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日文老师是余市长的日本太太，大约四十多岁。一上课我们就让她买吃的请客，不请就不听课。她也很和善、开朗，总是掏出一些钱给我们，让一个学生拿去，跑到大门口（上课的时候，大门都是上锁的，还有门卫），隔着铁栏杆，买回一堆三角形、一包包的五香花生米（门外小摊早用纸包好的）。回来大家分着、边上课，边吃。记得有一次，她说好吧，去卖花生米吧，但是大家起哄，说吃花生米跑马、上火（她虽然懂些中文，但估计不能懂这句北京土话。看官，您懂吗？大家这么喊，您可以设想当时课堂里热闹的情况吧），要她请吃冰激凌。她还是掏了更多的钱。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上课的一个侧面！
课间，各个班级的同学根据爱好和能够占到什么场地和器械，自己组合着玩。打墙球，玩吊环，打篮球，踢小足球。有个比我小一班的温可铮，常到吊环那里，我们一块玩。他那时得了北京少年歌唱的什么奖。我离开育英之后，就没有再见到、听到他。直到近年，才知道他赫赫有名。我只听过他的童音、而没有听过他的低音。如果现在能够见到他或他的照片，我很想看看他眼角那里是不是还有块黑色的“煤末”。那好像是摔在煤渣沙坑的后遗物，还是个痣？我的外孙告诉我，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温教授于最近去世了。这破灭了我的另一个盼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一早到校的时候，门口站上了日本兵。不久，学校把学生集合到操场，宣布要我们回家，什么时候接到通知，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课。记得没过几天就复了课。
育英的老师是一流的。教国文的张子成先生，一袭长袍，教得生动，诙谐，上着课学生也和他说笑。他有个侄子在我们班。教英文的是一位年轻姓黄的，传闻是圣约翰外交系毕业。上课时西服革履，油头而不太粉面，风华正茂，一表人才。尽管听不太懂，我们还是爱听他朗读的英文；他的声调，词句，抑扬顿挫，让人觉得那就是外国人的音调。大家非常佩服他。张慕棠先生教我们化学，记得他是燕京毕业，学制革的。他的课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过好几次：如果你们在路上见到死猫死狗什么的，带来给他。他要熟毛皮。
关肇直先生给我印象最深。他是珍珠港事变后、来教我们数学的。小平头，个子不高。育英的老师，年轻的着长衫的不多，而他则总是一袭灰色长衫，很平易近人。中午，他常和我们一块在灯市口沿街的小饭铺里吃炒饼、烩饼。他教课清楚明了，我们很喜欢他。听传言，说他是“燕大二圣”之一的时候，大家就更敬佩他了。他没有教到我们毕业。一天，他说他不教了，要请人来代课。后来代课的是孙念台先生；听说孙先生就是另外的那一圣；恕我直言，并非不敬，我们还是没有像喜欢关先生那么喜欢孙先生。两年后，我已是航校的学生，穿着呢军服，在成都街上遇到了关老师，他认得我，还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一直很想念他，但不知道他在哪里。当我发现他在科学院数学所、想见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走笔至此，去Google查询关肇直老师的条目，一看有那么多，还有基金会、奖学金，也知道了他的更多事迹。
比我高一班的马崇礼和我同住在报子街路南（他家是个很大很大的院子，我猜，总有五六十间房吧），所以那时就认得。他班的教室是一个小平房，在我们教室（临街，像是个小教堂的大屋子）的前面。他们初中毕业、考完试、第二天就要放暑假的时候，从他们教室里传来一阵阵轰隆的雷响。跑去看，原来他们班上有些人把课桌面板的活页扭断，把面板用力向上扔，打破天花板，扔到天花板的上面。
育英是男校。育英初中部西墙外是个巍峨的教堂，贝满女子中学开门在教堂的大院里；贝满的学生都从教堂的大门进出到灯市口大街上。那时男、女生很有一批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到现在，学生们骑的各种颜色、甚至完全电镀得锃亮耀眼的那些三枪、风头、蓝牌、G牌等壮观的车队还历历在我目前。当时，那些名牌自行车在人们心里的行市，很像是现时的奔驰、宝马、Ferrari一般！下午下课后，有的男生早已在育英和贝满之间的街边、坐在车上、等候自己想“追”的小姐从贝满出来，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不追星的同学也有伴骑站脚助威的。一位，或一道回家的几位漂亮小姐后面，竟会有一群男生“护送”回家。真是一景！路上，有时没有人说话，有时有旁白打趣，但是很明确是在表示爱慕。兄弟护送姐妹的也不是没有。可是也有在兄弟之间夹杂着兄弟的同学。情况复杂。只有当事人才能够说清楚。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如果两校沟通一下，让贝满先下课，那不就“没戏了”！
用功严肃的的好学生也不少。很多是住校生。住校生有些说话带有他们家乡的口音。他们背井离乡，在学校里面攻读，成绩常常很优秀。但是在他们的宿舍里，也传播着张兢生博士的性史。
学生和先生对日本人的占领表面上似乎都麻木，不闻不问，听天由命。但是实际上并不都如此。负责我们初中部的郑先生，不言不语，极有威严。听说他做“地下工作”、联系学生。他后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知下落如何。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初中毕业，随着高中刚毕业的北京游泳队队员姜学诚、李鸿举，偷偷地离开了家和北京，也偷偷地卖掉了我一辆很不错的自行车，当路费，到后方去参加抗战、升学。我们开始冒险，踏上了“独立”人生的道路。那时我十五岁。
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战惨胜之后，我仍在四川金堂的铭贤中学。四六年我还没有高中毕业，只读完了高二。学校因故暂停，我暑假时回到北平，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青岛的山东大学。入学是水产系，后来转入了医学院。一次，训导处管理我们医学院的杜之奎先生（山东人，在北京上过学）对我说，他听到我、马崇礼、姚永恒和穆怀廉说的都是地道的北京话，马上就觉得我们是育英的学生。我们有相似之处吗？说北京话是一样的，也许还有其他共同的地方：自由散漫、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不听指挥。这会是育英造就出来的吗？
想到、说到在北京二附小、四中、育英就读学校期间受到了教育，也还难忘当时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和社会上一切的有关无关、有声无声、有形无形、形形色色各种力量的影响。尤其难忘的，是我在汉语、语言语音、常识、思维上，相声演员给我的一些特殊教育。
我家在西单商场的近处，从小我就爱到商场里转悠，去听相声。大面包、高德明、焦德海、张寿臣、郭启儒、常连安、小蘑菇都是我能够记住的说相声的人（现在叫相声演员了）的名字。他们有的原来是在地摊上，有的后来是在启明茶社里。那时候相声段子有不怎么样的（譬如荤的；虽然那不怎么样，但是可能叫座，像现在即便是官方大报，不也是天天刊登越来越小的三点比基尼照片、以示招揽吗？），但是讽刺时局的（特别是在传统段子里临阵插科打诨的那些词句里的）内容，特别让观听众高兴。演员似乎也还大胆，大胆到当局日本人会把演员抓进宪兵队。我记得清楚，有位演员说日本人的”强化治安”（按现在人的说法是“严打”吧）的段子。我虽然记得，但是还是给大家引一下刚刚从网上搜到的这个片段来证明无误吧：
甲：什么是“强化治安”？
乙：“强化治安”就是强化……治安呗！
甲：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乙：那你说什么是“强化治安”？
甲：这“强化治安”跟咱们生活可有关系。
乙：有什么关系？
甲：降低物价，好不好？
乙：哎呀！太好了！我们就盼着降低物价！
甲：所以啊，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治安”，就为的是东西落价。
乙：哎，不对啊！每次“强化治安”以后，东西都涨价啊！
甲：现在是第几次“强化治安”啦？
乙：第四次。
甲：物价涨了吗？
乙：当然涨了。就拿面粉来说，第三次“强化治安”的时候，二十六块钱一袋儿；你看现在，三十八块了！
甲：那就盼着第五次“强化治安”吧！
乙：噢！到那时候面粉就降价了？
甲：对！现在不是三十八块钱一袋儿吗？第五次“强化治安”就落到二十四块钱一袋儿了！
乙：二十四块钱一袋儿，那可便宜。
甲：就是袋儿小一点。
乙：噢，不够四十斤？
甲：也就跟“牙粉袋”似的。
乙：啊？！
网上把这个段子叫做“牙粉袋”！因为抖的包袱是前面的一袋是面粉袋（四十四斤吧），最后那个袋是一两二两；半斤的就不得了啦，那该是现在的“家庭装”吧！）的牙粉袋。那是常连安的大儿子小蘑菇的事。他一讲完就被特务带进了日本宪兵队。
相声，郭启儒用地方口音说，我听到的声音是“相书（我标的音，对吗？）”，我不懂相书是什么意思。不是宰相所书吧。我很爱听相书，特别是过去的那些传统老段子。后来的，相声大师、北大兼职教授侯宝林的“夜行记”讽刺的就是像我这样的骑车人了。马三立的“买猴”也还算是对着“官僚主义”的。昙花一现（应该总现）的壮观，是“四人帮”刚倒台、相声蓬勃了一番，像是（但不是）处在个相声的转折时期。那些段子还真有点意思，相当过瘾。可惜现在不大容易找到、听到了。
我没有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的荣幸。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比那些在“后四人帮时代”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尽管是兼职）的现场教育下的年轻一代，还早了半个多世纪就受到了早几代的相声大师的面授了。
幸哉幸哉。阿弥陀佛。
二Ｏ一Ｏ年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