小摊子早就撤了。唉，都没啦。只剩下记忆里的这点儿爱恋了。
想到吃过的好吃的汤，就想到那个小摊子。心里愿那位老师傅身体现在依旧健康。
庆祝party
刘世槎做答辩了。我们都去给他祝贺。按惯例，答辩之后，要有个冷盘的自助餐会，作为庆祝。大学的学生食堂都承办这种冷餐。一般是用的小圆面包。切一半。上 面涂黄油，放奶酪片，生菜叶。再上面放各种花样，或熟肉片，或生火腿片，或生鱼片，或鱼子酱，或鸡蛋奶油沙拉。这样算一份。叫“Halbe Belegte”，这似乎应该翻成“半堆儿”。Halbe意思是半个，Belegte意思是堆摆。本来后面应跟有“小面包”一词儿，口语中把它给省掉了。 各种这式儿的“半堆儿”做一大堆，摆大花边儿方托盘上。大托盘银亮，餐桌上摆满。一桌的花花绿绿，很好看。
去的中国同学都自己在家做好吃的，酱肉卤蛋熏鱼什么的，带去，算是祝贺。我做了一大盘盐水鸭。都切成大条。开车带过去。
冷盘餐摆在数学楼后面的一座独立的小洋楼里。不靠街道，挺僻静的。小洋楼古香古色，它带了个小钟楼圆塔顶。还带了个小花园。四周都是现代的楼。这楼有点儿巴洛克。不太协调。不知它什么来历。我想这楼是刘世槎他们系的。
大学的答辩是公开进行。答辩会的布告要先贴在系的墙上，写明题目，内容，导师和答辩评审教授名单。布告贴半个月。看是否有人质疑。答辩会谁都可以参加。甚至可以发言向答辩人质询。我去时，刘世槎已经答辩结束。
小楼里面的厅里，靠墙一圈铺了白布的长桌，摆了花，摆了许多大盘，都是吃食。有许多杯子瓶子。楼里楼外，和花园里，站许多男女，拿着酒水香槟。一看就知道都是大学的人，学生，助教，和教授。
我弄了杯香槟，在人丛中找到刘，向他祝贺。他被一群人围着，说不上话。我取了个大平盘，拿了些食物，端着那杯香槟，走到花园里。花园里放了折叠桌椅。坐着些人。旁边有个石桌，长条的石凳。见没人坐，我就把食盘放到石桌上，坐下来。
这时见过来三个女孩儿，金发。大一吧，但不是西欧人的样子。都端了大盘，上面堆满了吃的。径直走到石桌，一屁股在我对面坐下来，大吃。一边唧唧呱呱说话，是俄语。那时柏林墙还没倒，边境也不开放。俄国学生比较少见。我想：哦，刘世槎他们这儿还有俄国学生。
女孩们胃口特好，有一个还去又拿了一大盘。吃了一阵，一个女孩才想起来，抬头找我说话，是换了德语，带口音：“喂，今天这里是搞什么事儿啊？”我笑了，想 着：“咳呀，大吃了这半天，怎么回事儿都不知道。原来是外面来吃蹭的。”就说：“是一个中国同学庆祝做博士答辩。”女孩回过头，跟同伴唧呱唧呱。三人都抬 头，一个问我：“是哪个？”我给她们指。她们三个一齐伸了脖子，鹅颈似地：“在哪儿呀？”
她们三个从莫斯科和基辅来。想进柏林工大。还没办注册。看到这儿的花园，有吃喝，是个庆祝party。就钻进来，取了个盘子捡食物，拿出来坐着，有吃有喝。
这类似的事儿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回。都是被人拉着。一次成功一次失败。
一次是在汉诺威CeBIT参展。7天，我和GERB公司的人在展台值班。闭幕前的两天，晚上快闭馆时，有些公司在自己展区搞冷餐庆祝。请的乐队奏乐。 GERB的人不去城里找餐馆了。闭馆时把展台一锁，拉了我在各展厅转悠。拉开一个厅门，听里面是否有音乐搞庆祝。径直大模大样走进庆祝的人堆，拿了盘子，自取各种吃食。跟人后面排队，叫厨子切烤肉，叫待者倒红酒。还看到有表演。几个男女演员，紧身衣裤，暴露颇多，跳腾得激烈。乐队拼命吹拼命敲。看者甚众， 围观，什么人都有，都拿的吃喝。跟荒年办赈粥似的。
还一次是周末，傍晚跟了托马斯在街上走。临街三楼窗大开。里面灯光巨亮。人声喧闹，爆阵阵哄笑，且嘭嚓嚓有鼓乐。托马斯停下来，说：“这儿有个 party。等着，我去问问人家缺不缺人。”说着，就跑进楼去。把我丢在外面。一会儿，他出来了，说：“不行。人家说人够了。屋子里人挤满了。算了，咱走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