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张枣（节选二）
张枣
陈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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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东东，近好！
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去信，你一定生我的气了吧？！我这个人真是讨厌，干什么都没有计划，受情绪的影响，动不动就灰心失望，能够活在人世当中本来就算大奇迹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唾弃我的这个性格呢。但我总是盼望你能够体谅我：体谅我太孤独，慢慢丧失了说话的愿望；而且想到海阔天空，我们相隔那么远，就觉得灰心，觉得写了信也不可能抵达。不过我内心却是常常想到你的，无聊的时候也常读读你想象力丰富的诗作。
有一个不是不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我的确太忙了。你可以想象国外生活的紧张节奏吗？不但省略了我们十分颓废的午睡，吃饭也马马虎虎，睡眠也随随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昼夜不停地运转。对于我们支那人，尤其是我这种好逸恶劳的家伙，算是一场大惩罚。比较文学博士已开始做了，还得补修德国文学（修二年），计划是到明年底做完一切，然后就是张博士。听上去真叫人不寒而栗。我是一个会做学问的人，但是对学问彻头彻尾讨厌，因为我同时又是一个不耐烦的人，你看我的字就知道了。做学问应该在乱世，而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好时代，对吗？记得我在国内做硕士的时候，一字不改地抄了某部书的一章交上去，打字的时候不耐烦，错了懒得改正，后来评委团就这一点说了大半天，却不知道通篇都是抄的，令我十分开心。不过在德国不能开这样的玩笑，这是一个美丽的科学的国家，我只好老老实实的做。做老实人做老实事真要命。我竟然开始脱头发了，前几天才发现，无意中一摸脑袋，哗啦啦掉下一大片。令我心惊肉跳！不过很科学地做研究到底很有意思的，你一步一步地追踪某一个东西，某一个已经有了的东西，然后发现了它，并且将其四平八稳地描述出来，下一个结论。这其实很有几分像写诗，写诗不是在发现一个已经存在了的东西吗？不同的是，写诗是回忆，而科学是想象。
通信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两个人打架，熟人之间当然就是面对面地扭打，从未谋过面的人呢，比如我和你，就好像是我们躲在台下，手中牵着两个木偶在打，当然打的玩架。我特别喜欢后者，因为当我们演完了戏，从后台站出来，可能说的就是另外一种话，另外一种玩法了。我特别想有机会跟你见见面，结束这种“玩笑”。去年回来我本是有打算去上海看你的，只是沿途发生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延了我，到后来一算时间不够了，加上天冷，只好逃回了德国。今年如我还会回来，回来一定去看你。即使这一次还不行，我们见面的日子总会有的，因为我打算回国，选择成都定居，不过可能是三、五年后的事了，做完博士我想去英国或美国工作一段。我是倾向于回来的。不过我们真能见面吗？也许你和我并未存在呢？
国内文坛很乱，狼烟四起，我平心而论，是一个好的现象。我对其他人的态度似乎宽容多了。我以为我们的天敌是我们固有的文化，至于形形色色的反叛者，我都引为同道。他们将如何发展，如何确定自己，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要干的是我们自己的事，希望人家也别干忧。
邮来近作一批盼指正。给我及时回信吧。我一定感谢不尽，同时保证再也不拖延了，我发誓！
祝好！
你的枣
88．7．23T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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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
听说你的坏消息后，我打开一些纸板箱，找你当初给我的信，找到近二十封，不全。不过我估计比你留存我当初写给你的信，还是略多。我听你讲过，那时候你老是把我写给你的信贴到学校教室外面的走廊墙壁上，让那些正在学中文的德国学生看。你当不会把贴出去的那些信又揭下来收起吧。
我们的通信，就像你说的，带点儿空幻成份，通信时我跟你还不曾谋面。后来见面了，你我就再没有通过信。你首先寄信给我，第一封信我现在找不到了，那几乎就是写给一个陌生人的。而八十年代的方式恰是如此——因为诗和理想主义而互相找寻、彻夜长谈、剖腹倾心、结盟江湖……对此我一向并不响应，因为不适应，对那种夸张的激情和轰轰烈烈还颇为反感，常常就以消极冷处理。不过，当初，时间是在1986年的深秋或1987年的初春？一封来自西德的信却把我唤起。在我当时给你的回信里，并没有谈论过这种唤起，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谈。关于那第一封来信，我仍能记起的是你语调里的甜蜜，还有一句邀情：“期望今后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这句话之后，一来一回我们通了十年的信，十年后，1996年见面，我们之间已毫无陌生感——用你的话说，还不认识就熟透了，一见面就赶紧接着谈……
看到你把通信比作两个人打架，我想到的是你所谓的对话关系，而这又牵扯着你的知音观念。这些你自己说了不少，别人也就你这些方面讲了很多。所以，它们已是你公开的写作秘密，也不妨说，它们正是你人生的目的。缘于此，亲爱的张枣，我才又坐下来，要以给你写信的方式再跟你打一架——这回，我的架势是扭打，你呢，又去躲起来操纵木偶？
你当年躲着不见面则出于很多无奈，很多艰辛，像你在来信里透露的那样。有一次你打电话给我，说到自己在那儿的窘困：“几乎就不能动，不能旅行，甚至不能出门，因为我现在每个月能用的钱，只相当于你们这里的人民币七十多块……”，那时大概是1991年。
还好你有个几乎是信仰的诗歌信念，这也是我们对话的基础和前提。有人说你的幸运在于远在国外，避过了国内物欲冲击诗意理想和诗歌写作的时期，你的诗才，像是得到了神的保护。但在我看来，正相反，是诗歌把你从远在国外的孤寂难捱里拯救出来了。要是你不写诗，你在德国会怎么过下去呢？有好几次，半夜里我这儿突然就来了德国长途，你在那头的语气振奋：“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很重要，现写了四句，你听听……”也许过了一刻钟，也许过了两个小时，电话铃会又一次响起，你的语调还一样振奋：“又‘科研’了几句，你听我念……”
一般而言，你对自己的才能、聪明劲儿、说话的甜蜜程度有相当的自信，表现得最自信的，当然是你的诗歌。尽管“我们要干的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过我知道，对此你也总是有一层担忧，其表现形式，则稍稍有点儿自恋。1990年的时候，你在一张明信片上写：“我今年的写作数量锐减，不知何故，莫不是江郎才尽了吧。”差不多二十年后，在上海莫干山路的一间画廊外面，你蹲进暮色，讲起自己近来写不出什么诗来：“我一向很胆小，写东西可以说是如履薄冰。”不过，然后，你说了一句对自己写作成果的评价：“就我写诗的这个向度而言，我可以说，五十年内没有人能赶上来超过我……”。这句话，谁会不同意？我想你其实期待着不同意。
东东
10．3．18．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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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近好：
谢谢你的及时来信和诗作。这两首我相当喜欢，认真看了多遍。我认定你正在进步，一些陌生的东西，尖锐的东西，蛇的和鹰的东西在进入它们。作品一下子显得十分集中和丰富。显得很真。我衷心地祝贺你。有机会不妨多寄来些近作。我的时间稍多一点就想跟你最具体地讨论一番。
但你还不够，我们都不够。
你逐渐认识了我的一些朋友是件很令人鼓舞的事。他们都是精英。尤其是来自四川——那个中国最神秘的省份。一般说来四川诗人应该多走走江南，而江南诗人也得找机会入川。中国古代的文人都这样做了。比如陆游就说过：
衣上征尘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
本质上说的就是诗人不入川还难作诗人。跟四川诗人交游并入川看看对你都是相当重要的。
“第三代人”这个名称如大家都不赞同，我当然不能勉强。不过我认为你们的考虑不一定成熟。诗人的社会生存实则上是一种策略。不知你跟柏桦认真谈过没有。可惜我没时间去信，请向他转达我的考虑，并问候他祝福他。我是十分思念他的。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不过这是神的意旨，我很清楚。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但过三、五年一定回来。我想去成都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我们的“巴黎公社”。不知你会不会来。我认定本世纪末中国的诗人艺术家应重点聚在一个城市。大家不妨从现在起就积极筹备。
“诗论”我没有交。我在准备一个大论文曰：“论正午的抒情诗和统领者”。我需要时间。我不能说一些还不成熟的意见。请一定转告出版社我的处境。我还有一个请求：非经我许可的我的私人言论书信不能引作我的诗论。因此此书出版时我缺诗论。不一定要统一。我的诗已经说了很多。我希望能被你和出版方面理解。惟一可能救急的办法是：四年前（我在川时）我曾给柏桦一封英文信谈我的“早晨的风暴”等。但柏桦辗转流徙，此信可能不存。你若有耐心不妨问一声。此信也只能请柏桦转译中文。之后我和柏桦曾谈过这封信的意义。他可能还记得。
我目下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蝴蝶的传说》，说的是一个中国诗人在欧洲。有自传的成份。我最近才发现我身上非凡的小说天才。可惜时间不多，我得牺牲其它的许多，白天抽一个小时写。我迷上了这部小说，计一年内完成。
谢谢你代劳一切。你现在几乎是我国内惟一通讯的朋友。我太没时间了。代向大伙问候。请原谅我。神给我了其它任务，我必须完成。
最后，大家能否推荐陆、黄、钟鸣入集？为什么就十人，如果不止十人的话，这又不是“选美”。一个选集要诚实，去伪存真。我们应该奋力推荐，必要时大家可以一致抵制。艺术家应该为自己的权宜斗争，不能让他们错过这个机会，我请求！！！诗转达我的意见给出版者和在集的朋友。切切！
祝好！
我非常盼你给我写信。
你的张枣
89．3．
国内还出了哪些诗选，我有哪些在集？盼告。
作品分别是什么？能否给我弄一本钱锺书的《围城》（借用），还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切！切！）。
（原载《收获》杂志2010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