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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茱迪
张奥列

大家都说我很幸运,娶了个洋妞,金发碧眼,搂着抱着,艳福无比。我不否认。茱迪是个地地道道的澳大利亚种,高大、健美、白皙,躺在我这一米八的身躯上没什么不协调的。

中西联婚已是一种时尚。为身份也好,为经济利益也罢,为情投意合也行,你看澳洲的那些中国女子都一窝风地嫁给西人。只不过,要洋妞许身于中国男人,则有如中六合彩,屈指可数。除非你是专业人士、成功人士,或律师娶个秘书,或医生娶个护士之类;或者是喝澳洲水长大的黄皮白心,或同窗、同事、同道,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之类;否则你摸摸杯底(喝酒),搂搂腰肢(调情)可以,若要谈婚论嫁,没门儿!

我不否认自己的幸运,是因为当时我还不是甚么专业人士、成功人士,只是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穷学生,在悉尼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而茱迪她也非同行同道,她只是一个超级市场的收银员。说起来,我们的相识很平常也很偶然。

那天我到超市买了几包方便面,茱迪在收款,给我多找赎了几个零钱。我把钱一推,说,多给了。她便在收款机上又敲打了一回,然后指着荧光屏上绿色数字说,没错,又把钱推了回来。我笑了,这么简单的数,中国人一眼就看明白了,用不着电脑。我随手抽了张纸,用笔在上面计算给她看。茱迪很惊讶,电脑比不上人脑?她还是耸耸肩,指着电脑说,我只能顺从它。就这样,你来我往,双方留下印象。后来在超市上见面,也礼貌上打打招呼。

一个澳洲同学搞了个化妆派对,我也去凑热闹。为了显示我的“中国特色”,我东描西画东剪西贴,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熊猫脸谱。谁知我这只“笨拙憨厚的熊猫”,却吸引来一只臃肿的澳洲“树熊”。两只似同类非同类的“熊”搂着舞着耍了一曲,那“树熊”竟禁不住扯下我的面具,爆发出哈哈大笑。“树熊”随之也揭去头套,我一看,也咧开了嘴。原来竟是茱迪,不期而遇。

外语学院毕业的我,那口中国式的英语磨练了一阵子,还是派上了用场,可以天南地北地侃着,而不是像原先那样只是打打招呼,说些礼节性的套话。

茱迪的父母在纽省北部经营农场,在乡镇长大的她,受不住大都市的诱惑,新近只身闯荡悉尼。她显然对甚么都新鲜,都感兴趣。那天晚上,她成了我的模拟学生,时而发问,时而大笑,脸上几颗淡淡的雀斑挤到了一块。不知怎么的,那种异族异性的质朴感染了我,心里痒痒的。驾着二手“丰田”车的我,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她的“马夫”,不知不觉又和她一起share(分租)房子,不知不觉又有了那如梦似幻的“第一次”,之后便同居起来。这期间,我也啃完硕士学位,转修博士学位。

我承认,我曾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原先我希望在澳洲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回国混个学校校长当当。但呼吸了南半球的自由空气,领略了明媚的蓝天白云黄沙绿浪之后,我对这块地球边陲的乐土留恋起来,相信它能给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决定留下来,做我想做的事。我在私立中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三个月后便和茱迪办了结婚的注册手续。

真说不清是茱迪吸引了我,还是我吸引了茱迪,反正我跟在中国初恋时一样,感到新鲜、刺激、温馨。我需要茱迪,需要在澳洲发展,需要居留身份,需要熟悉本地语言、环境、风俗。这些,茱迪都能满足我,助我一臂之力。两年后,我不但加入澳籍,更跳到悉尼北岸的一家著名私校执教,还拿到了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这时,我们的女儿呱呱落地了。在医院的产房里,忍着阵痛煎熬的茱迪,不仅让我分分秒秒地陪她临盆,还要我用摄像机拍下产房的情况,尤其是婴儿冲出母体降临人间的一瞬间。我可不愿意,这是爱情的产物,是咱俩的隐私,哪能曝光于外间。茱迪火了,说,每个生命都是神的恩赐,我们要立此存照感谢上帝,将来让小孩和友人分享。我觉得她有点走火入魔,但看着汗珠从她苍白的脸上渗出,唯有遵命。

医生、助产士刚撤离产房,茱迪把怀中的婴儿往我手上一塞,便跳下床,赤着脚走进浴室冲洗。我大叫一声:你疯了,产妇不能沾水!她满不在乎:你刚才不是也听到医生的吩咐了吗?汗淋淋、黏糊糊的,难受!

我当然知道澳洲医院都要求产后冲凉,而且也看到病房里的产妇都赤脚走来走去。但中国人也有妇幼保健的传统方式。我母亲及一些亲属都再三叮嘱,产后绝对不能下床,不能赤脚,更不能冲洗,否则到老了你就会这里疼那里痛,周身麻烦。这是祖先的千年禁忌,我曾对茱迪说了不知多少遍了,她总是说,到时听医生的,没事!听着那淋浴的水声,我的心凉了半截。我预感到,茱迪的固执和我的无奈,将会随着女儿的诞生而蔓延。

我们都很疼爱女儿,但爱的方式不一样。孩子一岁半时,每天盯着电视几个小时也不知疲倦,我担心女儿看电视太多会伤害幼嫩的眼睛。每当我关掉电视,女儿就又喊又闹。茱迪“啪”的一声又把电视打开,说,孩子要看怎么办?!她照旧放纵。两岁时,女儿的营养一直令我不安,我想让女儿一天吃一个鸡蛋也不行,她认为可能使孩子产生过敏。女儿都两岁半了,还老把手放在嘴里,我觉得孩子的手到处乱摸很容易感染病菌,坚决反对,她却说没事。我们为此不断争论。我拿报纸给她看,上面刊载有关肝炎传染的消息,她扫了一眼,不作声了,但依然故我。

许多澳洲人都没有洗手的习惯,茱迪也一样。她刚从外面进屋,随手就拿东西往女儿嘴里塞;有时刚上完厕所,伸手就往女儿脸上摸。我不知吆喝了多少次,如对牛弹琴。她还把指甲油一类的东西涂在女儿的手上,玩疯玩颠的孩子,不知吞下多少有害物质。有一段时间,看到女儿的一双手粗糙得像个农夫,我心都酸了,但却没有甚么办法能阻止这类事情发生。

悉尼人的家里,大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的,可茱迪却是个例外,就像住农庄似的,东西随手拿起随便丢放,到处都是一团糟,家里乱得像狗窝。唯一整洁的地方是我的书房。偏偏她瞧不起,说,才不要这种Sterilized room(消毒、绝种的房)。我说,你可是女人哩,哪能乱七八糟不成体统!她不服:这是家里,又不是社交场所,生活在澳洲就要入乡随俗,按澳洲方式生活。我也不服:澳洲方式并非甚么都好,有不少人爱赌博、酗酒、吸毒、卖淫,这种生活有甚么好?她那蓝眼一转,白眼一翻,依然我行我素。

孩子跟着她,也养成了到处乱扔东西的习惯,3岁多了,还到处拉大小便,她从不制止。清洁剂、针线、药品,她随手乱放,还有理由,说收起来没用,要教育孩子懂得这些东西的危险性。我说,理由是对的,但孩子不到一定的年龄根本不懂。报纸上不是说,由于父母的无知和粗心,造成许多家庭悲剧吗?她仍然置若罔闻。

有了孩子,生活不再是原先的那种花前月下的温馨,高山流水的浪漫,听到的多是生活的不和谐音。两个人似乎才突然发现,我们之间其实没有多少共同的情趣和爱好。我喜欢阅读、喜欢敲打计算机;她却喜欢看电影,租影带,每天只是翻翻送到家门口的商业广告,偶尔睡觉前坐在床上读一点儿圣经。婚后,她辞去了工作,在家照看小孩,但每天也只是洗洗衣服,熨熨衣服。而我每天下班后还得下厨做饭,弄得叮叮当当,满头大汗;每周末还要驾车四处采购;每月还得割草扫叶,打理花园。最气结的是,连她的汽车也要我去擦洗。

我实在生气了,问:“你真的不知道我工作够忙的吗?”

“知道,”她说。“你要负责五个年级的教学和行政工作,要Tutor(家庭教师),要带运动队,还要为联邦政府写甚么书。但——”

“那你就不能……”

“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愿意为工作而累死,我可不愿意当家务的奴隶。很简单,要嘛,你工作少干点,要嘛,就花钱请人来干。”

说得多轻巧。一句话,我的所有付出都不值钱了。为了这个家,我牺牲了一切:时间、精力、钱财、朋友、个人兴趣等等。但我也知道,她也不是不想负起家庭的责任。为了宝贝女儿,她要喂这洗那,买这看那,要上公园,上教堂,也挺费事的。她有她的生活方式,我也有我的想法,不咬弦,难勉强,但我仍然尝试沟通。

“都六年了,你不觉得我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吗?”

她不语,眼光暗淡。

“难道我不够忠诚、体贴、温柔吗?不通情达理吗?”

“不,而且你还很勤奋、能干、成熟。如果你不争论,不总把你的想法强加于我的话。但有哪一天,你不抱怨、不指责我呢!”

我感到沮丧。奋斗了多年,事业总算有成,生活亦算安定,但仍不能活得轻松,潇洒不起来。工作压力、家庭压力、感情压力,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每次学校放假,就是家庭新的一场争执的开始。因为我在家,总是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妥,一句话,总有不同的看法。生活成了我俩的一种严重的精神负担。每次放假结束时,我都感到精神疲惫之极,恨不得早点回到学校去工作,以忘掉这些烦恼。

身心的疲惫,也令我睡得不安宁,人未到中年,竟时有招人讨厌的鼻鼾。每次梦中醒来,我便知道她受不了我的呼噜声而故意把我弄醒。我感到歉意,尝试着去搂抱她那开始发胀略有松弛的躯体,但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亢奋不已的冲动。记得那时我听贝多芬的音乐,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她依偎在我身边,那体香味融进了优美动人的旋律中,随着音乐的起伏而弥漫开来,滑进我的肌肤,渗进我的灵魂。如今,闻到的不再是那种诱人的体香味,而是烟味、酒味和汗味的混杂。我知道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我的感觉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变化。好像有本关于婚姻的书说过,如果两口子在床上经常由面对面的“臼”字变成背靠背的“北”字,那就得小心了,就是婚姻亮红灯了。

果然,她提出了离婚。她说,这不是你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要求你甚么,你也说服不了我甚么,我们都生活在对方的阴影之下,太累了,该解脱了。

我承认她说得有道理。哎,当初结合现在分手,幸还是不幸?离是痛,不离也是痛,我仍想设法弥补。她想想,也同意再试试看。

我们先后找过三个不同的婚姻问题专家咨询,均不得要领;也去过教会的婚姻讲习班,学了十周花了不少钱,也没什么效果。我明白。强扭的瓜不甜,生活上的分歧太大,造成精神上的创伤,远远胜于生活上的苦楚。最后,我同意分手了,也许,是为了她的解脱,也是为了珍惜自己的生命。生命是一种大自然的赋予,要珍惜它,不能把这宝贵的财富消耗在无尽的生活烦恼中。

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后,都流了眼泪。但每个人都感到心情十分轻松。因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对大人小孩都没有好处。

女儿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甚么,当我要离开这个一手打理出来的家时,她还一脸天真,说,要早点回来。我摸了一把她的金发,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女儿长得太像她妈。本来,从科学上说,黑发与金发杂交混血,多是长出黑发。但我女儿却是个奇迹,可惜我的婚姻并没有出现奇迹。

我忍着,不让泪水涌出,轻声对女儿说,好好跟着妈咪,记着经常洗手!她金发一甩,两手一伸,说,我要爹地帮我洗。我转身走了,不敢再回头。

每个周末,我都去领女儿来过一天,重温曾经有过的爱,品味生命的延续。我已经走完生命的一半,我要珍惜另一半。

我和茱迪时有见面,但只谈女儿,不说其它,更没有半句提及过去。倒有点“相敬如宾”。

我常对朋友笑说,如今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换回了自由身。但这“自由”能有多久?我真的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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