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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吧，如今每到欧洲一城，我探头张望的其实不是美术馆，而是古董店。非分之想，简直小小的罪孽：三五年来，画室与书房竟已摆开几份小件，分别来自佛洛伦萨、巴黎、布鲁塞尔、巴塞隆那……主要是，木雕，我每说起，语无伦次。圣彼得、圣芭芭拉、玛丹娜、耶稣，涂着十六或十八世纪的油彩，彩迹斑剥，凝成润洁的表面，酷肖真的肌肤，宛若生人，然而是一张木质的脸，双眸被难以觉察地略略画开，仿佛白眼：木雕的脸从不与你对视，兀自呆呆地庄严着，目不转睛。
我常抱起这木制的头颅，缓缓朝向不同光源，看。那雕刻的人，可曾想有一天这件作品会来北京么？
古董店难以描述。不是京沪的潘家园城隍庙那类铺面：今日中国，大部分老年人也未必见过世代经营的老店铺（不过欧洲人也会对我说：古董的盛世早已过去了）。通常店里空无一人，能够摆放悬挂的处所，都满了：天使、圣母、圣徒、三流的巴罗克绘画、十六七世纪的箱柜，还有无数名目不详的器物与饰品。它们早先属于谁家？主人从店铺深处走出，多数上了年纪，我喜欢看他们年深月久的身世感，如晴午两三点钟的安宁。“十七世纪？”我问。“不，对不起，十八世纪，中期。”他们不瞒骗。年轻店伙取出厚厚的目录，仔细查核，成交了，必有证书。那年在罗马真是害臊，我进店看，然后向柜台后叼着烟斗的老先生问价。“NO，不告诉你。这是我的店，可你甚至不和我打个招呼。”我面红耳赤，道歉，退出。隔壁那家老板看我识赏他那枚小小的十七世纪镜框——惟南欧人懂得怎样玩弄那密致翻卷的雕花边——太贵了。翌日在隔壁小咖啡店和他相遇，老人朝我点头眯眼，待我走去结帐，他从深处的座椅昂起头向柜台说：“算我帐上！”
相比南欧人的性情毕露，维也纳人大抵质朴而矜持——与我有缘的那一尊物事总在进店的瞬间豁然在眼。何其稀有的瞬间！像是等我很久了，它停在那里，一声不响。傅雷译笔的《卡尔曼》，女主角弄到古昔海盗的匕首，迅即想象这把刀搁在自家橡木桌上的俊模样。少年时读到，哪里懂呢，如今每在欧洲觅得小物事，我旋即神驰北京的画室：又添一件！
通常总会让价，不多，一成。在中国是叫得离谱，让得惊人，已难遭遇诚实的买卖——又添一件！我不觉得这是购买，而是欧洲赏我的礼物。这次抱回一尊手持经书的圣彼得，成于毗连奥地利的南德地区，十七世纪，仍延续十五世纪典型哥特式风格。彼得的脸那么真切，模特显然取自当年南德乡镇哪位令人尊敬的神父，那虔诚到颠狂的神色，双目圆睁，望之凛然，僵直并拢的手指岂非信仰的痉挛。到了十七世纪，德奥都城已为意大利造型所染，乡间木雕则古风相延，刀法木纳而中肯，分明比例失当。多么珍贵的错误！文艺复兴盛期带入科学依据的精准造型日后毁了全欧洲艺术，艺术不是准确，或者，艺术曾被赋予一千种“准确”。这位德国圣彼得的双肩，严重倾斜，比例大错，唯其如此，圣徒的矜矜之态始告“准确”。眼前这位无名雕刻家删削圣彼得的双肩时，想必毅然决然，如贝多芬乐谱所写：“必须如此”。
是哪位师傅细心涂抹了圣彼得的眼珠、颜面与红蓝相间的长袍？通常，一座古代雕件如流水作业，脸与手，身体与服装，后续的涂油、上彩，均由不同匠人分工负责，次要部分常是少年徒弟的手迹。我今愈发看重无名工匠的作品，憨拙而灵巧，他们做的全是订件，不想到自己，不想到艺术，但确信这就是圣彼得，做好了，退开，他们是真的谦逊而虔敬。
除了几位名姓卓然的人物，我久已不欢喜十八九世纪绘画与雕刻。好比元明的艺术一路看到清中期，清晚期，愈发地不可看了。虽这比喻其实不确，欧洲十八九世纪情形到底两样，那是西方文明成功跨越的年代，而所谓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毕竟小道，资本主义时代获得解放的艺术据说从此赋予思想与个性，但作者的虔敬与天趣，从兹失落，犹如无可挽回的心情。自从收藏无名的木雕——不再隔着博物馆的玻璃看它们，在家，在手里，百年木雕水份去尽，分量很轻，它们曾经供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场所，穿越数百年，呆呆地活下来——我开始亲近这此前被漠视，被我们由十九世纪美学养成的眼睛所不懂得、不珍惜的艺术：这就是昆德拉所谓“上半时的艺术”吗？十九世纪不再有这般憨傻而富灵性的匠艺：我凝视圣彼得，那位工匠的魂灵就躲在木头中呢。不过翻转雕像从背后看，中间被刀斧掏空，一段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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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史蒂夫大教堂是维也纳旧城区最热闹的段落，莫扎特故居就在教堂背后一座拱门内的小巷，DOMGASSE 5号，走不几步，已在故居门口了：1784年，莫扎特与家人搬来公寓二楼住了两年半，写出八部钢琴协奏曲，还有伟大的《费加罗婚礼》。这里辟为纪念馆，怕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来，室内设计的美学几经变换，现在的装置显然被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熟期的后现代模式彻底动过了。窗前竖着莫扎特放大侧影，每间房间至少有一座包括影像与实物的灯箱橱窗，停着他遗留的琴，手稿，乐谱，书信，节目单，小玩意儿……第一次看见莫扎特的死亡面膜（我不愿相信他如电影中那么戏剧性地死去），翻制为青铜版，嵌在小盒子里，蓝光照着，不象他的画像，一脸贵气，嘴角微有笑意，如在冥想有趣的一念。“为什么我写得这么好？”他被问道：“我怎知道呢，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鼻子为什么这么大。”现在静静瞧着莫扎特的鼻子，要是没玻璃隔着，伸手即可触摸。没那么大，很好看，修长，饱满，隆起，不过死者的额骨鼻骨都是隆起的。最好看的是一枚狭长的灯箱轮番闪动着他的著名歌剧的片段，有小小的木偶，有舞台影像，无可形容，如他的音乐般高贵而开心——这不像莫扎特住过的家，而是一项展览，他成为今日设计者百般调弄的素材。惟在窗前俯瞰楼下的旧街巷，我心里莫扎特了一下子：他想必经常站在窗沿往下看，看下面的石铺路马车经过。离开时又在楼梯拐角特意停了一停，据说海顿曾来这里看望他。1784年，莫扎特28岁，海顿52岁，小伙子会在这儿迎候海顿吗？我在楼梯间看见这一老一少了：脑后的假发束耸着蝴蝶结，脖梗衬着层层翻卷的高领，彼此拥抱，亲吻，笑，说着我听不懂的德语——“我以自己的荣誉向您发誓，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当海顿对着莫扎特的父亲秉告这段话，就在我今天徘徊的房间么？
下雨了。半小时后我已停在旧城北端贝多芬家门口。莫扎特逝世翌年，1792年，贝多芬定居维也纳，长住35年，搬家又搬家。维也纳西北角另有他的故居纪念馆，那是他夏季常住的地方。我所拜访的MOLKER BASTEI 8号是他停留最久的一处，1797年移入，1805年离开，前后八年。从圣史蒂夫大教堂快步走去，大约半小时吧。他不在家。
于是此行难忘而惚恍的一瞬，发生了：在门口的雨中我竟回到上海，而从昏暗楼道走下来的几分钟，我像是一只鬼，居然身历其境想起《罪与罚》：当拉斯柯里涅柯夫劈死了老妇和使女，蹑手蹑脚，逃离现场——不，不是想起他，而是悄然下楼时我仿佛变成了他——忽听得底下有人上楼来，他闪身躲进二楼一间空房。待来人说着话一层一层走上去，他窜下楼梯，溜出去，大门口没人看见他。
这妄念仅只几秒种吧，此刻也没人看见我。怎会起这等奇想？我暗自惊讶。是怀想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说么？仍是少年时代的上海，少年时代的阅读，是旧上海哺育了我的欧洲想象，包括初听贝多芬。初听的时光，哪想到有一天真会走去拜访贝多芬，到了他家，又岂料念及少年时代阅读的《罪与罚》。
穿过毗连8号公寓的好几重回廊，欢快的雨，家家窗户缀满入秋的爬墙虎，贝多芬的邻居们躲在屋里干什么呢。在对街的咖啡馆擦拭满头雨水，叫了一碗汤，满座没人知道我刚才躲在贝多芬家的楼道，突发奇想。雨住了。绕回老公寓前门，我又一层一层上四楼，此前的闪念变得遥远而不可思议。一位中年男子默默收票，我于是听见自己的鞋踩在贝多芬家地板上——如莫扎特家，这一层全属贝多芬使用。他们真如传说中那么贫穷么？一架狭长的十八世纪老钢琴，两扇窗户间竖着他咬紧牙关的青铜像：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尊贝多芬雕像，盛年，挺着胸，一定像极了他。没有莫扎特家那么多装置，客厅空空如也，像是主人才刚搬来，或将迁走。门边白墙特意留着一小块残存的壁画，那么，贝多芬住在这里时被有壁画的墙面包围着——据同代人回忆，他晚岁的居室零乱异常，夜壶，手稿，破钢琴，统统很脏——邻室有一具台座式小音响，一排摁鍵标明十数曲精选的贝多芬。我坐下，套上耳机，刹那间，他复活了，天啊，就在他家。现在是序曲《艾格蒙特》，意气扬扬，和弦齐奏那么四下，又四下……1977年，贝多芬在中国被准许播放。是在我回向苏北农村的火车上，华东旷野，春寒料峭，车厢里忽然播出《艾格蒙特》，青春，骄傲，低音和弦的齐奏猛然四下，又是猛然四下，伴着车轮的轰响——要是我懂五线谱，抄那几句印在这里该多好啊——劫难过后的大地，贝多芬不知道一个中国青年怎样聆听他，怎样记得他。贴近双耳的音效就像在脑袋里爆发精致的轰鸣，周围静悄悄。我在贝多芬家里倾听贝多芬，他家的地板，他家的墙。身后玻璃橱柜停着主人咬紧牙关的死亡面膜——莫扎特那具面膜多么不同，伟大的人，生命终止，性格犹然——贝多芬会想到有一天各国的陌生人坐在他家，使用这样的器械听音乐么？我扭头看他，真想说：嗨，路德维西先生！您听听，您听听！是啊，他的时代倘若有耳机，他兴许能够听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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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钟了。我继续走。旧城的更北端，街道渐渐平凡而凄凉——很想描述这一路，很难描述，一度我以为找不到舒伯特的家——接近闭馆时分，我走进这座十八世纪的平民院落，一方小井，竖着铁制的杠杆，据说原先的住户撤空了，辟为舒伯特故居，后院有白桦树。他家在二楼第一间，门边留着当年的灶台，灶沿灶顶是熏黑的墙。说明书交代这间房住着父母，哥哥，舒伯特，多么亲切，和我幼年的家一样。怎么可能四口人呢？他是父母十四个孩子中的第十二个，1797年，贝多芬迁入今天我两度造访的大公寓，同年，在这里，舒柏特诞生了。
本雅明说：一个35岁上死去的人，留给世人的记忆永远35岁。这话意味深长。舒柏特死在31岁，戴着他那付眼镜，胖胖的，一头卷发。临死那年，1828年11月初，他还试图就教于西蒙·赛赫特，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对位学家。经已创作了全部作品的舒伯特还想请教对位学家？！11月19日，他去世了。每听他的第九交响乐，我就想：他快死了，而且他知道，而且仍然写，而且他晚期的作品那般猛烈，而且他从未听过自己的交响乐交付演奏，效果怎样——今天上午，下午，我在莫扎特贝多芬的家不曾想起他们的乐音（除了戴上耳机的一瞬）。为什么音乐记忆会在音乐家故居被中断？他们的房间过于安静了。但在舒伯特家，并非故意，心里几度掠过他的乐句：朔拿大，即兴曲，第五交响乐的调皮的首句，《鳟鱼》明净沉浮，《魔王》的男声从头到尾颤抖着，还有，气贯长虹的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至今我没找见他最后一部漫长的四重奏的好版本，第二乐章的惊人独白，如缕不绝……非凡敏感的人，金子般的心。出于高贵的羞怯，他不敢上前和贝多芬说话。历史可能小看了舒伯特。浪漫主义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有如父性与母性：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神秘基因在他短暂的性命里多活了一场，古典音乐的架构与逻辑由他实现最后的凝聚，此后即溃散而支离了。
他的眼镜在展柜里斜放着，他与年轻朋友相聚演奏的油画，画到一半。他的家如今和其它房间打通，展室延伸，有一单间空房只挂着他朋友当年画的画。莫扎特的家访客盈盈，贝多芬与舒柏特的家，廖寂空旷。我喜欢这廖寂。在平民的陋室，舒伯特成为舒伯特，人的秉赋无可估量。记得他的人，自会记得他。有位男子与我同时进来，先走了。窗外的街，院子，暮色四合，灯开亮了，是寻常人家将要聚首晚餐的时刻。那灶台。楼梯角有一间偏房，如中国任何小单位的传达室那么小，出售舒伯特的纪念册和数量不多的牒。一个在第八第九交响乐中沉毅雄强的舒伯特，与这覆着井盖的院子，与纪念馆将要锁门下班的时刻，何以对应。回到圣史蒂夫大教堂附近的旅舍，游客熙来攘往。人世的一切不配音乐，但他们确曾活在人世，住在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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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维也纳待了几天，此刻不记得了。文章已经写得很长。探访故居的翌日，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得缘观赏《魔笛》，神魂颠倒。他们从未死去，在一句一句歌唱中，就是他，正是他。怎样描述这聆听？那时不知一年后又能来到维也纳，又写一篇文章。
初到两天，我迷失在艺术史博物馆，自以为并非为了音乐来到维也纳。离开那天，我已忘了城里的绘画。犹如发生重听，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耳边总是《魔笛》演出现场的二重唱与三重唱。真的人声。难以承受的美。牒片的声效总难分辨每条喉咙的质地和方位，非得在现场。这座城遍布音乐的踪迹，郊外是他们的坟墓，城里留着他们的故居，一年四季，每天每夜，全城的音乐厅上演他们的曲目。停留几天，岂能了解维也纳。我没打听马勒、布鲁赫那、斯特劳斯、贝尔格，还有勋伯格的遗迹在什么地方。我只是奇怪，仿佛私人的疑案：我怎会在贝多芬家的昏暗楼道兴起和维也纳毫不相干的联想。
临到旅程尾端，总舍不得走。一早起身，对街的窗户灯光辉煌，那是一家私人舞蹈学校，男女舞者再三再四折腰曲腿，练习同一的舞姿。伸出脑袋向街巷尽头看，是那座纪念17世纪维也纳人战胜黑死病的纪念碑：1683年左右，城里爆发瘟疫和饥饿，人们甚至煮食猫肉，郊外，由卡拉·穆斯塔率领的二十万土耳其军队安营扎寨，包围维也纳……午后的飞机，十点钟去古董店取来木雕圣彼得。他藏在层层泡沫塑料中，由胶带团团裹紧。小心翼翼放进挎包，背着，在机场又小心翼翼地横倒了，放稳了，缓缓通过进关的检查口。寻到座位，我像是带着一个小孩，双手抱拢他，离开维也纳。
2009年8月—12月写在纽约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