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带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 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一九五七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
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夹边沟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 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天世界寻找，如此执着，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 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 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六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 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气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照面的一霎时，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 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 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
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浑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 我说我是说我自己。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 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 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 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的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七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 她写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
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 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
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 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昕其自然吧。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