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莉自述
发布: 2009-10-15 19:58 | 作者: 马莉
４. 九十年代的写作：我至今依然作为单独的人在行走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坛是繁荣而驳杂的。网络诗歌、口语诗歌、民间立场、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中间代、７０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些所谓的诗人极尽能事地吹捧自己和攻击他人，制造诗歌事件和轰动效应，诗坛像股市一样出现大量的泡沫有目共睹。我渐渐发现，所谓的诗歌运动，几乎是当代中国所谓的诗人在名利场上尔虞我诈的“诸侯”纷争，为了成名为了进入文学史的权宜之计，一场以文学（诗歌）的名义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批又一批写诗的人为了始摆脱上一代诗人的影响，为了从上一代诗人的遮蔽中脱颖而出，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意识。本来文学史的论争与批评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中国诗坛就变得不正常了，变得急功近利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类，一旦机会来了中国人很会为自己着想”，也有人说因为中国人“最没有安全感，中国诗人也一样没有安全感，一切都要快！成名要快！进入文学史要快！”呵，多么可怜，这就是中国诗人的诗歌现场！在中国的整个九十年代，你不能不认下这样的残酷事实：中国诗人比中国小说家还要市侩！诗歌已经成为一种相互交换利益的筹码。
为了保持自己清醒的思想和语言，我沉默着。我沉默并感叹着诗风之日下，人心之不古。我同时也看见：真正优秀的诗人，也沉默着！八十年代最好的诗人在九十代都沉默着！热闹的诗坛的就像热闹的市场一样，两边站着正在大张旗鼓地甩卖自己的诗人，他们轻易的就甩卖了自己，这样的一群诗人，你不能不怀疑他们的艺术真诚与艺术良知。
整个九十年代，我在《南方周末》当一名“芳草地”的副刊编辑。白天我去报社上班，约稿、编辑版面，晚上回家读书写作，天天如此。整个九十年代，我沉静着，没有一丝狂躁，我尝试着远离诗坛，正像我的诗友潞潞所说：“远离诗坛，接近诗歌。”是的，远离诗坛，我决意不参与任何诗歌流派，不参与各种诗会，不参与各种争鸣。并且，我尝试着写小说，很快在《花城》上发表了第一篇实验小说《语言的几种表达方式》，进而尝试着用具体的颜色写作另一种“诗歌”——我开始画画，用抽象的黑白线条与形状，表达我的难以表达的情绪。１９９２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在“广东艺术家画廊”里举办了一次我的个人画展。
我诗歌的原创动力来源于我的梦想，而不是现实之境。我相信真诚的诗人都是为自己心灵的渴望而写作。我依靠自身的智性和心灵的极光，挖掘被遮蔽的幽暗之物，发现生活中投影到内心深处的印痕。我不选择日常与流俗，我不选择肉欲与色情，我也不选择快速。我选择缓慢，就是昆德拉所说的缓慢。是的，除了缓慢，还是缓慢。缓慢不是以一种悠慢的节奏应对生命的短暂，缓慢是一种写作姿态，是生命的尊严与豁达，我用缓慢以去蔽，以敞露，从而接近日常的光芒，切实实践着我内心的诉求：诗歌是一种极具私秘化的个体劳动。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在日常中进入写作状态的诗人的绝对良心。
整个九十年代，我在《大家》、《钟山》《当代》《作家》、《小说家》、《人民文学》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这些散文随笔收入我的三部重要的散文集里：《怀念的立场》、《温柔的坚守》、《夜间的事物》。这三部散文集奠定了我的“新散文”立场，著名学者袁勇麟在《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第24页）中这样描述我们这些年轻的“新散文群体”：被命名为“新散文”代表作家的钟鸣、张锐锋、冯秋子、于坚、祝勇、周晓枫、宁肯、马莉、庞培、格致等新生代散文家的出现，更是加速了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进程，他们的创作“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意义”。
整个九十年代，我的散文随笔为我荣获了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２００３年）。
整个九十年代，我写下了近二百首诗歌，这些诗歌后来收到我的《马莉诗选》中（２００４年）。
５. ２１世纪初的写作：光芒不需要光芒的照耀
２１世纪注定将是一个怪异的世界，一个地球村的世界，一个模式化制作的世界、一个充斥着广告式宣传、行销、发行并与快速传播合谋占据话语霸权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恐惧的争夺能原的世界，一个转瞬即逝既没有诗意也毫无精神——然而到处是光明的可疑的世界。人类带着20世纪创造的巨大财富与创痛迈进了 21世纪，但在财富与创痛的背后蕴藏着更加巨大的焦虑：人类在失去精神家园中进入了２１世纪，再次沦为了孤独的在世流浪者。
面对人类的苦难，认真思考如何建立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问题，是每一个诗人的当然使命。这样的使命不是某种集会上宣读的仪式，也不是一拨诗人随便扯起一张旗帜下的简单宣誓，更不是某个诗歌流派推翻过去的激进主张。这个使命，应当是诗人日常的精神现象，是一种日常的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审美是极为平凡的事务，它几乎瞬间就可以完成一个人在情感过程中对某一事物及对象的直接把握。一个诗人对自己负有使命，是一个诗人内心的宗教，这样的精神现象时刻占有诗人的生命全部，并体验着生命力的洋溢与灵魂的升华，这样的个人宗教不是单纯的对道德命令的依从，它需要一个诗人长期的内心体验与积淀，它是一种写作的深刻姿态，一种我所坚持的疯狂的“慢写作”姿态。
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我写下三百多首十四行诗歌，我的朋友庞清明在通往广州到四川的列车上，为我的诗歌命名为“金色十四行”。我觉得这个意象很符合我对２１世纪人类精神现象的描述：我们需要一种高贵的光芒，它不是来自我们以外的宗教，它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宗教。自从福科说 “人死了”之后，21世纪哲学家为了找回人的精神家园，企求通过宗教的炼狱恢复人类的精神价值，借助神的力量实现人的回归。然而，都没能如愿。因为早在 18世纪，康德就这样预言：宗教无力也不能根本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不能建立在宗教上。
我无法考证这样的思想是否是人类最后的通行证，但我觉得日常的宗教是诗人首先完成自己的必然途径，一个诗人应当能够做到，这是道德自律，也是为人“诗表”，我至今依然坚持“文如其人”这个古老的东方命题，因为只有诗人的人格，才能决定诗人最终能走多远。
我自认为我找到了十四行这样的金镂玉衣，披在我的身上，仿佛“我从永恒中来到永恒中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伦敦1924年版，第157页）
依然是：我诗故我在。
依然是：远离诗坛，接近真主（诗歌）
在今天，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思考变得更加重要，但思考不再是以树立一个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也不再是通过过度书写身体以求达到与男权的平等地位，这一切都不是书写的依据，也就是说，不再让女性的存在以有一个可以推翻的对立面，或者通过过度展示女性肉欲作为写作的前提条件，而引得男性的认同，这样的认同依然是不公平的，依然是带有狭隘的局限，依然是以男性的视角为认同依据的。在今天，所有的书写都应当是以自由为前提，作为女性书写者，警惕来自不同层面的所谓吹捧是一种独立的写作品格，保持清醒的大脑，而不再被意识形态的观念所利用，不再被作为男权与反抗男权的历史的一个隐喻而存在。
现在，我依然故我地完成每天的日课：白天在报社上班，约稿并编辑版面，晚上回家先做好家务，然后读书写作画画。日日如此。我走过的地方不多，因为我胆小，还因为我坐飞机有恐高症，乘轮船有晕眩症，甚至乘坐电梯也常常因头晕而要回避而要从一楼爬到１２楼。我的毛病真是不少，这也许塑造了我的不喜欢社交个性吧。但我最感自豪的是，我直觉丰富，感受力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尤其注重内心的体验。我的所有日常生活，每一点每一滴的感受，都是我艺术原创的源泉，一想到这些，我每天的行走都会感到稳健踏实。
最后，我想借用我在２００７年荣幸地获得“首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时的诗歌颁奖会上，著名诗人梁小斌所宣读的授奖词作为我此文的结束：
“诗人马莉是我们这个躁动岁月里安静写作的典范。马莉诗歌从一块‘白手帕’的飘扬开始，直至抵达《金色十四行》，其全部凝望均表达了天下经典诗歌的一个基本奥妙，这就是：在一定的尺寸上燃烧。马莉的贡献在于她把当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提升到一个智性的高度，而令世人瞩目。马莉的诗歌恢复了中国古代女性词人的典雅传统，这个典雅来之不易，几乎要被暴戾撕碎。马莉诗歌精神里无处不在的纯净之光，终于演变为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马莉的诗歌尺度自给自足，无限柔韧，并且如此多娇。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光芒，并不需要光芒的照耀’，我们完全赞同。”
２００８年７月２８日写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