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霉素
在黑暗的地拉那城里跟着阿尔塔走了那么多路，访问了那么多人。终于在一个白天，按照一个人的指点，我们走进国家药库Fullfarma的门，将一份报价单送进去。没有多久，有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当时李明和我，还有阿尔塔都等在外面的停车场，那人朝我们走来。他用阿语和阿尔塔说：他要到市中心邮电局发一份电报，能否请我们用车送他一下。我们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答应了。这个就是法托茨，是FULLFARMA做采购计划的。他的背后有很大的背景，在当时权力很大。法托茨一上车，就开门见山说：我们得拿出百分之七的成交额作回扣，他就可以买我们的药。他说这回扣不是给他一人，他后面还有好些人。我们马上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FULLFARMA的第一个大订单就下来了，是个令人心跳的数字。光是青霉素就有500箱，每箱是1000支，总共有500,000支。还有制霉素，扑热息痛等等。但是在发货之前，还有一个难题要解决。这批青霉素是国内内销包装，没有拉丁名名称。我们必须用印好不干胶的标签PROCAINEPENICILLIN，给每个瓶子都贴上。我们在国内印好标签，用D.H.L快件寄来。我和李明干了一通宵，只贴了两箱。按这样的进度，几个月也交不了货。
我想起我小时侯寄养在姑妈家。她家挨着菜市场。蚕豆豌豆上市时，卖豆子的人会把豆夹子分给邻居去剥豆仁，每斤两分钱。那是我才四五岁吧，记得也会在早晨四点起床，为了两分钱跟大人睡眼惺忪的去剥豆子。能否把这个办法在这推而广之呢?我们找来了房东里里姆和他老婆杰丽,他们现在都失业在家。我们先是从中阿友好的历史说起，说中国人民愿意把最好的药品供应给阿国人民。只是这回中国人民实在太糊涂，忘了在药瓶上标上拉丁文。所以现在需要阿国人民支持，在药瓶上贴上标签。里里姆和杰丽好像听得不得要领，注意力开始不集中。这时我们说到每贴好一箱，中国人民会付给一块美金，我看到杰丽的眼里放出了光辉。她说：这事包在她身上了。
杰丽当年在空军当按摩医生一定是很风光的吧。尽管她现在像个保温桶，年轻时身体一定特别丰满。我能想象当她给那些疗养的飞行员按摩时，飞行员们一定更想来按摩她。所以杰丽对过去的好时光极其怀念。有一回，李明让她听了一段国际歌，杰丽顿时热泪倾盆。这个晚上，我不知杰丽跑了多少户人家。我想她一定像是背上插了翅膀的天使，或者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在周围一带的居民家里进进出出。她把令人振奋的消息送进了一个个紧闭的蜂巢里，使得里面的蜜蜂夜不成寐，嗡嗡作响。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打开房门就看见门外已站着好几十人。杰丽卷着衣袖，站在石级上，神采飞扬地向人群说着什么。她的形象让我想起了洪湖赤卫队里的韩英。大概无论中国外国，革命者的形象大致都是相似的吧。杰丽的组织能力真的非常强，她让里里姆把住大门，每次只能进两个人，她负责登记，让每家领取两箱青霉素。要求他们在天黑之前一定要做好送回来。一切都井井有序，那些拿到青霉素的人，把东西扛在肩上飞快地离去。他们想尽快地做完这两箱后，赶紧拿回来再换两箱。那青霉素其实很重，每箱有四十公斤。那些妇女，孩子只能抬着走了。也有人用自行车驮，我还看见了一辆独轮车。到后来，我甚至看见来了一辆驴车，那是杰丽家的姨妈，从老远的乡下来的。杰丽为此请示了我，是否可以多给她们几箱青霉素，因为路比较远。她姨妈还给我一篮子的樱桃呢。
一件本来让我发愁的事情现在变得令人快活了。我认识了那么多平时难以见面的邻居，尤其是中间有那么多的漂亮姑娘。然而，这也让我直接看到，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失业和贫困是如何触目惊心。杰丽喜欢把每个人的身份介绍给我。这个是画家，这个是飞行员（这里是空军宿舍，飞行员很多），那个以前是电影演员。我慢慢开始有点不自在了。后来，当杰丽告诉我那个略显的倨促的，穿着考究的衬衣的六十来岁的男人原是阿尔巴尼亚驻奥地利大使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无地自容了。我觉得自己用这几个美金把这些有身份的人吸引过来实在是一件羞辱人的事。我原来只以为这些小活只会吸引一些无事可做的妇女小孩（就像我小时候剥豆子一样）。而更令我不安的是，随同这位前大使来抬青霉素的是他美丽的女儿。她穿着白色的运动装，略胖，皮肤被阳光晒得很红，眼睛碧蓝，体形极丰满。她说着流利的英语。和她说话，我的蹩脚的英语更难听了。不过我还是知道了她是个中学教师，教文学的。让这样的女子为了几个美金屈尊光临，我真的觉得过意不去。我把这事记在心里。过了些时候，我请杰丽去联系，请那个大使的女儿当李明和我的家庭英语老师。她教了我们两个月的英文，就渡海去意大利了。我没有再见过她。
不到三天，那500箱的青霉素都贴好了拉丁文。事实上，如果当时我有一火车，甚至有一只万吨巨轮的青霉素，按这样的方式，杰丽也可以把它们搞定。很快，这些青霉素运到了国家药库FULLFARMA，又分配到各医院和药房。其中一部分很快就被加入蒸馏水，注射进不同人的肌肉，在血液里循环，与细菌激战。与此同时，FULLFARMA支票也到了我们户头。我们淘到了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桶金。
上海楼餐馆
当时在地拉那的中国人，除了使馆和新华社之外，主要是一些青田人和温州人。根据阿国的政策，在当地开一个公司，就可以申请两个人到阿国来。那些刚被人带进来的青田人很快就会成立一个公司，几个月就从国内带两个人出来。这种细胞裂变方式的增长速度使得地拉那很快开满了青田人的店铺。温州人不一样，就那么几家。生意做的也稍大些。除了做药品的我们，还有长城公司杨小民。他原是个外科医生，先是去了澳大利亚，后转到这里。他在地拉那生意很大，国内的一家省报也在头版大幅报道过他。还有一家是德光夫妇。他们是做小百货的，后来还开过传呼台。
中国餐馆也有好几家了。有青田女人巧梅开的福建楼，许文勇（同样是青田人）开的香港楼。我们常去的则是瑞安人小林开的上海餐馆。瑞安是温州的一个属县，所以也算是温州老乡。上海餐馆的位置挺好，在总统府的后街。我们第一次光顾的时候，上海楼才开业不久。门口张灯结彩的，有四五个穿着绸缎旗袍的中国姑娘在门口接客。里边接待的是个穿着光鲜的会说意大利语的中年妇女，她是小林的姐姐。她虽说是瑞安人，可她嫁在温州市，说话全无瑞安口音，纯粹的温州乡音使我们觉得倍感亲切。那天刚好是我们收到青霉素货款支票的日子，心里高兴，所以消费起来也大方。小林姐姐注意到了这些。她把小林从厨房里叫出来见我们。这是个壮实的人，留着长长的八字胡，头发零乱。但目光明亮，神定气闲。看的出有点能耐。
后来我们经常去上海餐馆吃饭，因为李明似乎和小林很投机的。每次去，小林都会拿着酒过来陪一杯。后来他干脆叫我们每天晚上过去和他们一起吃便饭，说这样既省钱又好吃。国外的中国餐馆的菜谱其实已经走了样，迎合了外国人的口味。打开菜谱就是炸春卷，酸辣汤，然后就是咕佬肉，辣子鸡，吃几次就会生腻。小林做的便饭都是温州风味，什么鱼丸汤啦，霉干菜肉啦，卤鸡爪啦，炒螺丝啦。这些好吃的东西吸引得我们频繁过去，小林却只收我们一点点饭钱。我们都有点过意不去，就把从国内带来的平常舍不得吃的黄鱼鲞，墨鱼干拿出来和小林他们一起享用。小林去意大利大概有十年，比起我们算是老华侨。而李明以前是在市政府侨办工作，对意大利的温州华侨很了解。所以他们有好多话题，酒也喝的有味。
有一回小林说到以前米兰的老华侨很多人不会说普通话，中国领事馆的官员都觉得很难和温州人沟通。后来外交部为了做好侨务工作，就从温州本地选了个说温州土话的干部到米兰当领事，结果大受欢迎。李明说：你讲的这个人是梅胜利吧。小林说：对，就是梅领事。李明说梅胜利是他的远房表兄，原来是市政府一个处级干部。他自己也想不到因为会说温州话而当上了外交官。小林就说，是呀，运气好紫微星也挡不住。李明和小林说这些时，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我既不认知梅胜利，也没去过米兰。我只是奇怪，那些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温州人其实是温州属下的几个县的偏僻的山区或农村出来的农民，他们怎么都能在意大利做出那么像样的生意来呢？就说小林吧，十几年前他其实也是农民。现在从他的长着一口被烟熏黑的大牙的嘴巴里滔滔而出的是流利的意大利语。他做生意的思维极富创意。他现在所开的餐馆是以意大利居民的名义来投资，背后有阿国政府一个官员帮助。小林以需要厨师，服务员的名义，从国内带出了二十多个人来到阿尔巴尼亚。这些人在餐馆工作一些日子后，就偷渡到意大利了（当时，从温州偷渡一个人到西欧的收费大概在四万美金）。难怪我们经常发现上海餐馆的人员一直在换。先前在门口接客的几个姑娘早就不见了。后来的人也换了好几拨。小林的姐姐也悄悄的回了意大利。最后剩下的就四个人。他的人已经带完了。
所以在那个晚上，小林说起他在米兰的总店生意是如何繁忙，他妻子打理不过来，催他马上回去。他现在只好考虑把餐馆卖掉。“你想卖多少钱呢？”李明问道，他当时已喝的有点晕乎乎了。“卖给别人要五万，给你一万美金就算了。”小林说。当时我就觉得吃惊。怎么卖的这么便宜，听他说光装修就花了三万美金。（其实道理很简单，小林的载人飞船已经进入轨道，作为运载火箭的餐馆现在就成了火箭残骸，当然要抛弃掉）.接着小林就开导我们说这个餐馆非常适合我们，因为我们会在这里长期发展。有了个餐馆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有了吃饭的地方。在起初，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个餐馆不能买，它太像个圈套了。然而李明好像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兴趣很大。我不知是因为吃了人家东西嘴短的原因，还是他真的觉得这个餐有利可图。那些天，他为这件事显得十分兴奋，还和小林把价格谈到六千美金。到后来，我起初的直觉也渐渐地被一种急功近利的虚荣心所代替。你知道，从我爷爷到我爸爸到我，都是拿几十元工资的无产阶级，没有一点资产。记得我小时家里的家具都是公家的。现在，一个机会就在眼前。你只要花几千美金，就可以成为国外的一家看起来很豪华的中餐馆的老板。这样的事太有一种梦想成真的诱惑了。
卖餐馆的事就这样成了。在第三天的晚上，小林把餐馆的房东法托茨叫了来。这个家伙和FULLFARM的计划科长法托茨同名，个子小而壮实，一头浓密的卷发，眼睛发红，显得醉迷迷的。他坐下来，脸色没有表情。小林坚持自己用意大利话来沟通，不让我们带翻译阿尔塔过来。那个晚上都是他一个人在做戏。他告诉房东法托茨的不是说卖掉了生意，是说自己要回意大利一趟，让我们来帮助他照管一段时间生意。第二天，小林就急匆匆带着最后几个从大陆来的年轻人走了。临走时，他什么也没拿，就拿了双筷子一个碗。他说这是规矩，饭碗要带走。李明后来一直把上海餐馆的接下去的厄运说成是因为饭碗让小林带走了。也许这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