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车
发布: 2009-2-20 00:12 | 作者: 维一
我们面面相觑，知道大事不好，心头就是一紧，不由得站了起来，喉咙里象是有一团粘痰咽不下去。不想列车长人还和气，将房门从身后关上，和颜悦色地说：小王的朋友吧？知识青年？没有买票，是不是？
果然是列车长，好一付眼力。我们不打自招，赶紧承认了。列车长说，小王带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他这个人还算机灵，可不跟我通气，几次事后问他，还都不承认，所以今天我索性问问你们算了。
听到这里，我不免担心害了小王，砸了他的饭碗，赶紧解释说，是我们主动求小王带人“扒车”的，肉和全国粮票也都是我们心甘情愿“孝敬”给他，他并没有主动索要。
列车长听罢，“哦”了一声说：“原来还送了东西给他，”然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从嘴里吐了口气，似乎明白了些什么。我这时才后悔多说了话，竟将交易的底牌也端了出去。心想这回要倒霉，可能会把我们交给乘警，到下一站将我们轰下火车，罚到铁路的采石场去劳动，挣够了钱才会放人。这些都是原先听说过的，弄不好直接解送专政机关处理都很难说。
我正在脑子里飞快地设想各种前途，不想列车长却眉开眼笑地说：“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很同情，你们哪里有什么钱，扒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今后不如直接来找我，省得这么躲躲藏藏，担惊受怕。今天就算交个朋友，留个北京的地址给我，说不定到时候我还有什么事情求到你们头上呢。”
我们这时如梦初醒，知道找到了真佛，小王无非是座“小雷音寺”。不过这时我倒是留了个心眼儿，没有把真实的地址写给他，只是胡乱给了他一个假地址。我担心万一他是在套我们的口供，然后到了北京再交给那边的派出所处理，麻烦可就大了。我告诉他，其实不必到我们家找，有事我们会到火车站来找他。
列车长临走的时候还说，你们要是在这里呆着不舒服就跟我到卧铺车厢去，那里还能躺着睡觉。
看见列车长这样热情，我就又有些后悔，觉得给他一个假地址有些对不住他，连忙摆手说不用麻烦，我们后会有期。
列车长走后，我们心里踏实许多，很快进入梦乡。时间也过得飞快，睁眼已经是车过杨村，马上就到北京。这时小王看见我们醒了，大约也多少知道我们和列车长之间地谈话，讪讪着脸，大不似原先那样热情。我看小王独自在整理自己的东西，只字未提这次旅途的最后一关：如何送我们出站，心里便打起鼓来。后来看见火车已经闪过东便门的城楼，说话就要进站，我只好鼓起勇气问问他的计划。没想到他听了之后说：“这都到了北京，出站应该是你们自己想办法了。咱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北京站这么严，我咋能有办法送你出站呢？其实你们应该事先打个电报，托咐好你们的同学，多买两张站台票进站接你们不就得了，下回留神吧。”小王说得振振有词，我们听了面面相觑，一时语塞，心中不免埋怨他这些话为何不早告诉我们。可是事到如今也是悔之晚矣。我也责怪自己：这样简单易行的办法怎么我就想不出来呢？
小王见我不开心，也没有多说，跟我们一同下了车，嘴里还满应满许地说：“如果你们下次还要‘扒’车去东北，就来找我。要是你们够意思，别忘了下礼拜四接车，再给我送五斤猪肉来，外面一定抹上四环素，最好四指以上的膘，另外全国粮票也别忘了。”
见小王毫无帮我们度过难关的意思，就只好硬着头皮跟着旅客向外走，连向他告辞的话都忘记了。
其实检票口的大门我十分清楚，只有两条窄窄的通道，几个人严加防守，而且旁边就是协助执勤的警察，三句话不对，立刻就可以将人押去车站的派出所。那个时候，政府唯恐外地来京上访申冤的民众惹事生非，早都通知各地火车站没有证明不许卖给来京的火车票，所以如若抓到没有车票“蹭”车的，首先就要怀疑是否是来京上访的“坏人”，而警察最烦的就是这些上访的民众，象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治安出现问题，完全都是因为他们，所以手下也是最不留情面的。
心里知道其中的厉害，我便觉得此事不能强夺，只能智取。只是小王悬崖撒手，事到临头我竟一时没有了办法，只好跟在出站的队伍后面慢慢磨蹭，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盘算起来。这时我突然瞥见从站台西面开来一列运送行李的电瓶车。顺着他们的来路，我发现那些行李都是从车站西侧的行李房运过来的。而行李房那边有一张通向外面的大门，那是大宗货物的出入口，门前还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值班工人正在指挥着行李的进出。
看到这里，我计上心来，撒腿离开等待出门的队伍，靠着行李车的掩护，躬身向西跑去，很快就到了行李房附近。当我们看到几个正在装卸行李的工人时立刻就放慢了脚步，装作若无其事地到处张望。我们的行迹果然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警觉地过来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要乘车到上海，不知道候车室在哪里，正好向诸位打听一下。他们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听我一口标准的京片子，就问我们是从哪里走进车站里来的。我指着通向外面的大门答道，就是从这张门进来的。没有想到这里到处都是行李，连个落脚休息的地方都没有。那几个工人听了立刻就不耐烦起来，说这里是行李房重地，怎么可以允许闲人乱走，从东面正厅里面进去才是候车室，听口音好象还是北京人，怎么连上火车的规矩都不懂。你们赶快出去，出去！说罢不由分说，连推带搡地将我们轰出了运货的大门。
转身看见那几个货运工人走掉，我们不免哈哈大笑起来。但恐怕他们醒悟之后来追赶，又赶紧收住笑，三步并作两步，融进车站外面喧嚣的人群之中。
车站外的广场上是一片红旗飞舞的海洋。一辆辆的卡车正在把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行李运进车站。大喇叭里反复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车站塔楼上扯起的大红横幅上分明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这时我才在惊恐之余感到疲惫不堪，根本无心伫足久看，于是拖着发麻的两腿一步一步走向汽车站，准备回学校。我知道朋友们肯定还在那里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归来，希望得知除“鸡肋”二字之外的更多消息。
从此之後，心里有了底，想想“扒车”也无非就这么两手，此后插队的分配地点一蟹不如一蟹，居然还有每次上工要交几分钱放在地头的笸箩里买救济粮的地方，相比之下，觉得阿荣旗到底还是不错，又有轻车熟路的经验，于是此后在京城与阿荣旗之间常来常往，大约大半年之内，竟有七八次之多。认识的内线人物渐渐多起来，办法也就融汇贯通了。有次我们竟有十四个人一同“扒车”的经历。只是我们的户口一直都没有动，因为还不死心，总想再找找更好的地方去落草。尤其是渐渐感到，今后要靠自己挣日子，这回大概是一辈子最后的选择了，不能对不住自己。
又是半年过去，看看就到了六九年的年尾上。我们终于决定金盆洗手，投奔云南农场。原因之一是贪图富贵，听说那里一个月可以实发二十八元的工资，这比阿荣旗的年终分成又保险了许多；二是一桩偶发的事件终于促成我们下了决心。
那是朋友立凡兄卷入一桩“反革命”案件，他在我们两人那次从阿荣旗回京之后很快被捕了。我是因为父亲刚刚死在劳改队，正在交涉后事的处理，实在无暇分身；二来这种事凑趣不得，否则就像白扇面上画梅花、美人和张飞，最后什么都画不成只好涂个黑扇面一样。
原本那次我是受朋友之托，将立凡顺便带去阿荣旗，还有一封代交的信件。事情过去了，也就都放到了脑后，听说立凡被抓，也不以为意。因为那个时候抓个人是太稀松平常的事，几个带红袖章的，或者几个警察到院子里来，指着你的鼻子说，就是你，跟我们走一趟，你就非去不可。有的时候回得来，有的时候回不来。有的时候三天两天，有的时候一年半载。见得多了也就惯了。
大约是立凡被抓起来一两个月之后的光景，我们去云南的打算也多少有了眉目，这天我又转到阿城家，想商量一下细节。可我前脚还没有进院子，就看见门口挤了一大群人在看热闹。我分开众人一看，正见几个警察和一个年岁比我小一些的家伙在撕扯，阿城的弟弟大陆在中间劝架。这位看来显然是大陆的朋友，还真是不软，竟敢大声对警察呵斥：你要敢动个试试，我跟你没完！接着就是看热闹人群里迸发出来的几声喝彩。警察看来还真有点弹压不住，正在叫跟来的街道积极份子帮忙轰散人群。
站在当院里的阿城看见我冒出人群，就用眼神示意我赶紧离开。我当时一急，却没有生智，脱口对他说：阿城，你们这里正忙，我先走了。
正要转身，就听见身后的警察一声喝止：呃，我说这位，先别走，你叫什么？
我只好回过头去报出姓名。
这时只见正在拉扯的警察都放下了手，眼光全扑到我的身上。为首的一位如释重负地说，好了，不用再说什么了，这些人都跟我们走，说着手指了指屋门口的这些人，又点了我一下。我正想分辨：这里头没有我什么事。可是不由分说，警察簇拥着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离开了院子，其中除了我和阿城，就是大陆和他的“哥儿们”。刚才那个和警察撕扯的家伙甩着肩膀，嘴里还不依不饶地嘟囔：这理走到哪儿我都讲得出去！
到了派出所，我们一人分进一间审讯室。我和问话的警察你来我往地交了几十个回合才闹明白，敢情他们是到阿城家找他，我因为已经家破人亡，暂时借住在舅舅家，没有找到，这下真是踏破铁鞋，一起“捉拿归案”了。警察去阿城家的时候，大陆和他的朋友正在听唱机，放的是苏联民歌。那时候听外国歌曲虽不一定犯法，但也都是需要规劝：年轻人么，总归要学好。警察上前一教训，却和他们纠缠上了。
到了晚上，一天没有吃饭。警察叫大陆过来问我吃什么，叫他去街上给我去买。少顷，大陆回来，手里托着几个包子，很不过意地说，真不好意思，我的几个朋友听歌，却让你和我哥在这里蹲着。後来才知道，我们进了派出所，没过一个钟头就把那几个刺儿头给放了，一直把我和阿城扣了一夜。大陆之所以没放，是让他管给我们买吃的。我到底没有研究过公安条例，象我们那晚没有逮捕，也没有收监的人，饭费到底是应该自理，还是应该由派出所提供。不过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饭和夜宵确实都是大陆自己出钱买回来的。
审讯的中心是立凡，问我代交信件的内容，我只能说，信口是封上的，当然不知道。到了夜里，或许他们原本就知道我们与立凡的案子不相干，不过是想搂草打兔子，有枣没枣打一杆子，渐渐说得无趣，就说些“如果不老实，罪加一等”的空话，放人了事。当然，事过两年之后，又有两个北京的警察沿着我们当初插队来的路线，走了几千里的路程，到西双版纳找到我们，重新询问有关立凡的案子，临走的时候再次说起“如果不老实，罪加一等”的老话。当然那都是废话。
事后我想：这事如果放在文革前，我会吓死；可放在如今，半夜从派出所出来，走在西单大街空旷的人行道上，我却能若无其事。原先看见身边的一些朋友遇事能够处变不惊，大为佩服，现在终于多少有些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过想想也是灰心，这些日子以来，左突右冲，无非是在半斤与八两之间抉择，与我们原先的盘算实在也是大异其趣。加上京城这块是非之地，风声一日紧似一日，旧日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去，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便不免生出不如就此出走他乡的念头。云南一来招人，其中还有朋友的斡旋，我们决定不再虚与委蛇，立刻准备动身。有此曾经沧海的心结，动身那天自然也就没有旁人那份悲悲戚戚的感觉，反倒是添了几分豪气。多少年后，阿城大约也是想起当年，把它用到《棋王》的开头里面。我读过，便想起往事，觉得确是丝丝入扣。
这回去云南，我们用不上过去的法子。因为是正式插队，户口转了，档案调了，一人一张火车票，大大方方地上车，火车行走四天五夜到达昆明。记得当晚我开玩笑似地和同行的学长兆京兄说起，还有几日便是我的二十岁生日。他听了，认真请我到南门外吃了一碗当地有名的“四喜汤圆”，算是暖了寿。二天我们就此别过，他要回缅甸，汇报死在那里的朋友育海在北京的后事是个如何处置，而我再坐带布篷的卡车，昼行夜伏，走五天山路到西双版纳的农场，开始了正式的插队生活。
七二年初，我趁探亲假回到京城便没有回到西双版纳去。虽然户口是很久以后才转回北京，但插队经历却从此结束，开始了我长达五年在京城闭门读书的生活，直到七七年走进研究所，“扒车”的本事再也没有机会施展。很久以后，言路多少开放了一些，关于插队生活的种种细节在民间谈论中稍见端倪，这时候我陆续听说，许多插队知识青年当年都用过类似的法子，用很少的钱，走很长的路，与远方的家人团聚。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惺惺相惜的念头油然而生。可惜缘分未到，至今还没有遇上个中之人，我想这些高人大士可能早已小隐于野了罢。
※ ※ ※
多少年过去，这时已经是一九八三年，我从研究所毕业，留在所里上班。不久，碰上个机会到德国去继续读书，临走的时候单位上还发了“置装费”。用这笔钱，我到王府井街上路东，上海迁京的“蓝天”服装店做了一套象模象样的正经毛料西服。虽说这回是人家德国人给的奖学金，可还是属于公派留学生。我也想好了，从今往后要象个正人君子似的，学点儿真本事，然后“毅然回国”，不论场合大小，只要是时机恰到好处，就漫不经心地抛出一句：“兄弟在德国的时候”。
说来凑巧，还真是“兄弟在德国的时候”，这回我和岁数小我一大截的朋友小林一同坐市郊火车到科隆城里去上学。德国的公共交通进站并不查票，偶然有交通公司的人上车验票，一般全凭自觉。这时候我当然早已做了正人君子，也当然照章买了票。居然正巧遇见验票的，我心里十分坦然，彬彬有礼地递上车票，人家验过之后，把票还给我，顺便道声谢，我也还了一声谢。可验票的人刚一走，不知是怎么鬼使神差的，我心里有一股不吐不快的感觉，忍不住绘声绘色地将我十多年前“扒车”的经历说给身边的小林听。小林没有经过文革，高中毕业就赶上改革开放，大学一录取，转身又送到德国来了，不但没有受过那份罪，而且学业一点儿也没耽误。可小林人聪明，又爱看书，什么事一点就透，他理解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被逼无奈干的那些荒唐事。小林心存幽默，听了之後狡黠地对我一笑说：不想把你当年的全套功夫在德国这儿再练上一回么？
他这话直插我的心头，让我有些许英雄末路的感觉。这时，一股中气从丹田兀自升起，逼上喉咙。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车厢扶手，腾出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拍在小林肩上，然后长吁了一口气，真是有些动了感情，对他说道：“小林，你听着：这可是时势造英雄，半点不由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