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托尔斯泰写出了“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这篇才算是有些故事的模样了。写的是兄弟俩，哥哥柯捷尔卓夫中尉“是个杰出的军官……他的性格最突出之点是自尊心很强。这样的自尊心一般只在男人身上，特别是在军人身上，才能见到。它已经贯穿到他的日常生活中， 使他遇事抱着不领先兀宁死的态度。自尊心甚至成了他内在的推动力：他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喜欢抢在人家的前面。” 而弟弟柯捷尔卓夫准尉是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因为年轻，因为想得到荣誉，建功立业，年轻轻地就到前线来了。? ? ? ? ?
他们正好在路上相遇，因此结伴一起往塞瓦斯托波尔前线。这对哥哥倒没什么--他在前线呆了好久了，这次因为负伤回到后方，不等伤完全好，他就急着回去了。(他急着回去，为了责任，也为了荣誉。) 可弟弟是第一次上前线，他在军校的誓言，从军的豪迈情怀，对光辉前景的憧憬，在血淋淋的现实前土崩瓦解，心情沉重，只有祷告上帝，“这让他多少好受些。” 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街上分手，各自去属于自己的连队。在路上碰到的人，军官，伤兵所，伤兵所里的人……对年轻弟弟那颗敏感的心全是折磨。无论是对血淋淋战场的恐惧，还是周围人对于他的有意无意的反应，全都可以伤害到他，“可怜的伏洛嘉想到自己是个胆小鬼，并且在人家的每个眼光和每句话里都察觉到对他的蔑视，就象对待一个无可救药的胆小鬼那样，他痛苦极了。……中尉不等他说完，就问司务长：‘我们把准尉安顿到哪儿去呀？’‘准尉吗？’司务长说，匆匆地向伏洛嘉瞥了一眼，那眼光仿佛在问：‘他算什么准尉啊？也值得把他安顿到哪儿去吗？’--这就使伏洛嘉更加难堪了。”
哥哥回去，遇到的是傲慢的新团长，别是一种体会：“柯捷尔卓夫中尉以前从没有到过这座掩体部，它那豪华的气派使他吃了一惊……柯捷尔卓夫虽然不是一个胆小鬼，他也根本没有什么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团长的地方，可是他一看见团长(这位不久前的战友)那么目中无人地站起来听取他的报到，他不禁有些畏缩，甚至双膝直打哆嗦。……柯捷尔卓夫瞧着团长想，‘他当团长才七个星期，可他身上的一切--服装、态度、眼光，都已经显出团长的权威来了。而这种权威的竖立，主要不是靠年龄大、资格老、功勋卓著，而是由于当上了团长发了财。’”然后“柯捷尔卓夫走出掩体部，三番两次自言自语，耸耸肩膀，仿佛觉得有点儿痛苦，不舒服或气恼--不是生团长的气(没有理由对他生气)，而是生自己的气，并且对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感到不满。纪律和维持纪律的条件--服从，也象一切法定关系那样，除了上下级共同认识它的必要性外， 它的基础应该是：下级承认上级经验丰富，功勋卓著，或者光是德高望重；但是，如果纪律的基础是建立在偶然机会或金钱关系上，像我们这儿常见的那样，那么，上级往往会变得妄自尊大，而下级就会变得暗中嫉妒和愤愤不平。这样，不禁不能达到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的目的，而且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个人自知不能靠真才实学去获得人家的尊敬，就往往会本能地害怕跟下级接近，并且竭力装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样子，以避免人家的批评。下级呢，只看到这种讨厌的表面现象，也就往往不公正地把上级看得一无是处。”
说得真准确。一个作家，就是要准确地画出人和人之间的心态，以及背后的原因。
再写弟弟，他在炮兵连里遇到的新同事，他们的谈话等等。托尔斯泰写的对话，决不象拙劣的小说那样，针对某件事，很逻辑地进行(或者用沈从文的话说：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他写的谈话常常是一种自然生态的呈现，说说这个，说说那个，一个话题没说完被打断……就象生活中常发生的那样。但每一句说出的话兔体现了鲜明的个性。
在这之后，弟弟被派上前线，作者生动描绘了这个年轻人在战场上真切体验到的胆怯和兴奋。
接下来全部是写战场，先写到哥哥的死，他是带着部队冲锋时中弹死的，死前他“十分快慰地想，他已经出色地尽了他的责任，而这是他服役以来第一次干得那么漂亮，他觉得问心无愧。” 写到弟弟的死，则是法军包抄上来之后，在乱枪中打死的。作者只简单写道：“在伏洛嘉原来站着的地方，横着一个裹着外套的东西。”
塞瓦斯托波尔沦陷了。(俄军放弃了。)
关于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就此结束。在这样的故事里，我们还是看不到一些设计情节的痕迹，不是作者巧妙，实际上真的是没有，即使有了明确的主角，作者写的还是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他们实际上活着的样子。 这样的小说呈现了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一贯立场：“需要单纯而强有力的东西，不要那些个蹊跷复杂的东西……” 因此他从不肯来设计一段爱情，一段复仇，一段英雄事迹，他不想用浅薄的人为设计去玷污真实。真实在他手中，纯度那么高，也许就因为纯度高，才可能力量大罢。? ? ?
肯定是这样。托尔斯泰自己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时直接说出来了：
“我已经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可是我们依旧在苦苦思索。也许我不该说这些话吧。也许我所说的是那种残酷的真理，它们不知不觉地潜藏在每个人的心里，但不该说出口来，免得引起坏的作用，正象不该搅动酒里的沉淀，免得把酒搅浑一样。在这个故事里，哪些是应该避免的恶，哪些是值得模仿的善？谁是故事里的坏蛋，谁是故事里的英雄？个个都是好的，个个又都是坏的。
具有出众的勇气(上流社会的高尚勇气)而一切行为又受虚荣心支配的卡卢金也罢，虽无聊但也无害的普拉斯库兴(尽管他为了信仰、君主和祖国而牺牲在战场上)也罢，天生胆怯又目光短浅的米哈依洛夫也罢，没有坚定信心和原则、孩子气十足的彼斯特也罢，在故事里他们没有一个是坏蛋，也没有一个称得上英雄。
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的美德尽量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个英雄不是别的，就是真实。”
显然，托尔斯泰的小说不是给你一个故事，而是刻划实实在在的人，通过他真实的描写刻划，让你熟悉一些人，俄罗斯的士兵和军官，他们的思想感情和人格。你会不由自主地自己去判断，什么是好的，感动人的，什么是可恶的，叫人唾弃的……这就是小说。小说可不是编出个故事来给人解闷儿的。不然，漂亮的语言，精巧的小说结构，奇特的情节，全是枉然。一个作家，不该用一种轻佻的写作来浪费自己的生命，更不该浪费读者的生命。
实际上托尔斯泰就这一点直接提出过批评：“有一些人想把艺术部门变成给人解闷的东西，另外一种人则把它当作一种谋生的手艺。而实际上这个部门却是非常重要的。就其感染力而论，艺术几乎可以跟宗教相提并论。而宗教只能为信仰服务，也就是说，为心灵中最崇高的东西服务。有的宗教不去为信仰、为心灵服务，而去为别的什么东西服务，那么它们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艺术也同样要丧失它的作用，如果它追求的目的只是为了替那些利用它的人们解闷，或者不得不成为那些从事艺术工作者的谋生手段，那这些人想达到的不过是技巧上的完美罢了。这样一来，艺术也就不再是一种善，而是一种恶了。”(《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P·142)? ?
这样的话，直看得人心惊肉跳。在这样的作家面前，我们再来轻佻地编写故事，虚构爱情和复仇，尤其还想拿了那种东西去换取利益和名气……天！听上去是不是相当地接近谋财害命--作恶？
托尔斯泰惊人的诚恳和求实仅是一种创作态度吗？这么去理解，恐怕不够。
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回忆说：“无论是在作品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都是极其纯真质朴的。……他的个人生活与文学活动是息息相通的。”(《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P·650-651)? ?
需要这样吗？有不少作家个人生活是可以和作品分开的。现在这年头还讲文如其人，够有多么陈腐，落伍。
你可以这样去想，这仅是你的选择。
可我则愿意去理解并探索托尔斯泰之所以是托尔斯泰的原因。
我的选择还因为得到另一方面的支持，在我们中国典籍中，《中庸》第二十二章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诚之奥秘，诚之能量，已被《中庸》道尽了，既是经典，必无虚言。
即使我们不肯屈服于经典的权威，(很好，可贵的反叛精神啊！) 可是，我们如何解释托尔斯泰的小说中震撼人心的力量呢？在我看来，托尔斯泰那些诚恳写真实的小说，正活活画出了《中庸》的另外一句话：
“至诚如神”
唯有这四个字，方能解决我们开篇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托尔斯泰质朴单纯的写实小说会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