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这首诗是郁达夫先生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杭州写给王映霞女士的，题为《游杭州风木庵等名胜偶感寄映霞》。我们由“合共君来隐此间”而问到他们在杭州的“风雨茅庐”。王女士对于《风雨芦庐》感慨万端，她说：“郁达夫这个人钱都是用得光光的。结婚之后，稿费由我管理，慢慢地积攒下一点钱，但也不多。我们从上海迁居到杭州之后，他是一直想造房子的。当时我们住在场官衙，有点象上海弄堂房子的格局，但开间很大。就在这个巷里有一座废庵，约两亩地皮，听说是慈济院的产业。正巧那时候管慈济院的沈先生是孙百刚先生的朋友，孙先生这时候来杭州玩，经他介绍我们认识了沈先生。后来我们另外买了十七亩山地，和救济院换下了这块地皮。从动工到造成，几乎都是我花费的心血。这所房子造的还可以，向南有三间正屋，当中一间是客厅，两边是卧室，开间比较开阔，陈设的家具大都是在杭州新添置的。那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为了怕孩子弄脏地板，乱坐沙发，特别是扰乱郁达夫和客人的交谈，所以这正面三间屋门常常是关着的。我们白天活动，起坐吃饭，大部分是在后面三间小屋里。小屋里用的家俱都是从上海嘉禾里搬来的。铺道都是用的水泥路，墙上开着一座月洞房，从门里进去是一个小院，种着几盆荷花，点缀着一些假山石，还有些花草树木，里面是一间朝南的大花厅，就是他的书房，书房里沿壁三面都是落地高的大书架。当时他的藏书大约有六、七千册，而且外文书很多，英、日、德、法等文字的书都有。郁达夫除了喝酒，还喜欢买书，当时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家有不少书，特别是英国十八九世纪名家的小说和诗集，他都费了不少心思收集到，有许多是原版的。当时房子盖好之后，朋友们来庆贺的真多，送来了很多字画镜屏。但是《风雨茅庐》的匾是郁达夫请马君武先生（周承德）写的。本来想，有了这个安定的住所，他总可以安心地住下来，写写小说，或在大学里兼兼课。谁知过了不久，他又应福建省主席的邀请，一个人跑到福建去了。撇下我和我母亲住在这个风雨茅庐里。”
“郁先生好象写过一篇《记风雨茅庐》的文章？”W君插话说。
“是的，有这篇文章。当时盖这所房子的时候，他还请杭州著名的风水先生看过风水。不过具体的事他一概都不管了。房子盖好之后，他很高兴。我跟他说，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聚了我的心血。他只点头对我笑笑，表示同意我的话。所以“风雨茅庐”的界石，立的是我的名字：王旭界。在这里我是存了一点心眼的，他们郁家兄弟多，免得将来说不清楚。这所房子战争时候并没有烧掉，现在还在，是派出所，就在浙江省图书馆旁。你们上杭州去的时候，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界石还有呢。”
“蛮有意思，下次去杭州，我们一定去看看。”我和W君不觉异口同声说。
王映霞女士嘴角掠过一丝苦笑。她沉吟片刻，声音有些凄楚地说：“‘风雨茅庐’给我带来的不是安定和幸福，而是动荡和痛苦。郁达夫在《毁家诗记》说：‘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游武夷太姥 ，饱看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到底是谁毁了家？毁家的原因究竟何在？世人知者甚少。我是想写点有关自己生活的文章，绝不抨击达夫，因为他已被敌人杀害，而且也不可能再为自己申辩。所以我的文章只说明当时的事实，不涉及其他。”
“您的文章大慨什么时候可以写好？在哪里发表？”
“有一小部分给了《广角镜》的李国强先生，其余部分国内几个出版社想要，但我还未决定给哪一家。文章只写我在抗战前的一段经历，所以题目拟为《半生自述》。引用郁达夫在《日记九种》后叙中的话说，‘知我罪我，请读者自由判断’。”
五
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
这是郁达夫题为《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诗中的第一首，读来令人为之心酸。我们提到这件事时，王女士面容严肃地说：“我离开星洲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R 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的路费。”
“你走的那天郁先生哭了吗？”我问。
“没有。他照常写文章，照常上班。”王女士回答。
“办理离婚手续时你们曾经争吵过吗？”W君问。
“争执是经常的，但从来没有大吵大闹过。走的那一天，我把身上剩下的仅有的二十几块钱掏出来交给他。我说替你管了十二年的家，现在就剩下这点钱还给你。所以待我走后，他派人送来了二百元给我当路费。”
“那南天饯别的事是没有？还是您忘记了？”W君追问说。
“绝对没有。”王女士非常肯定地说：“我的大儿子郁飞（也即郁阳春），他当时已经十一岁了，也记得没有这件事。最近有位当年在《星洲日报》工作的胡烂熳先生从星加坡来信说，他也记得没有南天酒楼饯别这件事。那首诗肯定是他后来写的。”
“如此说来，可能是您走后他想念您时写的。从很多文章中看到，郁先生一直对你是很钟情的。”为了缓和气氛，我转向着王女士说。
“是的，他对我好不好呢？真好。可是好的方式我受不了。”王女士说了这一句，下面的话就停止了。可能是她又想起访问开始时她说的那句“绝不伤害郁达夫”的话。
这时，我不知不觉地想起了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文中的话：“达夫始终是挚爱着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即《毁家诗记》——引用者注）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怕是最大的原因吧。那一些诗词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女士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了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的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夫人？这夫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不可收拾了。”郭的话大概是击中要害的。所以在王映霞女士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依然怀念她，并且发挥想象力，以弥补没有为她饯别而抱憾，故而有这事后的“补作”。我把此意告诉诉了王映霞女士，她默默地笑了，不过笑得有些凄凉、哀怨。
大概为了打破这沉默的局面，王女士告诉我们，她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经友人介绍跟经营轮船业的钟先生结婚，直到不久前钟先生去世，在一起生活了四十年。她说：“这四十年过得比较安定，平静。解放初期钟先生在人民银行工作，身体不好，我在家没有工作可做，孩子正在读书，经济比较拮据。我想找工作做，可是又不愿意找文艺界的朋友。于是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抗战初期他在武汉曾请过郁达夫和我吃过饭。他是认识我的。我就冒昧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是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还是愿意为祖国工作的，可是现在没有工作做。信寄出二十多天，市里就来通知叫我到师资学习班学习。后来分配当小学老师，以后又调市中学教书。这件事是我一生难忘的。”
“您跟钟先生结婚后，生了几个孩子？”W君问。
“一男一女。儿子在北京大学语言系汉语专业毕业，现在上海汉语大辞典编辑部工作；女儿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杭州教书。”
“那您当年带到南洋去的大儿子郁飞现在哪儿工作？”我问。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任英语编辑，人很老实，对我也很尊敬，星洲胡烂熳老先生的来信就是他最近转给我的。他还能记得我们在星加坡的一些往事。”王女士说到这里又叹了一口气，说：“想起这些往事真像做了一场梦。不过，我的晚年还是蛮自在的，每天早起散步，平时看看书，有时会会老朋友，像许杰、施蛰存、孙百刚、钱潮诸位老先生和我常会面。还有一些中青年的文学爱好者来信来访，还有我的小孙子在我身边，一会要我做这，一会要我做那，我真是够忙的了！”王女士边说边笑，像个年轻人一样，一点也不像个七十六岁高龄的老太太。
访问结束临告别时，她送我们到弄堂口，我想着郁达夫先生的“忍抛白首盟山约”诗句，期待着早日读到王女士的那本《半生自述》，或许能找到一些至今仍未揭晓的谜团。
1982年1月，上海
（原载香港《广角镜》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