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喀什的老巷子，我跟着几个搞摄影的东张西望，他们拦住一个牵了毛驴过来的维族男孩，要给他拍照，那个男孩伸直十个手指头说了两个字“十元”，他生硬的汉语是模仿来的，伸出手指的动作却是我熟悉的，他们用这十个指头捧《古兰经》，用这十个指头在虔诚的祷告之后结杜瓦尔，现在他摊开的十个指头有点僵硬地捧住十元钱，站在巷子口让陌生人拍照。拍完照，他迅速朝四周看看，我猜恐怕他担心被老年人看见后挨拐杖。
我心里替他的尴尬开脱，他并没有明显地出卖什么，他用自己的模仿轻而易举地赢了十元，这只是两盘抓饭的价格，他完全没必要这么紧张，然而他的确很慌张，仿佛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心里知不知道有模仿生活这么一回事，虽然这个模仿是短暂的，却表露出他内心不踏实感。显然他的慌张不是模仿的，这种情绪是他自己的，从生硬中让人感觉他只在一刹那离开了自己，摇晃了几下后很快地回来，又迅速地稳住自己，然后停留在本色中。
一个民族固守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或许正是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可以带他们回到精神的乐园。随意地更改传统又无法用合适的方式去替代，其实就意味着这种生活方式庇护下的一种生活被打乱，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震荡。
在库车的老街，我看过维吾尔人赶巴扎（集市），其实就是在礼拜五大家赶着毛驴车来到一条干涸的大沟里，卖毡子的、卖洋铁盆的、卖杏子的、卖熏衣草的、卖土肥皂的，各种各样生活里用得着的东西占满了干沟的两旁，真正成交的生意很少，人们只是执着于这样一种先人留下的赶集方式。我看见父母带了三个女儿从桥上各自抱着三盆大丽花走到干沟里，一路引来不少小伙子目光的追随，一些老人到三盆大丽花前询问，跟她们的父母探听三个女儿的年龄，其实大丽花只是一种借口和掩护，父母带她们来这里只是为了她们能找到意中人。到了傍晚，我看见父母带着三个女儿从桥上往回走，三盆早上抱来的大丽花原样被她们抱了回去，她们脸上却平添了不少无法言喻的满足和喜气，那是她们在古老的生活方式里获得的踏实的满足和愉悦，因为这种古老的寻找爱情的方式，在这个环境下是被默许和被祝福的。
在库车老街人们参加礼拜和赶巴扎，他们延续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在延续这种生活方式里获得一种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我遇到的一个老者，他赶巴扎出卖的是一块旧玻璃，是他从自家土房子唯一的那方天窗上取下来的，他每个主麻日（礼拜五）在清真寺做完了礼拜，再抱着这块玻璃来大干沟里赶巴扎，其实别人出多少价格他都不一定出卖它，因为家里的那个天窗晚上还等着靠它去遮风挡寒。他带着这块玻璃只是为了有一个理由来这里，然后跟别人一样在阳光和飞扬的塘土下坐上一整天，跟老相识见见面问问好，谝谝闲话喧喧荒（聊天），等到集市散了再抱着玻璃回去，安回到自家的天窗上。也许到了下个主麻日，他又会带着那块玻璃去赶巴扎……看得出至于出售不出售这一物品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延续这种生活方式来的重要，这种生活方式才是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基础和依据。
我拜访过守了克孜尔千佛洞30年的一位维吾尔族老人，陪伴他的除了千佛，只有在佛洞里进出比人更自由的四脚蛇。在小屋门前，老人省下儿子每天送给他吃的水养了一棵榆树，天不下雨，水分不足的榆树生了虫，为了消灭这些虫子，老人养了一只鸡，虫子生得太多，鸡吃不完，榆树叶子都虫子被打满了洞，为了能时常给这棵树浇浇水洗洗澡，老人想在住的小屋子前挖一口井，这口井老人挖了八年，已经挖到十三米深，却没有见到一滴水，老人还想继续挖下去，他说他在这里也算是一户人家，只要是一户人家，门口怎么能没有一口井。他说在这里除了缺少一口水井，他完全按着自己的意愿生活。其实他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一棵树，几只鸡，门前一口取水的井，在他看来，这样就是一户完整的人家，跟所有村里其他的人家一样。即使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他依然心定神安。
真正的生活是一种习惯和习俗长久的延续，而并非快速地模仿一种习俗和习惯，快速的模仿不可能代替传统。模仿是中断了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代之以另一种大相径庭的生活，快速的模仿必然导致盲目和仓促，无法细细回望传统，过去的方式被偷换和挪走，就会导致传统被隔断，文化出现断裂而无法延续。人一出生就开始了模仿，但这只是人本能地适应生存的应对方式，肯定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
艺术式的模仿和旅游体验式的生活，好在模仿和体验过后仍能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就像演员在舞台上作短暂的逗留。而嫁接和移植式的生活，却要抛却过去已经形成的习惯和方式。快速的模仿如同把人装入了一个高速运转的复制系统，使人失去依托变得心怀恐惧浮躁不安，丧失心安理得的生活状态，让人疑心最终连死亡会不会也变成模仿的一部分。
在库车老街，我看一个维吾尔女孩吃抓饭，那女孩坐在抓饭摊的草棚底下，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五元钱一盘的素抓饭，她低下扎头巾的头，下巴微微扬起，她从盘子的一侧把盘子里的米粒仔细地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撮在一起送到嘴边，再微微前倾着脖子，用嘴唇去碰触那手里的抓饭。我看得愣了，那个环境下，我觉得她吃抓饭的姿势，是世界上最美优雅，对造物主所赐的食物满怀感恩和虔诚的用餐姿势，她咀嚼的动作细细缓缓的，目光出奇的从容安静，仿佛这一盘抓饭可以吃到地老天荒。
老街上这排低矮的饭馆前，一溜都是遮阳的草棚，门前一只只大锅里抓饭冒着香气，成群的深眼窝高鼻梁的维族男人，留着长髯或短须，目光灼灼，女人们用乌斯曼染了连眉，包着花头巾或蒙着面纱，身着彩虹一样艾黛莱丝裙，眉宇间透着高贵。这里看不见模仿的痕迹，食物、人群、服饰、语言，一切的一切都是土生土长，与生俱来，或许对不变生活的信赖，才会让这些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的一群人对明天充满安全感。
我在南方也能偶尔碰上从新疆来讨生活的维吾尔族人，他们把家乡烤制馕饼的馕坑筑在海边的城市，我想他们头脑中或许把沿海当成了南疆，把海洋置换成了沙漠，就像我吃杨梅时，眼前看见的总是葡萄。或许他们以为把馕坑筑在海边，就能把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也移植到沿海，就像我那些卖烤羊肉的老乡，总是成袋成袋地把新疆的孜然和辣椒粉背到南方，目的是做出地道的新疆烤羊肉。其实一旦离开了新疆，新疆烤羊肉就变成了一种模仿，环境、水土全然不同，烤羊肉摊永远只是一个蹩脚的道具，烤肉师傅也只是一些临时的角色，被扫在城市的角落里，像是流动舞台上蹩脚的群众演员。“新疆烤馕，新疆烤羊肉!” 每次在南方城市的街头听到这句台词，我都没来由地感觉不真实，觉得这是对新疆烤馕烤羊肉的一种模仿，类似电视里上演的真人秀。
即便羊肉是新疆的，孜然和辣椒面是新疆的，卖烤肉的人也是新疆的，烤肉的味道也是新疆的，在庞大的南方物事的夹逼中，我仍然觉得那像是一种表演，而非正宗的生活。那些维吾尔人周围的江水、垂柳、游船，全都是舞台上的道具布景，身在江南画境中，他们真正的生活却留在了万里之外，居无定所的他们，白天在大街小巷卖烤馕烤肉，晚上消失在这个城市的不知处。除了卖烤馕烤羊肉串的镜头，他们背后的生活几乎没有人了解和看见。他们没有自己确切的身份，他们是把维吾尔族的烤肉技术表演给人们看的一帮人，在南方靠模仿新疆的生活来维持自己在他乡的生活。
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内地的新疆少数民族班，班上有很多南疆来的维吾尔女生，她们刚来的时候都是在裙子里穿着长裤，那些生活在大城市，完全褪去民族装束的北疆维吾尔女生就取笑她们是土包子，过了半年，南疆女生就剥去了裙子里的长裤，有的还穿起了超短裙，裙子里穿长裤的事情很快成了流传在班里的笑话。这让人不得不惊叹时尚对传统的瓦解能力，它对脱离了本乡本土的少数民族人群的传统习俗一样是具有颠覆性的。那些民族学生的家长从遥远的新疆寄来烤馕、奶茶粉和风干的牛羊肉，尽力满足远离故土的孩子的那颗清真胃，然而，毕竟环境迥异，距离相隔，让这份维吾尔族的饮食习惯在内地难以为继，这些身处异乡维吾尔的后代，最多也只有在早餐时保持住吃馕喝奶茶的习惯，早餐桌成了他们唯一能够留住和展示自己民族身份的一席之地。班上组织我们参加维吾尔族学生的聚会，要求凑份子买一些饮料食品，我省下买饭菜票的钱也要去参加，倒不是因为那个聚会多么重要，而是因为不参加会让我感觉有失民族身份。
身份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这个恐怕只有那些有共同体会的人才能够回答。如果那种生活不是你本来的生活，你却要坚持这种和你本来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感觉就是在给自己演戏。
五、
在南方，我其实是一个缺失了部分身份的人，我常常渴望在生活的细节中找回自己确切的身份。初来南方的那段日子，物质和精神双重的夹逼，使我有更多的机会细致地审视和关注自己的内心。我常常发觉真正的我在远离，从梦中惊醒，我感觉那个主我在向这个客我挥手告别，客我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站在江南三月的冷雨中无人认领。白天我脸上带着焦灼的梦痕，牵着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的手，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寻找清真饭馆和老乡的烤肉摊，试图在陌生的大街上找回原来生活的细枝末节和蜘丝马迹。我带回来变种的烤馕、辣椒面和孜然粉，试图用这些味道冲淡这个沿海城市里冲天的海腥气。
很快周围就有人开始规劝我：夏天要喝干菜汤，冬天要吃冬笋，海鱼要清蒸，鸡要白切。我厌烦透了模仿来的食物，做了一桌创造性的菜肴宴请几个诗人，为了回归本色，我们把所有的菜都做得酸溜溜，红彤彤，油汪汪，我在海鲜里放番茄，在鱼里撒辣椒酱，在鸡肉里放孜然。这场南北混血大餐，让江南的这帮不知道什么叫吃酸喝辣的才子佳人们，尚未举箸就已吓得汗湿衣衫。
一个民族生存的依据，或许就是基于对先人生活的模仿，这种模仿延续着一种民族记忆，就是这种持久的记忆支撑了他们的传统信念。他们模仿着自己，不能掉换模仿的对象，那样将意味着自我的磨灭。所以，那些我所见到的维吾尔人，在南方宁愿守着冷清的烤肉炉和馕坑，也不肯尝试做别的生意，离开了烤肉炉和馕坑，他们怕的不只是赚不到钱，他们真正怕的是换了做别的生意，就会失去自己坚守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自己具有的那种民族身份。那些至今住在喀什老街的维吾尔人很安稳，尽管离老街不远的新街上，已经为他们造好了现代化的楼房小区，他们却不愿意从老街搬出去，这无异于硬塞给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很难搬走，他们对先人生活方式的记忆原样保留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处，老街那些沿街兜售烤包子的，那些做地毯和土肥皂的，那些给马和驴钉马蹄铁和驴掌子的，甚至在则拉提（坟院）里乞讨的白胡子老者，这些对先人生活的种种体验方式，千百年来一样也没缺损。
每次从新疆探亲（说是探亲，其实就是去看那块黄土和黄土下掩埋的亲人）回来的第一顿饭，都感觉是思想上毫无过度地突然空降到南方的餐桌前，让我愣在一摊奇怪的食物前，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我端坐在餐厅，看着摆在我餐桌上的鱼的尸体，那是两条白白软软的我叫不上名字的海鱼，它们躺在盘子浅浅的清汤里，似乎游不动了停在那里，我觉得它们是远离了海洋渴死的，在我看来那就是鱼的尸体，而不是什么食物，不同的只是它们被蒸熟了。在另外一个小盘里切得方方正正的一块生的豆腐，白生生颤悠悠地晃动，上面堆着细碎的榨菜末；还有就是被酱油和葱爆过的虾，红得发黑，长长的触须向盘子四周伸展，像是努力要爬出来。这些到了南方似乎已经吃惯了的东西，在我离开了一周后再见，居然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遥远，上一顿饭的镜头还停留在大脑的沟回里，任凭这些盘子里的小怪兽怎么张牙舞爪虚张声势，也赶不走那些牢牢占据了大脑空间，让人心热魂颤大盘鸡、手抓肉、拉条子。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总浮现那个在库车老街的抓饭摊上优雅地吃着手抓饭的维吾尔族女孩，虽然那个老街已经拆了，但那个女孩以不变的姿态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在南方的饮食，完全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程序的模仿，全然没有对食物的享受。也许胃才是人体中最敏感的器官，不对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帮你模仿出快感。我曾竭力模仿沿海人用嘴剥虾吃的技巧，最后还是用手抓饭的姿势，把手伸进盘子去抓，总算保持了最后一点民族本色，从中也找着了一种手抓食物的快感。模仿的痛苦与被嘲笑之间，我宁愿选择被人嘲笑，起码别人可以在嘲笑中承认我是个异族人，使我与整整一屋子吃饭的人有了一个区分，哪怕是在嘲笑中，我起码有了一种身份被自己认同的安全感。而在大的宴请场合，为了保全那点可怜的自尊，我只好不去碰螃蟹和虾之类需要伸出我的新疆手去对付的奇形怪状的家伙。
我做过几次手抓饭给同事们吃，想让这些在南方对付惯了虾兵蟹将的家伙，也能模仿一次我的生活习俗，或者找回一点河姆渡先民的生活体验，结果我把所有筷子勺子藏起来，也没有一个人肯对手抓饭下手。
无奈模仿是一场很势力的游戏，游戏规则从来就是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习惯低头，或者是弱势的一方向强势的一方的习俗做出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