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这一年年底吧，在岁末的阴郁天气下，在团结湖一带一个仓库一样的活动场所里，北岛主持了“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仪式。授奖仪式庄重、肃穆，北岛亲自撰写了给多多的授奖辞。这个授奖辞今天看来仍很经典，我认为这是北岛本人写下的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文字之一，它不仅抓住了多多诗歌的特质，它对于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坚持和延续由“今天”所开创的独立的诗歌传统都十分重要。在宣读这篇授奖辞之前，北岛还明确声言设立“今天诗歌奖”就是为了和一切官方的文学奖“相抗衡”。我去参加了，去的人依然很多，有中国人，也有许多老外。我和人们一起站立着听着这声音（那里没有座椅），我又感到了那种能够召唤和激励我们上路的东西了！然而，落实到具体人世的层面上，有些事情就超出了我的理解。在犹豫再三后，我在这里也不得不把它说出来——为了那历史的真实，也为了让后人看看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与时间达成的悲剧性协议”。就在这个授奖仪式举行后不久，应该是临近春节吧，我在已搬入农展馆南路文联大厦的诗刊办公室里上班，忽然过道里传来了说话声和走动声，我出来一看，北岛出现在那里，原来他是来“领奖”的！因为那一年中国作协设立了十部优秀诗集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也给了北岛。该奖由作协委托诗刊社具体办理，早在好几个月前已宣布了结果。北岛当然知道这个奖的性质，但他终于还是来了，在刘湛秋的带领下去诗刊社徐会计那里领那2000元的奖金。在过道里遇到我时北岛多少有点尴尬：“唉，快过年了，没钱花了”。我则回到我的办公室里，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北岛离去时，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当然，我知道我无权指责任何人或要求任何人，我也知道我们这些人还不能和我们所读到的那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诗人相比。然而，在我“亲爱的祖国”（这里借用舒婷当年的诗句），还有什么是可以指望的呢？一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而接下来的一年，不用多说，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震撼，更是言辞难以形容的了。要回忆它，也远远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能力。这里只说一个细节：那一年早春，一禾匆匆地来到我在西单白庙胡同的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问他喝什么，他答到“酒”，我拿出一瓶烈酒（汾酒），他倒满一大杯，一仰首就全下去了，壮烈啊。
接着不久，就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对此，我那时一点也不相信，甚至拒绝相信。那一年3月初，也就是在他自杀前的大半个月，他在安庆老家过完春节回来上班后还来过文联大楼找过老木和我，他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在办公室里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因为是中午，那里没人上班，他顺手从过道的书柜里抽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塞林格的《九故事》，他给了我）。没有任何征兆！也许，唯一的迹象是他那篇诗学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头年10月底，应《世界文学》编辑刘长缨之邀，我为他们的“中国诗人与外国诗”栏目组稿，我首先约了西川和海子，西川寄来了《庞德点滴》，海子也很快从昌平给我寄来了他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988年11月16日），我一看，文中充满了语言破裂的迹象，如“这个活着的，抖动的，心脏的，人形的，流血的，琴”，如“诗，和，开花，风吹过来，火向上升起，一样”，等等。我当时就有些诧异，但我特意告诉刘长缨这不是语法错误，这是诗人有意这样写的，请一定照原文发。刘长缨听了我的话，该文后来一字不动发表于《世界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2期。在这之前，我也告诉了海子这个消息。但他没有再回信，很可能，那时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他在他精神的黑夜里“流着泪迎接朝霞”，他要做的，是以他的身体本身来对他心目中的“伟大诗歌”进行最后一次冲刺！
这里还有一事，也就在海子自杀前不久，芒克等人开始筹划一个大型“幸存者”朗诵会活动。“幸存者”是1988年由芒克、唐晓渡、杨炼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俱乐部，我是它的首批成员（“幸存者”是分期分批“发展”的）。我当然很尊重芒克，也知道他的诗歌贡献包括他在《今天》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不过，第一次在芒克位于劲松的家里开会时，我心里就有些打鼓，因为芒克宣布了“组织纪律”，如果三次缺席，就要被除名。会上，我对“幸存者”这个名字也提出异议，多多也接着插话，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幸存者”，“嗨，你都这样了，怎么不是呢”，芒克赶快出来打断了我们的“异议”。纵然有所保留，后来我还是很认真地参加了“幸存者”的活动，也曾在我家举行过两周一次轮流的聚会（那次聚会的情况见我七、八年前写的《火车站，小姐姐……》一文），我和沈睿甚至冒着风险托人在一个印刷厂偷偷免费印了一期“幸存者”杂志。到了4月份，朗诵名单定下来了，我一看，有点惊讶，因为上面没有我，也没有西川、莫非、童蔚等（我想海子如活着，也肯定不会有），我在诗刊办公室找到晓渡，晓渡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你有口音，芒克没安排吧”，“那么西川呢，他也有口音？”我回到家后，一时性起，就给芒克去了一封信，以傲然的口气（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可笑）宣布从此退出“幸存者”。据说芒克接到信后，气得他老兄够呛，拿着信跑到同样住在劲松的晓渡家的二楼下，嚷嚷着喊他下来，要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和这些事情搅和在一起了。那就让我们各自走自己的路吧。我只知道那次芒克组织的朗诵会很成功，据说多多在台上一度声音哽咽，说出了他对海子之死的自责和愧疚。我知道他会这样，每个活着的人也应该这样。到了五月初，我和西川等人则参加了另一场纪念五四的大型诗歌朗诵会，当时一位著名话剧演员朗诵了我的《诗歌——谨以此诗给海子》，这首诗本来是我在海子死前的前两天写下的，它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内心危机的产物，海子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忍着泪加上了这样一个副标题，把它献给了死去的诗歌亲人：“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我从来没有走近你/我的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朗诵会上，当这声音传来，我已不能听，我一个人来到礼堂外面那昏暗的过道里。我自己已不能承担那声音……
而接下来的一切，都在一禾整理海子遗稿期间忍痛写下的这句诗里了：“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写下这话的诗人果然没有被放过：他死于脑溢血。他定格于永远的28岁（“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而那雷火仍在高空驶过，仍在无情地、更无情地寻找着我们……
难忘的，还有那一年那些荒凉的冬日夜晚。朋友们都四散了。曾经磨得滚烫的钢轨已渐渐生锈。我也没有了工作。但还有“一张松木桌子”，桌子上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各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安全通行证》、米沃什的诗及诗歌自传《诗的见证》，等等。在西单白庙胡同那座有着低矮屋顶的老房子里，一夜夜，妻子和六岁多的儿子已在里屋入睡，而我彻夜读着这些书。有时我不得不停顿下来，听着屋外那棵大枣树在寒风中呼啸的声音，有时读着读着又无言泪涌。我感到了那些不灭的诗魂在黑暗中对我的“目睹”了。我在深深的愧疚中意识到了我们那被赋予的生命。我写下了我那首《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但问题是，我们的那些苍白文字能否抹去这悲剧的乐音？我们能否绕过这其实永远也无法绕过去的一切？我们又能否忍受住我们那内在的绞疼而在中国继续去做一个所谓的诗人？
1992年元月初的一天，家人借来一辆车送我去首都国际机场。在几乎无望地折腾了一年半之久后，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和去英国的签证。车从西单白庙胡同（它现在已永远从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了）里出来，沿着冬日的长安街越过西单路口，越过高高的电报大楼，越过故宫的红墙……而我在心里和它们一一道别时也知道了，正如我在去伦敦后所写下的，无论我去了哪里，“静默下来，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划着我们的命运”。
2011，7，北京
（《文学界》2012年第2期“王家新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