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七月中，他们正式完婚。
婚礼仪式一共两场，杨绛娘家的那场采用西式，新娘披长纱，有为新娘提花篮的花女、及提拖地长纱的花童，有伴娘伴郎，还有乐队奏曲，新郎新娘鞠躬为礼，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用印，而迎娶至无锡后，钱钟书家的那场，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的来。
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仪式冗长繁琐，他穿的黑色礼服，浆洗过的挺直领圈已被汗水浸得软耷，她被白婚纱一层层紧实裹着，早已从头到脚湿透，仿佛从水里捞了出来，他们一起步入席间，给宾客敬酒，在忙乱和喧哗中，偶尔相顾一笑，天气炎热，彼此的眼神却格外清明。
从前，她和他提起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她有些自豪道，他说，清末状元张骞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不想他也把张骞致他父亲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骞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她哑然失笑。
“江南才子”是否张骞敷衍送人的，不得而知，但她与这赞誉却是缘分非浅，她“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而且，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四个字。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有关婚礼的繁琐杂事
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们终于有了两人平静相对的时光。
船行海上，猎猎的风吹过，空气中有咸凉的气息，他们都是第一次离家万里，旅途又漫长无际，不知何日才能抵达彼岸。遥望苍茫的海面，她陡然生了一种既甜蜜又惶恐的心情。
她常听他说自己“拙手笨脚”，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他，这叫她想起一个古老的词来，“相依为命”，这一辈子，她都要照顾他了，虽然她也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牛津大学秋季开学是十月份，他们抵达牛津时，学校还未开学，他已由官方安排妥当，进入Exeter（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她也接洽女子学院，希望能继续攻读文学，可是文学的名额已满，只能修历史，她又不肯，于是，她做了牛津的旁听生。
她偶尔去听课，大部分时候，她都呆在图书馆里，牛津的图书馆古老而恢弘，中世纪建筑宛若一座城堡，还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她便在图书馆中寻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如今，到了以藏书丰富著称的牛津图书馆，又有大把空闲时间，她开心异常，于是定了计划，比照着文学史，一本一本读书。
午后阳光从高大的窗户里照入，在她的笔记本上洒下疏落的影，她坐在临窗的桌前，读着架上的文学典籍，因是上课时分，馆中学生很少，偌大的厅中，常常只有她一人，那样的清静，连她写字的沙沙声也清晰可闻。
下课或放假的时候，他也会过来，两个人一起伏在桌上读书，有时候，他们也去市区的图书馆，那里可以借到十九世纪作品和通俗书籍，他们抱上一堆书回家，入夜了，街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高大的警察慢吞吞走着，挨家挨户检查大门是否关好，邮差也识得他们，半道上遇上了，就把家信给他们，小孩子会和他们要信封上的中国邮票。牛津就是这样静好的小地方。
他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巴黎大学比牛津自由，他们更加肆意的读书，他们除了英文，还读许多法国作家的书，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尤其是他，不仅读法文，还读德文，后来又加上了意大利文，他们的阅读量叫人叹而观止。
除了一起读书，他们还一起读诗背诗，中文的，西文的，都来者不拒，他们还喜欢比照着书中的描写一起看风景，看到不同的房子，就一起猜测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看到人流中的各等人，就猜测那人有怎样的身份。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孩，他们叫她“阿圆”，她生阿圆的时候，他天天守在她床前，她住医院，他在家和医院两头跑，他老闯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
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她每次都笑咪咪的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
就这样，自小被仆妇照顾的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她摸索着学做菜，犯了几次把扁豆壳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他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还很丰盛，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很多年后，有个叫金庸的武侠小说家，曾在他的《射雕英雄传》中写过一对夫妻，黄药师和他的妻子阿蘅，这虚构的情侣像极了他们，都是聪明骄傲才华卓越的男子，和才智足以与他们并驾齐驱的妻子，只不过黄药师和阿蘅是幻想中的神仙眷侣，而他和她，是红尘俗世里的珠联璧合，有谈诗论文心犀相通，有柴米油盐磕磕碰碰，方叫圆满。
他们在巴黎呆到了1938年，那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当时，清华北大为避战乱，都已南迁至昆明，共同成立了西南联大，他应清华的邀约，将往西南联大教书，而她的家人避难到了上海，母亲在逃难时去世，三姑母杨杭荫为了保护学生被日军枪杀，她急于回家安慰悲伤的父亲，于是，他们中途分开，他从香港去昆明，而她带着女儿，独自回上海。
她在上海，一方面照顾父亲和阿圆，另一方面帮着母校振华中学筹建上海分校，还当了一位富家小姐的家教，工作虽辛苦，却有亲情的安慰，他远在昆明，却过得并不如意，他本就才高过人，如今留学归国，学术更是精进，在中国，出头鸟总是被打的，更何况他并不是擅于掩饰的人，与他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放在心上，还常有戏谑之语。他是文字高手，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便尽显讽刺刻薄之能事，放在西方，这是文人的幽默，放在中国，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他在西南联大只呆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正好他的父亲也在湖南蓝田师范任教，他便也去了湖南，他在那里干了两年，组建了师院的外语系，1941年暑假，他获悉清华将重聘他回校任教，于是他辞去了蓝田师范的职务，回了上海，他住在家中，一心一意等清华的聘书。
可是，聘书迟迟未寄，他离开西南联大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梅贻琦校长亲自发电报挽留，可他却没有收到，直到清华校方又发电报来问他为什么不回梅校长，他才得知之前梅校长发过电报，可那时他已经往蓝田师院赴任。
两封信件都“失踪”得这么凑巧，他是聪明绝顶的人，何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据说，他受排挤，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叶公超太懒，陈福田太笨，吴宓太迂”，这句话他有没有说过，已不得而知，吴宓是赏识他的，为了他还和清华据理力争，称清华无容人之量，但是，在西南联大时，他也真的得罪了叶公超和陈福田，不管是不是为着这句话。
他是心高气傲的人，碰了两次钉子，自然不愿再回到不受欢迎之处去，于是，当陈福田来上海完成聘他的任务时，仍没收到聘书的他，客气的拒绝了。
他留在了上海，他们一家在这沦陷的孤岛一呆便是八年。
日军攻占了上海，振华分校也解散了，那位富家小姐也高中毕业了，于是，她换了另一份工作，做工部局半日小学的代课老师，而他在震旦女子学院授课，还收了两个拜门的学生。
她的父亲去世了，他家的经济条件也已大不如前，他们不愿向家中求助，她赶很远的路去郊区上课，辞了佣人，包揽了一切家务，自己劈木柴，和他一起自制煤饼，他也一再要求震旦给他加课时，两人纵是这样辛苦，仍敌不过物价飞涨。
贫穷摧毁了他们一家的身体，她持续不明原因低烧，他几乎每年生一场大病，他们的宝贝“阿圆”也得了骨结核差点死去。比之他们在巴黎在牛津的美好岁月，这是一段太过艰难的岁月。
可是，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生动有趣，她劈柴做饭的时候，戏称自己做了“灶下婢”，他逗女儿，有什么好吃的总“欺负”她，说“baby no eat”（宝贝不能吃），看她发愣便哈哈大笑，他乘女儿睡觉，在她的肚皮上画鬼脸，他总和她一块淘气一块闹。
生活的艰难，没有折损他们事业的辉煌，他写出了著名的《围城》，这部作品让“钱钟书”这个名字被世人铭记，她翻译出版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随铁大少回家》，创作了四幕喜剧《风絮》，被李健吾赞誉道：“我们开始发表杨绛女士的《风絮》，她第一次在悲剧方面尝试，犹如她在喜剧方面的超特成就，显示她的深湛面有修养的灵魂。”
战争终于在1949年结束了，那年夏天，他们被清华聘请，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中国的生活。
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就像在牛津时他不肯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投靠外国富翁改行读哲学，他们并非无路可走，可是他们留在了自己的祖国，而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唱“爱国调”谋什么高职，“我们不愿逃跑……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不愿做外国人。”
这八年并不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艰难，后来，他们还经历了同样艰难的文革岁月，他们被下放至干校的时候，她被罚去种菜，他担任干校通信员，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 十年文革，他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考证与评论著作——《管锥篇》，所引中外著作上万种，作家四千余人，而她译著了讽刺小说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面目，她不再是当初不识柴米油盐的苏州小姐，他也不再是古月堂前吟诗作赋的翩翩少年。
战乱和贫穷改变了许多东西，但总有些东西永恒不变。
那便是“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