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火车
发布: 2011-5-26 21:07 | 作者: 阿舍
去博斯坦有时并不为要买什么，仅仅是希望徜佯在那样一种氛围里，浓郁的，久久不能散去的氛围，如果说是异国的情调也未尝不可。人总是对异样的新鲜有着神往，新疆总是新鲜的，但如果说与我是异样的，就连自己也要责怪自己了。是的，并非异样，只是为了重回，为了温习，想记牢它，牢固到可以带走它的任何细节。
曾经站在集市的嘈杂处看一个维族巴郎做买卖的表情，有九岁的样子，或者更小些，黑皮肤，瘦削而结实的双腿，眉目浓黑，大眼，光着脚，脏乎乎的手比划着，在认真地与客人讨价还价，他卖野兔，说得费劲时，就皱起眉头，他汉语说得不好，神情里有些急切，认真得令人替他着急。问的人很多，但最后都摇头走了，他还执着得很，有时跟在客人后面再走几步，喊着回来的话，直到希望完全没有。他还有伙伴，一个大一些的十几岁的男孩，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也和他一样端着一盆剥好皮的野兔，两个人碰见后，就相互说了起来，不知是怎样的趣事，脸上很快就笑开了，那时，生意好像不打紧了，太阳只照着他们少年人的快乐。
这样能干的小巴郎还有很多，集市里的“马的”，不少都是这样大的维族巴郎来当着车把式，左手拉着马疆绳，右手甩着长鞭，口里吆喝着，间或吹起一声口哨，总是微蹙着眉头，而真正的车把式，胡须也白了的爷爷，或者脸庞黑黑的父亲就坐在车后，一脸的笃信与端然，集市里就是再拥挤，他们竟也能赶着马车来回穿梭。
去了几次博斯坦，倒是没见到卖英吉沙刀的，我知道那要到另一个更大些的集市萨依巴格才能买到，大学时给同学朋友带了许多刀及工艺品，都是从那儿买的，但博斯坦为什么没有，依我的猜想是因为博坦斯大多都是当地郊区农民，所售均是自产或者当地物产，不似萨依巴格的维吾尔族生意人，生意做得远做得大。但博斯坦里少数民族化妆品却不少，问他们从哪里进货，也说是巴基斯坦，或者哈萨克斯坦，化妆品多是眼影粉、染发剂、香水、头油或者奥斯曼眉笔、睫毛膏。其中染头发的海娜粉是新疆自己的物产，回去用温了的砖茶水调均，放些鸡蛋青，这样染出的头发上色快，而且色泽光亮。工艺品里多是一些茶具或炊具，银碗银盆，铜壶铜碟，印着花纹，造型的孤线都是纯粹的民族风格。
其实现在物资通畅，母亲带的那些东西，银川都能买到，价格也相差无几，但母亲总是要大包小包地带，我虽然嘴里怨她带这些太过劳累，实际也和母亲一样，想要见到这些相熟的东西，吃不吃用不用都是次要，放在那里，看见它，似乎就是确定了一个身份，一个念想。总说物是人非，有时候是物带给人更多的安心与坚持。我其实每次出疆也要带些干果和工艺品，一部分送人，一部分自己留下，回来摆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知道它们来自何处，知道自己又回去了。
3.
1989年我从火车站外看着轰然来去的火车，心里微微颤动，不知是因为火车巨大的声响，还是因为就要离开团场而兴奋。
1989年的时候，我的家不在库尔勒市，在离库尔勒市三百多公里，离乌鲁木齐七百多公里之外的团场，它是沙漠与戈壁的更深处，后来到了学校，家信上我写的地址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32团。新疆有这样的团场几百个，从农一师到农十三师，我生在团场，长在团场，18岁离开了她。
那时团场的构造十分简单，团部（团场政府）周围分布着学校、医院、家属区、操场，商业区，一些特殊的单位因为不属于团场管辖，比如公检法，便被安置在离团部较远的位置，但比起下面的连队几乎要算是与团部在一起了。团部意味着一个团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附近有电影院，大礼堂。电影院是封闭式的露天影院，里面砌着一排排水泥凳，是团场当年的一个宏大建筑，我记得建起之时，全团人都为之心血涌动，最初的几场电影场场爆满。大礼堂是团部召开重大会议，或是节日文艺演出的地点。这两个地方因为总能聚集起更多的人而成为团场人公认的活动中心。再就是商业区，但只在周末，那里才热闹起来，先开始商业区就只是一排平房，有两个商店，一个是百货店，一个是副食店，此外还有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一个冰棍房，一个缝纫店，一个理发店，在里面工作的都是拿工资的团场职工。但能在团部附近工作的人仍然是少数，更多的人在下面的连队劳动，种棉花，种水稻，修渠挖坝，虽然也拿着工资，但做的事情都是地里的农活了。而团场缺水，土的碱性大，庄稼植物的成活率就打了折扣，所以仅仅是有水的地方能见到绿色，水流不到的地方就都是沙漠、碱滩与戈壁了。好一些的公路上铺着石子，但车一过也是尘土飞扬，而那些没有铺着石子的路，有些地方的浮土要没过脚跟了。那些年，每条公路两边的林带，但即使在夏天，也是见不着枝叶的葱绿的，因为上面浮着陈年的尘土，近看远望都是一片灰白。但后来听母亲说，现在已修了油路，大概这些植物不会再是当年的样子了吧。
一根兰新线，把新疆指向了远方，所以“遥远”二字便成了新疆在我心里的风景。这个遥远的意念，新疆人自己也是知道的，是与内地的遥远，也是南北疆之间的遥远。居于铁路或者公路枢纽的城镇尚且如此，所以，那些遍布在新疆的沙漠与戈壁更深处的团场就是远方里的远方了。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回湖南老家，七天才能出新疆，那时要到大河沿，即吐鲁番才能坐上火车，但父亲那辈人，说起回老家，个个都挣死挣活地拼命。
尤其是那些天南海北的知青，为了返城返乡，凭借各种方式，升学、调动、病退、平反、落实政策，从公路，从铁路，迅速散开，延续至今。每次回去都能听到父母念叨一些人，说这个也走了，那个也回去了。其实，想离开团场的不仅仅是知青，还有像我家这样的一大批团场人。父亲母亲都是文革期间从师机关下放到团场劳动的干部，是属于该落实政策的一批人，但那些年月想回市里的人太多，都四面八方找关系托人情，回市里的限制一年比一年增多，父亲母亲总是因为一些不断变化的原因没有回到库尔勒市。但那些年里，母亲一直没有放弃回城的努力，争取了近二十年，终于在1996年，退休前两年，从团场回到了库尔勒市。
前年回家对父亲说，想回团场看看，父亲一口拒绝，说看什么去，老人全走光了，都是些才去的四川人、河南人，包地，种棉花，你去了谁也见不着的。父亲是不知道我其实想见的不是人，无非是在原来上学的路上走一走，去家门前的林子里看看，如果可以还要去不远处的沙漠，像小时一样，把光着的脚埋在沙里，或者爬一座沙包，认一认还记得的骆驼刺，红柳枝，和胡杨树。
但1996年至今我再也没有回过团场，不完全是因为父亲说了什么，是心里总没有勇气，莫名地担心会遇见难得的熟人，他看我的眼神会看出我们彼此的生疏；担心往事的痕迹无处寻找，会生出伤感与惊心。那个我生长的院落已经卖掉了，除了抱到库市的两只老母鸡，3000块钱买了个干干净净。后院有桃树，那年我只见了指甲大小的粉色花苞便返回宁夏；前院有杏树、梨树与葡萄，夏天吃杏，秋天摘梨，葡萄吃不完了，就挂着晾干。再回去我恐怕不敢走近那个院落，那里面是生疏还是亲近，这些绿盈盈的生命，大概都记得我们对它绝决的抛弃吧。而现在，更不知它们是否还在。
相册里有张相片，是1992年暑假在团场的院落里照的，站在葡萄树下，手托一捧绿葡萄。团场里，葡萄树是家家户户都要种的，绿意葱葱，藤蔓伸张，又多又密。人们想着这些葡萄枝遮凉的好处，所以在庭院里多多少少都栽着几棵。春风一吹，它的叶子就张开了，先是零星的几个，有大有小，突然一夜醒来，枝枝桠桠都绿了。葡萄花开得极小，像粉沫般，几天就落了，一般是看不见的。花一落就结了青青的葡萄，青葡萄极小极多，密麻麻地结在枝串上，让人有些嫌弃它的难看。但春天风大，一次大风会吹落许多果实，剩下的就在大风之后可劲地生长，又有几天功夫便如黄豆大小了。夏季来的时候，它已经爬满整个院落，果实因有了重量一串串垂落下来。父亲在葡萄架下放了石桌石凳，黄昏时我躺在长条儿石凳上，仰望从葡萄叶隙里漏出的天空，星星有时夹在叶间，云朵儿有时从那里经过，许多个日子这样望过去了，葡萄也就成熟了。葡萄刚开始成熟的那些日子，我心最急，总想吃到成熟得最好的葡萄，并爬上爬下找到了它们，妹妹眼馋地瞪着我，看我喜滋滋的样子，有时上来抢，有时干脆把我追出了院门。到了八月，葡萄大批成熟，哪一串都是好的，我和妹妹拿它当饭，假期没事，手边放本书，吃着看着，等到父亲做好晚饭，哪里还有地方吃。葡萄一年比一年结得多，父母发愁怎么办。母亲后来不得已学着晒果干，竟然也学成，只是色泽与大小不如市场里卖得那样青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