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六
F的被捕，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离天安门不远、西长安街北侧的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被捕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 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
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听见亲人的哭声，像许多别人的故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