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美国朋友看中国艺术界
发布: 2009-5-29 00:33 | 作者: 王瑞芸
“可以，”他说，“但是介绍也要介绍在点子上，比如，中国目前翻译各种各样西方的艺术评论，那些文章涉及的人和事，必须在整个西方实境中才可以有意义，尤其必须是了解西方历史是如何一点点走到这里的，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才能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有感觉，有判断。只这样东一篇西一篇地翻译过来，对读者会有多少意义呢？读者不知道整个历史的上下文，就无法领会作者究竟在说什么，即使一星半点地明白一点点，可能会没多大意义。这样的翻译做了做什么？基本是浪费！”
他说的这一点，反过来理解就明白了。假如我们设想西方人推崇东方，于是今天翻译一篇关于日本东京的展览评论，明天翻译一篇对北京798的某艺术家的介绍，后天又是香港拍卖行里的什么消息，这些东西七七八八地扔给西方读者，那些零散的文字和消息对于西方读者能够具备多少意义呢？尤其是，如果他们不对整个中国或日本当代艺术的源流走向先做认真备细的研究，那些东一篇，西一篇的翻译文章就成为散沙，不小心还会迷了读者的眼。
普森教授叹息说，“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人力物力精力？可惜，真可惜啊！”
他还提到，请他这样的外籍教授来中国，除了上课，他几乎没法跟中国的同行们交流，“他们太忙，忙极了。很少能坐下来谈谈。他们叫我来，就是为上两门课吗？哎，如果有钱，还不如把图书馆藏书好好好好地加强一下，那还显得实惠些，对吧？”
“那就是说，你对我谈的这些看法，没有跟你的中国同事交流过，没有吗？”
他笑着摇头。
我不放弃，说出几个他目前任教的两个学校(清华，中央美院)教授的名字，还坚持问他，有没有跟他们面对面交谈过？他还是摇头：“他们太忙，太忙。”
虽然他和中国的同事很少交流，但他和姜斐德博士却都知道，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史论工作者中，谁和谁关系不好，这方举办的活动，对立方就不参加等等等等。这又引起这两个美国人的摇头叹息：“这是战场啊，战场。” 不过普森教授和姜斐德博士马上互相对视说，“西方这个情况也一样会有的，一样会有。”姜斐德博士就对普森教授轻轻笑道：“因此，我们就别只顾对着别人扔石头啦。”
“中国的艺术评论也有很大问题，”姜斐德博士对我说，“因为办画廊的，被展览的艺术家，请来写文章的批评家，都是朋友，或者‘同学’(这个词她用中文说出)，你能说什么不赞赏的话吗？你能吗？”姜斐德博士看着我问。我张口结舌，什么也不能回答。普森教授在一边瞪着我，仿佛都是我的错。
我感觉很糟，好像是跟着外人揭家人的短，但人家又没怎么说错。我只好改变话题，问普森教授，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上海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普森教授在上海看了好些画廊，但他感觉那些展览不够好。我问他怎么不好？他说，那些团体展，你根本不明白他们是如何被组合在一起的，团体展应该有比较明确的主题，不然，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但它们大部份让我不知所云。而且，说实在的，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当代艺术一看都觉得熟悉，是西方有过的。随即，他笑着掀起外套衣襟，指着贴身穿的一件黑色T恤衫说，“这倒是我这趟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那件黑T恤上印着最具历史渊源的中国图像：工农兵。两男一女三个头像横在胸前，旁边用英文写着“工农兵团结”。然而，这三个在中国现代史中最具权威的政治图像，在2009年出售的T恤上居然已经是：(男)兵和(女)农脸对着脸正在亲嘴，工人老大哥则呆在一边，漠然地由着兵和农忙着亲他们的嘴。
这个现像简直颇具深意，因为，非常巧，姜斐德博士除了收藏中国艺术，也很注意收集流行图像。在她的书房里，我看到了她特别的收藏：中国文革期间的搪瓷杯盘，上面粗劣地印制着当时的各种图像和语辞，红太阳啊，波浪啊，芒果啊，“大海航行”啊，“伟大领袖”啊，“万寿无疆”啊等等等等，充满了那个时代浓郁的气息。姜斐德博士就根据60年代流行图像中的芒果，写了一篇精彩论文：“金色的芒果--文革象征物的循环变迁”(Golden Mangoes--The Life Cycle of a Cultural Revolution Symbol)，她把这篇文章示我，并在上面用中文规规矩矩地写道：“请王瑞芸指正。姜斐德，北京 2009-3-23”写的是繁体字。文章内容是：在1968年8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把巴基斯坦外长送他的一筐芒果，转送给了清华大学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主席明确批示说“我们不要吃，要汪东兴同志送到清华大学给八个团的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毛主席的礼物让全国工农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芒果在中国历史的一段时间中，几被视为神物。姜斐德博士通过对当时出现在像章，花布被面和搪瓷器皿上的芒果图像研究指出，芒果事件标志着文革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毛开始放弃红卫兵小将，转而依靠工农兵了。
这难道不具深意吗？姜斐德博士手中掌握的流行图像告诉我们，四十年前，工农兵在中国曾被赋予那么严肃而且重要的地位；四十年后，普森教授在上海地摊上得到的流行图像中，工农兵却已经能以如此轻佻的面目出现了。
也就是说，在姜斐德博士和普森教授这两个美国人手中掌握的流行图像中，正可以涵盖中国这四十年的历史变迁，而这段历史被流行图像反映得极为充沛而且鲜活。
也就是说，中国画廊里的艺术让普森教授失望，但流行图像满足了他，就因为流行图像不假思索，直截了当，是什么说什么，用不着比照西方，亦步亦趋。
这就奇怪了，艺术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样--活色声香？好像是，人一接触“艺术”这个玩艺儿，敢于在流行图像里流露的那种本色就全收起来了。人是容易被“艺术”吓住的，进而至于，“艺术”前面还要添加上“西方”，于是，“西方”+“艺术”，双重的权威，真正唬得死人！只有不被“西方”和“艺术”吓到的人，才能够站到一边去看：在所有这些层层迭迭的现象、说辞、忙乱、急促、期待、欲念，以及铺天盖地的期刊、杂志、评论、翻译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件最重要，最值得依靠和信赖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生命本色。
艺术从来远不及生命本身重要，先活出光彩和滋味来，艺术自自然然就有了好模样，真性情，别的都是白忙活。比白忙活更不好的是，本色没有出来，愚蠢和无明却全引出来了，这可不是艺术的本来面目，更加不是生命的正常状态。一个生命不正常，不健康，无光彩，如何可以期待其创作的艺术有光彩？！
我和两位美国朋友这一晚的话题似乎是个悖论：一方面是，别管西方，做自己的；另一方面是，拿出力气来，真正深入地了解西方。相信明眼人看得出，这两方面并存毫无冲突，正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就我的体验看，凡真正了解了西方，一个人会明白许多许多东西，那种明白的感觉是真好，真让人获益。它自自然然就会让人变得坦然而且从容，自信而且自在。那样产生的自信是由知识、见识、谦和、尊重……所有这些因素相加的结果。要知道，自信和自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自信是“明”，自大是“无明”。要去掉这类“无明”，是有很多功课要做的，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艺术史是其中的功课之一。若想偷懒，那么你就要付代价：你的自信就打折扣，你的艺术创作或艺术批评的水平立刻就跟着打折扣，这是立竿见影的。整个事情就是这样，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因果关系。
你种什么，收什么，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却能涵盖宇宙，因为这是自然律。
眼下的中国艺术下了什么种，收到了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回答。
2009/3/28 北京 南十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