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 八十年代的写作：我选择了不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自由阅读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破碎又灿烂的时代。那时我们正年轻，思想正处于“断乳－反叛”时期，举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我们这一代腾出了思考的空间，伴随着开放大潮，数量巨大的外国作品如洪水般汹涌而入，站在此岸的我们，一下子看到了无比辽阔而蔚蓝的思想天空。
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康乐园里感受外面的精彩世界，我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并接触国外各种现代思潮。星期日，我和中文系的男同学朱子庆一起去书店排队购买外国文学作品，购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以及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译介的２０世纪西方人文学术丛书“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系列。当时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都是我们手边容易找到的必读书籍。
在阅读的快乐中，我也在寻找我最喜爱的诗人，他们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芝、叶赛宁、吉皮乌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埃利蒂斯、兰波、艾吕雅、艾略特、米沃什、凯鲁亚克、金斯堡、迪金森、白朗宁夫人、泰戈尔……这些世界的光芒为我内心的丰富性增加了深厚的底色。不久，“朦胧诗”兴起了，朱子庆不断给我找来当时的民间诗刊《今天》，我接触到了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的诗歌，我们发现他们的诗歌与外国的翻译诗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此前中国诗歌精神中缺少的因素。我在一种表面的开阔与遥远中，发现了更加隐蔽的开阔与内在的遥远，这些深度的情感与思想在当时是被讥讽为“朦胧”的，在我的内心却如此地清晰和明亮。
１９８１年，我在《北京文学》第一期上发表长诗《处女地》，很快又在《人民文学》第二期上发表长诗《竹颂》。除了阅读和写作，我们中文系几位爱诗的同学共同办起了校园诗歌民刊《红豆》，作为校园诗人之一，我们在《红豆》上发表自己创作的诗歌。
一个思想开放的年代当然更是一个诗歌勃兴的年代，我们这群在八十年代写诗的青年诗人被美誉为“第三代”！我和我的同时代青年诗人一样，用全部的热情和鲜血疯狂地写诗。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从小时候的“大海”浮出了水面，来到了陆地，我开始写大地，写大地上生长的大树，写一棵神秘树与“一个人”的神秘故事。1985年第10期《诗刊》（邵燕祥主编）发表了我的探索性诗歌：《一棵棕榈树和两个女人》，1986年第1期《中国》（牛汉主编）又发表了我的依然是探索性的诗歌：《月光下，那棵神秘树在哭泣》。这两首诗歌至今在我的诗歌写作中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们探讨生命与存在的紧张关系，挖掘男权世界与女性世界对立又包溶的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互为因果的紧张关系是基于我作为一位女性对宇宙与存在的自觉审视。这样的审视没有被当时的批评家关注，因为当时的批评家主要是男性批评家，其关注视角受到以男权为中心的偏狭视野所局限，他们希望看见的是一丁点儿都不会危及他们潜意识深处的男权的自我满足感。
我有一首写于1988年6月的题为《渴望失恋》的诗，发表在当时深受青年拥戴的《诗歌月报》上。在这首诗里我大胆地审视我的精神与肉体的矛盾，我有必要把这首我自认为最重要的诗歌抄录在下面：
不久前
两个影子从那幢废弃的小楼
走出 两个修长的影子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修长 而 洁白
他说我的影子是他
我没有反对
我们幽会时走进去又走出来
一只老黑猫惊叫着从窗台跌下
跌死在我的脚旁
我断定是两个影子在作祟
这是致命的一击
礼拜日他请我吃狗肉
我拔腿而逃
猫狗是一对冤家
我边跑边想
我不是猫 我说
醒来以后
我发现我的影子躺在杯子里
那幢废弃的小楼正向我倾斜
我喊救命呀并迅速逃跑
他无动于衷
不容我挣扎 甚至
用嘴嗜住我的红唇
舔我的脖子
咬我的乳房
吮吸我的血液和骨髓
缠绕住我 用他修长的四肢
经典的 呼吸
从影子的瞳仁里
我看见我的身体在动摇
咬牙切齿
我从发间摘下簪子
刺向他血流如注
醒来时我发现影子正站在墙壁上
不错 正是不久前的两个影子
从废弃的小楼里款款而出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1988年6月13日
若把这首诗放在整个八十年代的背景下来反观，诗歌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气质是特立独行的，我没有选择“性别”，而是选择了“人性”。诗歌里出现的两个影子，一个是肉性，一个是灵性。肉与灵在相互纠缠，相互依存。
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在“告别革命”的先锋意识下，迅速与国外的现代主义诗歌接轨，大部分诗人都集体无意识地卷入现代主义大潮中，尤其是外国的诗歌给中国诗歌的天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陌生而诡异的意象。对于女性诗人来说，这些意象直接指向一个新鲜、生动而又陌生的词：性别。中国的女性毫不犹豫地接受着这些深刻的哲学。有时候一个文本的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接受者方面而言却未必能“深刻地”接受，也有“浅白地”接受一面。例如外国的女权主义哲学把一个 “性别”意识教会给了我们中国开放的新女性——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此前的中国女性是没有自己性别的，“她们”的眼光是以“他们”的眼光为眼光的。我们从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发展史来看，也的确如此。于是中国女性的诗歌书写出现了大量的“黑暗意象”，“身体意象”，“反抗意象”等。特别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最著名的“挖掘潜意识，大胆地写隐私和禁忌”等口号性的诗写诱惑，使得当时大部分的女性诗人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这个潮流。普拉斯自有普拉斯的正确，因为这是基于西方女权主义背景下的“个人文本”。虽然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的确从此开始，在中国女性诗歌书写的潮流中，“黑暗意识”出现了，甚至逐渐成为了一种主流意识，似乎只要在诗歌中伸手抓住一块黑暗的焦石，或者触碰一下黑夜，就是反抗男权的，就是具有先锋品质的……是时候了，作为女诗人的我，很有必要来反思一下当年的“我们”自身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