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不说杨的态度了，只说杨能不能办这样的事。我的看法是，以杨的身份，是不会办也办不了的。一，赵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杨一九一四年出生，当时七十三岁，确实在病中且很重，这年曾有回国讲学的计划，因为病重而取消，再过三年就去世了。二，杨是个退休教授，一九八○年退休。一九七七年六十岁前住在剑桥圣门里一号，此后住在麻州阿令屯（见杨著《国史探微》自序落款）。从这两个地名上看，杨在退休前就不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镇了。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绝不是他能做得了的。若赵俪生电话里要求杨指点一个五星级饭店，杨说他不知道名字，那是杨的不对。现在是要一个七十三岁的退休教授，给你找一个学生宿舍租住一个月，在中国都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以赵俪生日记所说，他主要是想让杨疏通一下与Kuhn教授的关系，尽快完成访学计划。这样又好像赵是从工作出发，为了中美学术交流了。怕不是这么回事。一则，赵不应当在这天提出这个问题，再则，就是提了，杨还是帮不上忙。
Kuhn教授未去接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节目单上说了，他不去他的研究生会去。事实是他的研究生也没去，这就不对了。但也不能说多大的不对，单子上写明住宿的旅馆，赵打出租车花了十二美元就到了。他是下午将近三点到的，傍晚Kuhn教授的一位女研究生就来了。只能说来迟了，不能说人家没来。这位女学生向赵解释了他的导师不能来的原因：
她的老师正忙得不可开交，旧任的太太在法院为离婚索赔的事打官司，Kuhn先生必须出庭；新任的太太马上就要分娩，孩子一生下来就需要父母的结婚证明，否则，教堂拒绝给孩子洗礼。用俗话说，“事情赶到一堆了”，所以他不能来。
这样的理由，是能说得过去的。
第二天（九日），哈佛负责接待的Frye先生来了，显然是那位女研究生回去给Kuhn教授说了，Kuhn教授想通过学校负责接待访问学者的Frye先生另作安排，或者是节目主单上写着哈佛负责接待的人员的名字，赵打了电话，Frye先生才来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赵说他“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总之不像赵在日记上写的，他给杨说的那样：“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以情理推断，Frye先生是上午来的，那么距赵来哈佛镇住下，还不到一天，就是下午来也才一天，说两三天显然是夸大其辞，还说人家是“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更是近乎诬蔑了。明明人家派研究生来了，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为什么说，就是真的提出疏通与Frye教授的关系，打开僵局，杨也办不了呢？《哈佛遗墨》里收有杨给缪钺先生的信（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信中说的是哈佛大学给四川大学赠书的事，主办人正是这位Kuhn教授。原话是：“盖开单者Kuhn君，虽亦曾从弟学，今已以费正清的继承人自居，实则学问尚不及乃师十之一。”可见两人的关系不怎么好。现在Kuhn教授已因家事不能很快接待赵，或者干脆向学校提出不接待了，他一个退休教授，怎么会强人所难呢？因此杨完全会说出“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这样的话。据此，杨在日记上批的“爱莫能助”，就有两重意思了，一是赵要他找哈佛学生宿舍住，他爱莫能助，再就是要他说服Kuhn教授接待赵，他也是爱莫能助的。
那么杨会不会说，“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认为不管杨心里是怎样想的，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比如“到我们美国来”这样的话，杨就不会说。杨多少年来，一直以“僭比仰山杂货铺，难为舜水异邦人”自警，虽说入了美国籍却绝不做“异邦人”，也就断然不会说出“我们美国”这样的混话。不光杨不会说，稍有良知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都不会说。这，只能说是赵先生当时颜面全无，多年之后又精心结撰的诬陷了。再就是，赵“重写”的这两句话，前后是矛盾的。若杨以美国人自居，会说出“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那就不会说“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若说了后一句，就不会说前一句了。同一个人不会既以美国人自居批评中国人，又以爱国者自居嫌他的同胞给丢祖国的人。赵先生重写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日记中还有许多恶意攻击杨联陞的话，比如说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就是离了谱的。事实是杨在“二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按照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计划，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开办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这怎么能说是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
读赵俪生的《游美日记》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不像一个学者访学的日记，倒像是专门写下，让兰州大学党委的什么人看的。看到最后，见了落款，知是出书前的重写，我一下子明白了，赵先生是要让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知道，他赵俪生是如何的热爱祖国，赤胆忠心，如何在大洋那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而那些解放前到了美国的学者，是如何的早年就中了殖民文化的毒，如今又如何的恃洋欺中，猪狗不如。
还有一点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见了美国那些天真活泼、无拘无束的孩子，怎么就那么反感。共两次。一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哈佛工作人员Frye先生，觉得赵先生受了委屈，主动提出请赵在他家吃饭（这绝不会是节目单上安排的），赵去了。四月十一日的日记里说：“Frye先生的房子不在哈佛校内，而在Cambridge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房子买下已经五年了，小二楼，显得旧一点……五岁半的儿子带着一脸的阿拉伯人的神气，用盔甲把自己装扮成中古武士，拿一柄木剑到处乱砍乱刺，还在地毯上乱打滚。我心里想，“这就是美国儿童的典型模样了。”第二天杜维明请他到家里坐坐，日记中说：“夫人是美国人，新生一个儿子，另一个四五岁的儿子，也跟Frye的儿子一样‘无法无天’。”对接待他人的孩子，全无一点喜爱的表示。
事实的考证大致就是这样。
据此，我认为，周一良先生在为杨联陞辩护上，是过了头，他没有考虑到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提出的质疑，即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确是有道理的。至少赵俪生的日记是“重写”过的，就不能免除夸大乃至虚构的成分。
至于谢泳先生，他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错，但是，扯得太远了。赵俪生打电话求助，属突发事件，在那一瞬间，杨联陞只会就眼前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怕不会像过电影一样想起当年这些中间偏左的同学，怎样让他觉得讨厌。若赵不是这样窝囊而小气，真的是病在旅馆中，别说是清华的同学，就是任何一个中国来的学者，纵然不能亲自去解救，也会委托朋友去帮助的。
对这件事，我们还是应当从长期隔阂之后，大陆学者与美籍中国学者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两种文化的冲撞上去看较为正确些。最主要的是，大陆学者的那种自得自负而又愚蠢固执的态度，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清华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几十年间也还在大学教书，怎么竟落到在美国寸步难行的地步？怎么人家稍示好感就乐不可支，稍有不周就闹着要回？一到美国，接待方通过领事馆给了他一个大纸包，“里面有很多通知事项，外[附]一封信，装有我旅美六十天的费用4820美元的支票一张，还有《医疗保险》一本”。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够周到的了。对一个稍通英语的人来说，有了这些，在美国是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但我们的赵先生却不会使用旅行支票，甚至不会打电话，也就难怪心里焦躁了。《医疗保险》也是一次都没用。说来说去，就是少了一个贴身服侍的人，凡事都给他办好，饭时领他进餐，出门领他上车。
按说赵俪生先生也是受过大苦的人，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勒令提前退休，能去美国访学一次应当珍惜，入乡随俗，凡事将就，只求开阔眼界，增加学识就行了。结果是这样一趟不愉快的旅行，学术上可说一无所获，真是匪“夷”所思。这就要从赵先生几十年间的思想路数考虑了。赵先生虽说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他心里还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红色教授，看看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不难明白，他是研究农民起义的，这在当年可是吃香的学问啊。到了美国，处处要显示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品格，辨别是非的觉悟，凡人都要分他个敌与友，凡事都要判它个宰不宰。这样的心态，不用别人侮辱自己，自己就先把自己侮辱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随意篡改、编造日记呢？他没有想到杨联陞是个写日记的人，更没想到周一良会托人将杨这天的日记从美国抄了回来，更更没想到在他“重写”多少年之后，有人会对此案一审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