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的同僚
上回说到故宫警卫队录用我，田队长到我家就说我政审合格。到了报到那天，他又说是因为政治可靠才挑中的。其实说穿了，在那个年月，所谓政治可靠就是出身好，最好祖上三代解放前都是要饭的，或者扛长活的，倘若还有一两门亲戚是个党团员之类的就更加锦上添花，当然，本人平素说话行事上也不能太出圈儿。可惜这恰恰正应了山东馆子里的名菜“三不沾”：第一，我家祖上虽不富裕，但还没听说族中哪一房，哪一支有人讨过口；第二，当时我父亲“特务”的问题也还没定论，尽管从家里抄出来的发报机其实是我上中学时自己组装的无线电小玩艺儿；说到第三，族里倒是也有几个党团员的亲戚，可是听说我家出了事，哪个不是避之惟恐不及的。所以，听了田队长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我在心里才不免笑了。
按说，自从政权易帜以来，人事档案最是严密，事无巨细，一丁点事情都要给你记录在案，而且如影随形，跟你一辈子，最後进了棺材才算了事。所以难怪有人说，人事档案就相当于人的灵魂。我的一个中学同窗，天资极高，但不巧就是在恢复高考的那年，他还在云南边境上的农场尚未转回北京。中越边境上情况一紧急，为了保护好大家的“灵魂”，农场便将人事档案转移进山洞，据说就是美国人最好的Ｂ—５２式轰炸机也炸不穿。可档案一时拿不出，他就不能被录取。人家大学招生的负责人说得好：考得再出色，没有档案就等于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够上大学呢？後来，这个接近天才的同学一辈子就毁在锁在山洞里的“灵魂”上，饮恨终生。
不过我的“灵魂”却是另外一种命运，我换了“灵魂”。当初我们这一批到云南去的同伴，家里在文化革命都多少遭遇了打击，这些情况自然都一五一十地登录在我们的档案里。负责招收我们去的农场干部老陈，原本在天高皇帝远的西双版纳，哪里想得到十几岁学生的档案里会有这样多乌七八糟的记录，但接收我们是受人之托，自然也不好拒绝。可当时正是农场改编军垦的当口，从京城回农场的一路上，老陈思来想去不是个办法，恐怕遭农场领导的埋怨，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我们的档案一把火烧掉了事。回到农场他就谎称档案半路上被雨水打湿浸透，只得随手扔到山崖下面去了。好在农场不像京城，迫切的任务是雇佣年轻的壮劳力种植橡胶。就如五八年“大跃进”过後的大饥荒，农场接纳过成千上万从湖南、四川讨口的饥民，人都快饿死了，哪里还有什么人事档案可言，所以很痛快地给我们草草重新补建了一份新档案。这件无心插柳，百密一疏的变化是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我正奇怪为何还不将我们这些修正主义的孤臣孽子抓出来时，有知道内情的好心人通报给我说，“灵魂”已经换过。此後我心里这才算有了准谱，再也不必惶惶终日了。
等我从云南农场转回北京，跟我形影不离的乃是我的新档案，几乎等同一张白纸，正如新政权成立刚刚几年之後，主席毛泽东描绘中国远景时所说的那样：“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记得刚到警卫队的时候，田队长再三强调，队里的成员个个都靠得住，我相信，我就是凭着这份“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而被田队长看成自己人。多少年来，从来还没有人这么瞧得起我，所以听了田队长的一番话很是感动，也觉得能和“靠得住的人”为伍让我与有荣焉。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警卫队里的同僚们的确跟我不一样，也和我过去结识的许多人不一样，他们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就是在农村受过三四辈子苦的庄稼汉，要不再年轻一点的，都是复员转业军人。上文说到过的胖子老王，小队副老魏、老崔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着许多他们的烦恼和快乐。
警卫队里资格最老的怕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北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二黑了，虽然不大识字，但都是好人。不过他们岁数太大，和我又都不在一个班点上，所以很少过话，顶多一个点头之交，但和老王他们三、四十岁的这一辈人交往就多了。
这些人虽然在故宫服务多年，但“家属”（这是对妻子一种委婉的说法，有如过去称作“我屋里的”一样）大都是农村户口，迟迟不能迁进北京。那个年月，夫妻长年分居十分多见，如若一方还在乡下，那夫妻团聚就比登天还难。其实不要说警卫队里的人，业务部有个大小还算个主任的老钱，家属也是在农村，每年就靠十几天的探亲假跟家人亲热一会儿。老钱在北京已是三天两头身上毛病不断，又没有个知冷知热的贴心人照顾，直熬到退休才和儿子对换了户口，儿子来故宫顶替，而老钱拿着农村户口自己回到乡下去了。过了一些年，这时我已经学期毕业留在考古所工作，有次我到故宫访友，偶然碰见警卫队旧日的同僚，聊起他们家属的安置，知道仍然遥遥无期，不免又顺口问起老钱，这才知道老钱的旧病延宕不治，已经在年前过世了。
其实老王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虽说组织上总说警卫队的人员政治上最可靠，可安排家属户口迁京的计划里面他们永远排不上号。平素挂在他们口头上的多是牵念家人的长嘘短叹，说个笑话也就隐隐包含着内心的辛酸和对自己的调侃。
不过当年他们编派的那许多机锋和俏皮如今我已经差不多全记不得了，其中只有一个笑话我认为最具时代精神，所以至今牢记不忘，那是和我前後不久调进故宫警卫队的老李讲给大家听的。老李过去是京郊一家农场的党支部书记，平素为人正派，不苟言笑。这天听见这些思家心切的“活光棍”们又在讲些隔靴搔痒的“荤”笑话，就插进来讲了他们农场的一桩真事：
有一回，老李的农场里有对新人结婚，新娘是妇女队长，平常劳动积极，思想也是模范，除去田间劳作外，每天都在刻苦攻读马列经典和毛主席的著作。出席婚宴的同事们知道她的志向，大家凑份子钱送的礼物自然投其所好，全是政治参考书籍，例如《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类。
老李是新郎的好友，又是队里的党支部书记，担任主婚人当然责无旁贷。老李夸奖勉励了一番新人，众人喝酒吃肉，兴尽方归。
没想到次日清晨，老李听见屋外有人急急地敲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昨晚新婚燕尔的新娘，但见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老李好生奇怪，赶紧把人让进屋里问她原因。那新娘说她非要离婚不可。老李吃了一惊，问她缘故。新娘许久不说话，羞得满脸通红，只是哭，最後被问得急了，才泪如雨下地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想到结婚头一晚上他就动手动脚，简直臭流氓一个！”说罢又是嚎啕不止。半晌老李才听明白，笑着说：“这怎么叫流氓哇，这是喜欢你。”然後只好模棱两可地大致解释了一番夫妇床笫之间的基本道理给新娘听。
新娘似乎对此闻所未闻，对老李半信半疑，最後到底是看在老李贵为党支部书记的份上才总算开了点窍。
老李讲完对大家道：这对夫妇後来生了两个大胖小子，我说的这是真事，你们还别不信，全是文化革命闹的。众人笑说，如若果真如此，我们也就不用办家属来了，算是瞎耽误功夫。
警卫队里除了我们三个插过队的，另外几个二十郎当岁的“新鲜血液”都是一水儿年轻的复员军人。他们最喜欢说的是某某“战友”如何，某次“会战”如何。我没有他们这样身经百战的经历，自然也插不上话，所以交谈不多。要是碰上了这样的场合躲不开，我当然会附和些“啊！真了不起！啊！真英雄”之类的感叹，为的是免得让人家误会我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过于肤浅。
其实我更爱听从旧社会过来的长辈多说说那个时代的旧事，哪怕琐碎的细节也行。譬如说同是锡庆门小组的老马就是一个，他虽然人有些纳于言辞，但说出来的话我爱听。
老马也是来自京东的乡下，很小就到北京混生活，解放後才在故宫警卫队谋了这么个差事。有一次偶然说起到底什么样的自行车质量好，大家一致公认老马的车最结实。老马听了谦逊地笑笑说：我那也不是什么好车，可我真见过好车呢。平常很少见老马多说一句话，今天见老马好兴致，大家就赶紧催他说来听听。
老马说他早先在隆福寺一带给人看车挣钱。我还以为当初他在自行车存车处工作，他说：“不介，那时候哪有这么多自行车哇，我是只看一辆车。要是哪个阔家主儿的少爷骑车来买东西，看我闲著，就吆喝一声：‘过来，看著我的车，回头我给你钱。’我就守著这辆车，等少爷回来了，赏给我两钱儿，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我说：“那你要是趁人不留神把人家的车推走了呢？”“那不能够，”他很肯定地说，“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再说，你看我象是有那三枪、凤头车的主儿吗？”说完还憨憨一笑，接着就说，他是那个时候学会如何判断一辆自行车的成色。後来我从跟老马的交往中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社会都是好人多。人固然有穷有富，但到底不能按穷富区分好坏。只要是好人，就会各守各道，不抢不骗，彼此讲究的是个信用。
当然老马也说，自己的做人之道眼下是赶不上潮流了，他还特别嘱咐我：你们年轻人今後的日子还长呢，应该多听组织上的话才能进步，别学他。老马说这话的心思我也明白，那是怕别人把他跟青年人“放毒”的话汇报到领导上去。
当然警卫队里也不是每个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愿意跟我说这些闲话，譬如北门的老刘就从来不跟我说。据说老刘是故宫警卫队的老资格，解放没几天就在故宫警卫队看大门，而且一直就是把守神武门。我夜班在锡庆门，因为白天锡庆门在参观路线上，不设岗哨，我们就与神武门小组合二为一，与他们上岗轮班一一对应，共同在神武门值班。我和老刘是“对班”，且就这样一直干到我离开警卫队。我们的职责从名义上说当然是提防阶级敌人破坏，实际上主要是检收一毛钱一张的门票。
神武门除了是参观故宫的游客进出的大门，也是故宫职工上下班的主要出入通道，因为故宫的办事机构绝大多数都设置在故宫北部。据田队长向我介绍，老刘有一套过目不忘的本事，虽说故宫也有调离调进的职工，故宫里头当时还有文物出版社，明清档案馆（後来并入故宫）等几个其它机构，但不出几次，老刘就能认准哪个人是哪个单位的，而且和游客区分得一清二楚。领导上让他带我这个徒弟，他倒也不吝赐教，从不保守，只要问他进出的故宫职工姓甚名谁，他都会原原本本告知这个人的底细，有些来龙去脉我相信就是人事科的科长也未必能记得这么清楚。按说这原本不错，可是有一样，这几十年来，多少场政治运动，翻来复去的批判、翻案，斗争、平反，搞得人晕头转向，莫衷一是，但老刘却有个法子保持对人的定性一成不变，这就是全以最初的定性为准。即便後来政府都改了口，给人家平了反，认了错，但老刘不管，照旧还维持着原先的“政治结论”。据我的观察，他的定性从时代上看，可以追溯到北洋和民国；从株连上说，可以蔓及五服以外。
譬如说，正有一位老先生出北门，老刘前脚还和对方笑着打招呼，转过脸来就跟我说：记着，这人是五七年的右派，定的是“极右”——其实我知道早就摘了帽子；又走过来一个，他或许会先问人家晌午饭吃了没有，然后回过头来告诉我：这个人偷故宫文物，“三反”的时候抓起来过，现在都叫他“二进宫”——後来我知道其实是冤枉的。要不然，他还告诉过我，这个人是袁世凯的侄外甥女，那个人是李宗仁的小老婆，再有一个娶过两房太太，现在还一起过日子等等，总之在老刘眼里好人不多就是了。有时我听了就成心逗他：“老刘，您不是在郊区也还有两间瓦房出租么，那其实也叫‘剥削’”。他听了就不再言语，但看得出来心里不舒坦，过後沏新茶的时候准保不说跟我让一下。平素他心情好，会多少倒给我小半杯，很自负地让我也品一品他沏的茶。听旁人说，老刘沏茶的功夫确是一流，而且他的菊花“高末儿”（就是高级茶叶的碎末）还都是老“吴裕泰”的箱子底儿呢。
看着警卫队里有那么多的同僚不能与家属团聚，也有不少的同僚抱定了社会造成的成见而不自知，让我难免心生感慨，有时我哀其不幸，有时我也怒其不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