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杭州后，他住在雁荡山半腰的慈悲阁中，在那里，他苦苦等着她的回信。
邮局在山脚，从他住的地方走过去，需要走整整三个小时。他天天去查看她是否来信，六七月间，正是江南的雨季，可他风雨无阻。漫天的雨幕里，他一手撑伞，一手持着电筒，待到山脚，已全身湿透。
她的回答是，她并不爱他。她甚至对他的诗评价也不高，觉得“缺乏深度”。
她和她的二姐张兆和不一样，沈从文追兆和，兆和说她“顽固地不爱他”，可她却在沈从文旷日弥久的追求下慢慢动心，而充和才是真正的顽固，她根本不为他的“甜言蜜语”所动，对他赠诗赠文的“小情小调”也并无兴趣。充和的爱与不爱，泾渭分明。
1937年，卞之琳应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的邀请，聘入川大外文系任教师，而充和也于次年的三月中旬来到成都，借住在了二姐允和家里。
川西山水奇崛，与江南的秀丽风物全然不同，充和很喜欢这里，在成都青城山一举填了三阙词《菩萨蛮》、《鹧鸪天》、《鹊桥仙》，其中一阙是这样写的：“有些凉意，昨 宵雨急，独上危岑伫立。轻云不解化龙蛇，只贴鬓凝成珠饰。连山千里，遥山一碧，空断凭虚双翼。盘老树历千年，凭问取个中消息。”
这首词气势极为开阔，脱了女子填词婉约忧郁的窠臼，大有激励图强之意，她把这三首诗寄给了他，那时抗日战争正在如火如荼，他本来也“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也想到延安去访问一次，特别是到敌后浴血奋战的部队去生活一番”，收到她的诗，他更是鼓舞，他把它当成了充和让他投身家国大事的暗示，于是，那个夏天，他怀抱着满腔热情，与好友何其芳夫妇到了延安。
他去了延安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访问，并任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此行也促成他创作诗集《慰劳信集》与报告文学集《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这些作品一反他素日诗歌的“意象化”特点，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风格也不似以往作品的忧郁，充满着昂扬的激情。
他很想让她看到他的报国热情。
在延安呆了一年，等他回了川大，充和却已离开了成都，在姐夫沈从文的推荐下，去了昆明的教育部教科书编选委员会编选散曲，于是，他匆匆赶赴昆明，可遗憾的是，充和的单位即将搬迁至重庆。
这一次分别之际，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她表白，结果可想而知，他“受到了关键性的挫折”。
她决然走了，他留在原地，黯然伤神。
纵然被拒了，他对充和仍是痴心不改，他去了西南联大，在外文系教书，傍晚在溪边散步的时候，总用叶子叠成小船，放上一朵鲜花，或一个泛白的螺蚌，让小船顺流而去。
这小小的船载着他的爱，他想象它终有一天会飘到两千里外的那个女孩子身边，会被她欣然捧起，含笑接受，若是小船被一个浪头掀翻了，他的眼里便会水雾朦朦。
他的苦恋几乎众人皆知。他的好友夏济安知道，除夕时，他们一起吃年夜饭，“吃猪油年糕，喝绍兴酒，还备有火鸡、美国鲑鱼罐头”，那时他正在补牙，几口热酒喝下去，突然感慨道“少年掉牙齿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全，中年失恋才真悲伤。”夏济安同情地看着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张某某之脱离他，对他真是一大打击，痛苦不过偶然表露一下。”
沈从文也知道，用悲悯而忧伤的语气在《二黑》中写他：“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 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 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
连沈家五岁的孩子也知道了，虎虎对父母说，他做了个梦，梦见四姨坐了条“大船”从远方回来，“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口说好好”。
他尝试过让她回心转意，1943年初，他鼓足勇气去了重庆，找着了她，也逗留了数日，但她仍是拒了他。
充和的性情就是这样清冷坚决，她不爱的人，就算那人做再多，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说他好，也只是枉然。
他想转移他失恋的痛，“埋头写起一部终归失败的长篇小说来了”，小说起名为《山山水水》，“山”与“水”暗喻男和女，山水相接又相连，这是个又矛盾又统一的名字。他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其实那就是写他自己矛盾纠结的恋爱历程。
这书的初稿很快便完成了，尽管他一直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挽救世道人心”，可其实，他要挽救的只是自己的心。
在王辛笛家，他取出随身携带的书法给好友看，那题为《数行卷》的书卷是充和为他手书，抄写的是他的《断章》，《圆宝盒》等七首诗篇。充和的字师从书法大师沈尹默，无论行书，章草还是工楷，皆是上乘，她为他抄的这卷诗，全用银粉写就，秀丽工雅，想来下了一番工夫，她还在卷末认认真真写了“为之琳抄”。
他望着她的字，突然又有了一种想要落泪的冲动，她会认真为他写字，她会欢欢喜喜陪他爬山，可她顽固地不爱他。
他去牛津大学访问，临行时与她话别，她送他出了巷口，和他说再见，她穿一袭天青色的旗袍，在姑苏的迷蒙烟雨里渐行渐远。他看了她的背影许久，可她连头都没有回，挺直的背似一枝幽兰，清冷地开在雨巷里。
她嫁给别人了，一个叫傅汉思的美国人，北大西洋文学的教授，她与他一见如故，七个月后，他们便成了婚。
等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她去了美国。
他恋了她十年，抵不过她爱的人和她在一起七个月。
她走后，他去过一趟苏州，九如巷张家已经人去楼空，他就住在充和的闺房里，夜里，他枯坐在充和的书桌前，试图找寻一点她旧日的痕迹。他很幸运，在抽屉里赫然瞥见一束书稿，竟是当年沈尹默为她圈改过的词稿。
这是她走后的第五年， 1953年的新中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的工作不再是写诗，而是参与农业生产合作化，可她的字却仍安安静静地留在这里，“顽固”守着书香门第最后的清芳。
望着那字，他依稀又回到许多年前，穿着天青色旗袍的少女在窗下清冷一笑。当年洁白的纸张已经泛黄，他拂落尘埃，带走了它。
她结婚七年后，他也结婚了，他的妻子叫青林，瓜子脸，杏仁眼，颇有些像她。那年，他已经四十五岁。
他在《鱼化石》里写：
“我要有你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
你真象镜子一样爱我呢，
你与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她嫁了，他娶了，他和她真的都远了，隔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颠倒了白天黑夜。
再见面时，时光已悠悠过去二十五年。他去美国做学术访问，在耶鲁的校园里，他见着了她，她任教于耶鲁大学艺术系。
那年他已经七十了，她也不再是当年北平沈家客厅那清冷的少女，但是，他很快便发现了，这么多年过去，她什么也没有改变。
她还穿着旗袍，衣襟上用的是老式繁复的盘花扣，读书，绘画，习书法，唱昆曲，她居然把昆曲搬上了耶鲁的讲台，收了西方的弟子，一板一眼地示范甩水袖，教他们唱“水墨腔”，把他们一个个熏陶成了昆曲痴迷者。
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她始终“顽固”地活在她的小天地。
他把他在苏州带走的诗稿还给了她，那几页纸他保存了近三十年，躲过了文革浩劫，今天完璧归赵，他也算全了一桩心事，而她则送了他两张录音带，里面录得是她近年来唱的几支昆曲曲段。
她同他分别的时候，老是老了，可那穿着旗袍的身姿仍如年轻时候一般仪态端方，挺直的背似一枝雅致的兰。一波连着一波的政治运动让“闺秀”不复存在，1985年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个革命女同志，而在她身上，他终于又一次见到了久违的古典美。
1986年，汤显祖逝世三百七十年，充和应邀到北京参加汤显祖纪念活动，她与大姐元和一起演了一出《游园惊梦》，她已垂垂老矣，可扮上妆容，往台上一立，却仍是袅袅娜娜，她的水袖轻轻一扬，便赢了满堂彩。
他在台下，看着她唱《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谁家院
……“
他在台下仰头看她，她清冷冷的声音一字一句敲入他心里，他突然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在北平的沈家客厅里，沈夫人指着充和说，之琳，来，给你介绍个朋友。充和就坐在那雕花长窗下，向他轻轻颔首，他记得她穿一件青色旗袍，那种青色像雨过后的天空，他还记得风里有槐花的微凉。
他又突然想起那本未译完的《红与黑》，徐志摩去世后，他再也没有翻过那本书，徐志摩飞机失事的那个下午。他曾感叹过徐志摩爱而不得的痴心，不想后来，他也有了同样的命运。
徐志摩最有名的《再别康桥》是为那女子而写，一如他的《断章》，也是写给充和。他最好的诗篇都出自苦恋充和的日子，苦恋常常会成就一个诗人，可是，如果他可以选择，他宁可不要这样的成就。
后来，他没有再见过她。
他去世在2000年，一个世纪新旧交替的年头。
去世前的某个黄昏，他放了她送的录音带。窗外的音像店正大声播着流行歌曲，港台歌星扭动着身体，吼得声嘶力竭，他走过去，轻轻关上了窗。
她唱的是《疗妒羹》。曾经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也有过几张她的铝制唱片，她离开昆明后，他总是拿来一遍遍的播，她唱得真美极了，将一折《题曲》唱得哀怨动人。
昆明细雨如丝的日子，那种老式的唱片机偶尔会卡住，一瞬间地恍惚，他仿佛又回了苏州九如巷。
录音机徐徐转着，她唱的仍是那折《题曲》——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听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何必伤心是小青!”
她的声音已不复年轻时的娇嫩，添了几分苍凉，可，她唱得仍然美极了，他静默听着，泪水缓缓流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