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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淡淡
耕 云

我又来到这个城市,准确地说,来到这个城市西口的花园广场。这个地方,让我小时侯噩梦连连,也让我几十年来梦魂牵绕。

当在电话中,孙师傅怎么也无法让我明白去他家的路时,便说:“就在城西花园广场见吧。”

“花园广场?”我迟疑,仍不明白。孙师傅说:

“就是当年四筒去世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建的这个广场,设计师一定是个情场高手,不大的广场像一个小巧玲珑,曲线毕露的青春少妇,随意仰卧在这里,氤氲着似水柔情,透着无限暧昧,让人走近她的时候,很自然想到勾引两字。

时近傍晚,不紧不慢下着春雨,很有耐性的那种,天上地下,前后左右,到处都是水淋淋的。我提前来了,独自在广场漫步,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打着伞,能遮住头上绵绵雨点,但并不能保证不受雨水侵袭。一不小心,不是踩上一个水洼,便是溅上一片雨滴。没要多久,我的鞋、裤腿、衣袖、衣襟,跟周围花花草草、雕栏玉砌一 样,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广场上装点最多的是最常见的菊花,黄灿灿的,每个石凳旁都摆放两盆,如果躺上去,肯定有醉卧花丛的感觉。用花斑鹅卵石铺成的甬道弯成椭圆形,从外到里,一圈一圈的共有四圈。圆润的卵石密密麻麻,个个不甘被埋没,争相突出自己,穿着鞋子走在上面,也能感到它们的慰贴。广场中央是用黑色大理石铺成的圆坛,像一首无声的旋律,可以想见天气晴好的日子,乐曲一起,银发舞动的情景。一草一石、一坪一径,都让人放松、惬意、陶醉……

我站在广场中央,举着伞,低头凝视雨水汪汪的大理石地面,思绪雨水一样弥漫开,似乎又听到万岁的呼喊声、轰隆的爆炸声。

那时侯,这里是个碎石子路面的十字路口,汽车一过尘土飞扬。周围有一间用棕树皮搭建、用白石灰分别刷写男、女两字的厕所,有一口绿汪汪的鱼塘,有一个卖茶水 的棚摊,浑黄浑黄的茶水用玻璃杯盛着,四四方方的玻璃片盖着,两分钱一杯。出城是条国道,往广西、越南去;往左,有一家有两千多人的大企业—汽修厂,活跃着一支很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往右不远,是一个喧喧嚷嚷的长途汽车站,有段时期,汽修厂造反派经常在那里围堵捉拿企图潜逃的对立派人员。我的家,就在从十字路口进城去的街道上,进去只有五百多米远。这个地方从哪方面说都毫不起眼,甚至破败不堪,就像一块经常要用的破抹布,随意放在顺手的地方。但这并不坊碍它因那一天、那一人、那一事,在我们街上人们心里划下深深的刻痕,永远无法平复。

那一年,在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的社论号召下,武斗由冷兵器打斗进入现代战争。枪声炮声不时在城边响起,间或还有一辆铁壳装甲在街上隆隆驶过。

我的邻居住着一个新婚不久的复员兵,也在汽修厂做工,叫孙四筒。据说他生下时家里只有四筒米,便叫了这名字。筒子是居家人量米煮饭的器具,各家用的大小不 一。他家四筒米是多少?他说够他们家六口人半饥半饱吃一天的。我那时只有十岁,他参加的组织叫什么不记得了,应该是受压的一派,因为他每次回家都偷偷摸摸的,像地下工作者。

一天,孙四筒又悄悄踅回了家。他老婆已怀孕了,挺着大肚子,到我家来借吃的,他家里连一筒米也没有了。那时侯邻里之间借米、借饭,借可以充饥的任何食物是常有的事,借过之后,记得就还,不记得就不还。妈妈吩咐我揣了两个煨熟的大红薯送过去,他家里满是油墨气,他高高挽着袖子,一上一下推着滚筒油印材料,已印出好几张了,散开摆放在用两条长板凳搁起的床铺上。我想起在小说红岩中看到的成刚印挺进报情形,觉得挺刺激、挺神秘的。我想看,他拦住不让看,说这是给中央文革的重要报告,最高机密,很激动地说,他们的战略反攻就要开始了。就在报告刚刚印完的时候,一个声音慌急慌忙在窗外高喊:“四筒快跑,他们来了!”只见四筒动作迅速把油印机往床底下一塞,拿张早已准备好的油纸将印好的报告一裹,撬开屋脚两块地板砖,塞进墙洞里,又原样放好,对他老婆,也对我说:“一定要保管好,决不能落在他们手里。”我见他背对老婆,撩起衣襟,从军用挎包里拿出棵手榴弹别在腰里,匆匆跑出去。我跟着往外跑,四筒出门本要往城里方向 跑,只要沿着这条街跑过去一百来米,往小巷里一拐,便会消失在横七竖八的迷宫里,很容易地脱身了。但显然对方已有准备,一帮戴柳条帽的人从城里方向压过来,堵住了脱身的路。四筒没法只得往城外十字路口方向跑,那其实是对立派大本营。追赶的人似乎也不着急,只是排成一线驱赶过去。果然,四筒跑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四个方向都被铁桶似地围住了,四筒像一只被网住的麻雀,徒劳地扑撒着翅膀。一个挥驳壳枪的厉声喊:“抱头,跪下!”我一下认出他就是四筒结婚时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的人,我不明白他怎么没跟四筒一派。许多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四筒。我远远地看着,开始有一种我们小孩经常玩的官兵捉强盗游戏的感觉,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孙四嫂也赶来了,刹白着脸喊:“四筒,随他们去!”又冲围困的人喊“求求你们,莫开枪!”四周拿枪的人越逼越紧,这时,只见四筒往这边瞥了一眼,忽然把手榴弹从腰里抽出来,高高举起,猛一拉弦,高呼:“毛主 席万岁!中央文革万岁!”一声巨响,手榴弹爆炸了,传来一股带有血腥气的硝烟味。我完全惊呆了、吓傻了,恍惚中觉得孙四嫂啊的一声软瘫在我脚下。

那一刻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四筒的遗腹子就在那一天早产,是邻居们把她直接送到医院去的,但孩子一生下来就无声无息,好象拒绝来到这陌生的世界。

我又在那个地方住了五年。四筒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看不到孙四嫂出门,要不是晚上,从那板壁房里经常传出嘤嘤哭泣声,不会想到里面还有活人。就连孙四筒的战友们给四筒举行隆重追悼大会也没有把她请出来。他们把四筒比做狼牙山五壮士、比做朝鲜电影那个为保住党的机密咬断自己舌头的钢铁战士……一个人还哭着朗诵这样的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更见今日孙四筒。当即有人嘀咕这是篡改伟大领袖诗,会让人抓把柄。于是改为:血雨腥风镇黑浪,为有牺牲多壮志,据说都是伟大领袖写的。她低着头只是哭,哭,用哭声拒绝一切。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孙四嫂不哭了,大人们只是庆幸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谁也没发现孙四嫂已不正常。有一天傍晚,我就着矮板凳靠坐在墙边,无神的看着门前来来往往的汽车消磨时光。惊奇地看到孙四嫂披散着头发,脏兮兮从外面回来。我仰着头喊:“孙四嫂。”她目光呆滞,毫无表情,呐呐着:“随他们去,随他们去,”推开自己没有锁的房门,僵尸般移进去。大人们这才说:作孽,孙四嫂疯了

不久,与其说响应号召,不如说按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令,我下放了。当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汽车载着我们一车沮丧的人,经过十字路口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游魂般的身影在路边蹀躞独行,那是孙四嫂。心里掠过一丝羡慕:多好啊,她可以不要下放。

三年以后,我又招工到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家乡成为遥远的故乡。在外工作多年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我竟然有烦躁的感觉。本想不回的,但马上有人盘诘:“为什么?哦!肯定有丈母娘了,是不?”没办法,还是得回。当我跟许许多多人一样,提着大包小包,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闷上七八个小时,精疲力竭回到家时,感到的只是阵阵空虚。在家除了吃饭、睡觉,也只是整日枯坐。这时知道隔壁孙四嫂已病好了,又嫁人,搬走了。嫁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那个给他们主持婚礼,敞开嗓门喊向伟大领袖鞠躬,后又挥着驳壳枪,将孙四筒往死里逼的对立派头目。我惊叹。父母说:多亏了那人,不然孙四嫂好不了。

革委会成立后,他因为打砸抢被抓进去关了两年,一出来就找到孙四嫂,跪在她跟前。孙四嫂本来疯疯癫癫不认人,那时一下认出了他,边嚷着“莫开枪!莫开枪!”边扑上去又撕又咬。那人低垂着 头,一动不动,任她撕、任她咬。等邻居们赶进来,把孙四嫂强行拉开时,那人才慢慢抬起头,已是泪流满面,呜咽着说:“我跟四筒一起当兵、一起复员,多年好友啊,鬼迷心窍啊,我不为赎罪,愿去死啊。”那人真是说到做到,从此以后,一日一日,早来晚归,为孙四嫂把屎把尿、端饭倒茶,悉心照顾,比孝顺儿子还周 到。四嫂病就这样慢慢好了,两人就过到一起去了,巧的是那人竟也姓孙。我心里感叹不已,又为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当年对孙四嫂漠不关心而羞愧,我跑到四筒拉响手榴弹的地方默默呆了好久,我希望碰见他们,送上我的祝福,但没有。

父母去世后,这个故乡城市便成为我客旅中偶尔略作停顿的一个驿站。

一个很偶然的场合,因为土得特殊的乡音,我认识了孙师傅与孙四嫂的儿子。那是在开往北京的48次列车卧铺车厢上,我睡中铺,听见下铺两人对话。一个普通话说:“物权法制订13年才出台有什么了不得的,新闻法制订23年还出不了台呢。”对方没有反映。普通话又说:“巴金要建文革博物馆33年还没影……”

乡音说话了:“我家里也有一件文革遗物。”普通话问:“哦,是什么?”“一个什么组织给中央文革的报告,看起好笑死了。”

这时我一骨碌爬起来,摸下去。乡音仍在说:“那时侯人们好蠢啊。”

普通话这时似乎发现找错了谈话对象,闭上眼睛睡觉了,我趁机跟乡音攀谈起来,他大学历史系毕业,到北京去找工作。他在火车上结识了我这个认识他父母的老乡,显然很高兴,继续跟我聊文革,他问:“那时侯两派是不是跟现在电视上大专辩论会一样,分正方反方,中央文革是总评委。”

我说:“有点像,不过输了的人日子不好过。”

“是不是就下台,不当权了。”

“比下台还难过。”

“那就是没工作了?”

“比没工作还难过。”

“还要挨打?”

“有时候比挨打还难过。”

他一脸茫然,我也为始终无法向他说明白而歉然。

这次,我满怀希望地来,就是想了却多年的夙愿,看看孙四嫂活得可好,看看那份四筒留下的遗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看这个,看了又能怎么样?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黑下来,广场上亮起了华灯,也多了些游人,多数是成双成对的,或依偎、或携手,旁若无人地度步,尽情享受温馨和甜蜜。

一对年轻恋人在我身后走来,互相考问政治试题。女的问:“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开始的?”男的答:“1958年,”女的讪笑:“错了吧,错了吧,是1964年。”

远远地看见孙师傅与孙四嫂一前一后,慢慢走来,孙师傅前,孙四嫂后,这是那时候夫妇和恋人一起行走的惯有方式,他们是绝不会互相携手,更不会互相依偎的。老了,老了,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样子很安详,就像华灯放出的光一样柔和,是承平日久的人们惯有的神态。我注意到孙师傅手中小心翼翼地揣着个木匣子,心里激动起来,大步迎上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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