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学的俄罗斯（二之一）
发布: 2011-1-06 22:26 | 作者: 陈丹青
是的。他的后人的境遇恐怕远胜于他，更胜于悲天悯人的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以红军军官的身份在二战前线被红军逮捕，而古拉格群岛的厚厚档案足够使十九世纪的文学圣人不胜负荷。好在悲惨的素材太多了，小说会少下来：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丈夫被枪毙，儿子被囚禁，探监的人群中有位女子惨然问她：你会写吗？换取女子的惨然一笑，诗人给出伟大的回答：能。此后我们所能知道的经典，就是这监狱门外的一问一答——我没读过阿赫玛托娃。是英籍俄裔的思想家以赛亚· 柏林将这问答转告世界。1945年苏英同盟战胜了，他以英国官员身份首次进入铁幕后的苏联，在列宁格勒与女诗人通宵长谈。这份谈话应该献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看看，他俩会重新想想令他们苦恼万端的十九世纪。
女诗人故居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不过如我老家石门路到淮海路那么近。我立即走去，由东向西，到枫丹卡运河右转，迎风北行，穿过涅瓦大街竖有四匹铜马雕像的阿尼奇科夫桥，就到了诗人旧居喷泉屋。别相信美丽的译名吧，这里多么像上海久经荒败的西式弄堂口，诗人巨大的侧面照片贴在水泥墙上，导引访客，转角搁着住家合用的垃圾桶。现在请诸位相信译名吧：转进内院，昔日舍列梅季耶夫家族的豪宅隐在夏木葱茏的公园里，花木繁盛，正在下午两点的明丽阴阳中层层叠叠翠绿着，几道曲径有距离地放着长椅，树影斑斓。在喷泉屋公寓门前的浓荫下，一方青铜切面竖立着，以阴刻的方式浮现女诗人高傲的侧像。六十五年前一个下午，以赛亚来到这里。今天是阿赫玛托娃的下午，我同时拜见了两个人。
围城期间的列宁格勒人烧家具过冬，作家剥离木头缝的浆糊泡汤喝；战后，幸存的书生聚在旧书店阅读革命前的书，与欧洲完全隔绝。以赛亚见到她时，诗人五十六岁，孤独一人，怀抱革命前的记忆，和革命后第一次来访的西方客人纵谈文艺的掌故——以赛亚热爱屠格涅夫，不喜陀思妥耶夫斯基，女诗人则对屠格涅夫“不屑一顾”，并“讨厌”契珂夫……通宵达旦，诗人仅有的招待是一盘烤土豆。
请读伊格纳季耶夫撰写的《以赛亚· 柏林传》，其中辟一专章，描述以赛亚和女诗人的会见，这会见，从此改变这位西方“自由论”者的一生。过了二十多年，1977年前后，第一批西方来客闯进文革后幸存的文艺人家中，从此连接中国与外间被中断的对话。迄今曾有哪篇翔实生动的文字予以记录吗？八十年代我曾在纽约电视中看见美国人与憔悴的丁玲和曹禺见面，大戏剧家专设家宴招待，端起酒杯：“我这代人，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来，干了！”1945年以赛亚也听到苏联作家说出同样的语言，他揣测，那是说给其他在场者或录音机听。我倒相信曹禺同志的“坚定信仰”，那心态，要比说给录音机听，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及的深度。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与柏林深谈，事后，以赛亚从他手里带出了《日瓦戈医生》的长篇手稿。文革后的中国故事曾被认真说起过吗，即便说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难彼此理解：苏联士兵在战壕里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1944年女诗人被允许当众念诗，台下青年随口跟进。战争刚过，以赛亚目击列宁格勒的干部与军人忙着观赏莎士比亚，而古拉格囚犯将女诗人的诗缝在桦树皮制作的书中，藏在身边。不过，文革后的中国作家比阿赫玛托娃幸运：与西方人面见的代价是文艺教皇日丹诺夫在党报上对女诗人发动批判，被作协开除，她的诗集被捣成纸浆。
喷泉屋是一幢长形老公寓，二楼展室当天被阻止进入，里面像在开会，听得清晰的发言和掌声，楼道更安静了，窗台日光斜在地板上。三楼44号公寓的诗人故居开放着，门口照例坐一位看守老妇。战时女诗人并不住在这里，她享受国家给予的双重特权：一面，自1921年起，诗书被禁；一面被视为国宝，德军围城时，日丹诺夫派飞机将她运到莫斯科，转送塔什干地区避难，直到围城解除的1944年，返回彼得堡。公寓五六间房间属于她前夫与妻子，诗人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活到1966年。进门右手第一间是连着过道的厨房，厨桌和煤气灶放满当年的锅壶盆盏厨炊用具，过道顶端像中国人家一样，钉上隔板，堆满二战前的箱笼和杂物，其中一台放大机是他那被捕的儿子的玩具么？瞧着我在同学的西式住家看熟的物件，我又恍然置身六十年代的上海了。午后僻静，楼下又传来掌声和笑语：忽然我明白为什么进屋后即莫名地亲切——阿赫玛托娃活着时，我已降生，是同一世代前后衔接的人，她的心绪和境遇，我能分享。譬如，怎样在土豆与炉灶间感知世道艰困，又怎样镇定地紧张着，谛听外间的会议和动静，暗自提醒我们是负罪而须谨慎度日的人家：六七十年代的恐惧岂不来自大小会议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的人，自由地苦恼着，长篇大论。我爱他们，但在他们的故居我只能恭敬巡看，难以感知。阿赫玛托娃家里那荒芜而矜持的角角落落，却意外触动我曾每天呼吸其间的记忆：所有文革期间落难京沪的上一代文人好像都在这里住过，度日如年，守着满屋子革命前的家当与记忆，终日在书桌、锅灶与眠床间踯蹰，毫无希望地瞧着窗外，因监管而赋闲。
“我和不该交谈的人，长时间罗嗦。”阿赫玛托娃写道。当年诗人与以赛亚孤灯夜谭的房间，此刻映着花园的浓荫。宽厚的俄罗斯窗台格外宜于收看深冬或初夏的景致，以赛亚来时，院子里积雪，另是一番凄凉，震惊之余，他显然享受这里的凄凉之美。所有西方人对铁幕后的人与生活怀抱尖锐的好奇：压抑，孤绝，本身便是文学。然而中国哪来幽雅的喷泉屋，单是窗外的花园即可缓解自杀之念，或索性自杀。阿赫玛托娃的前卫生涯，也就是说，她的自由，在1921年即告冻结，但家里的陈设显示诗人属于二十世纪，是位不折不扣的现代人。那种一战前后具体而微的现代感——由阿波里奈尔、毕加索、艾吕雅、杜尚、马雅可夫斯基联手创建的现代感——在今天的纽约和伦敦仍是难以企及的高贵记忆。革命前，上世纪初，俄国与西欧文艺几乎浑然一体：1911年女诗人游历南欧，正当风华，在巴黎与莫迪里阿尼为友，内室墙上那幅意大利短命天才为她画的简笔肖像，便是她与现代欧洲的缘分。寓所中不多的绘画都是现代作风，有两件豪放的风景油画描绘积雪的涅瓦河岸，直追巴黎画派的德朗与马尔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刷新了现代欧洲小说，绘画趣味停在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我无能判断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汉译的西诗总还是汉语——但她于绘画的感应，她摆设物件的矜持而随意，总之，这一派颓然文雅的家远非同期的美国人所能相望。到她一代，俄罗斯精英的现代性已趋化境而骤然中止了，所幸苏维埃文人因时代凝结反倒长期忠于前辈的教养，至今，躺椅的靠垫、墙角的壁灯、案头书刊，故居看守者真懂得如其所是地凌乱着，摊开着，善用心机而不着痕迹。当年以赛亚的眼光在这里搜索生活的贫荒，或许真如他所记述及的那般不堪么？我在公寓目击的每一物件都是考究的，有选择的，件件对得起诗人之眼，当年的匮乏与绝望使这里更富诗意。那些不再使用的炊具和老皮箱！没想到此行最令我感动流连的是阿赫玛托娃家。
走出喷泉屋，花园碧翠正在金黄夕阳中。浓荫遮蔽的诗人铜像前，一位姑娘独自蹲着，很近地、呆呆地看着她，维持不动的姿势，显然停了很久，显然知道身后有人看她，还是良久不动。在她脚边石座上横着一束枯萎的花，想必是早些天另一位访者前来致送的敬意。
冬宫美术馆的形制，略似卢浮宫，呈拉长的“凹”字。底楼照例陈列两河流域及希腊罗马又大又重的石刻，二楼三楼大致是以欧洲为主的绘画与珍宝馆——文艺复习意大利诸馆的窗户对着涅瓦河，眼睛从暗棕色画面移向窗外的河，满目碧蓝；朝向东南的法国馆排窗对着冬宫广场，虽有厚窗帘遮挡着，艳阳透射，油画的反光妨碍看清细节。在三楼现代馆的窗户又撞见明晃晃的涅瓦河，好在塞尚与马蒂斯们已足抵御色彩猖狂的自然。
冬宫的收藏胃口之大，令人惊异。纵向线索，上溯古希腊，下及二十世纪现代艺术，不肯错漏任一时期的流派与名家。俄国崛起要算迟的，下手藏购自不及西欧诸国得天独厚，但美国仅一件达· 芬奇，冬宫有两件；鲁本斯、伦勃朗各占一大馆，近百幅。到二十世纪初，仅两位年轻贵族往返巴黎彼得堡，即收进大批印象派与早期毕加索马蒂斯作品(革命后被政权没收，今分藏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上个月买到俄国收藏史图册，历数近两百年来几代藏家与欧洲市场的渊源，很想请人译介。我所属意的不是这份巨藏的纵线——使冬宫博物馆名列世界十大馆的理由，是收藏者的横向视野：巴比伦、埃及、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韩国的古物文物与器物，凡能搜索到的，统统收进宫来，其中印度的壁画格外惊人……上世纪二次大战，苏军直抵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双方打到一片焦土，俄国人尚且不惜将士伤亡，护助随军学者挑选掠劫德国人于十八九世纪积攒的富厚收藏，冷战后为俄德关系，郑重归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