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祭

   可能“家庭成分高”這個詞今天許多年輕人不知為何物，但是四五十年前它卻是某些人頭上的“緊箍”，只要念動“階級鬥爭”的咒語，那些“家庭成分高”的人就會嚇得魂不著身，偏偏那些年就時興念這一套“階級鬥爭”的咒語。父親屬於頭上戴“箍”者之列。他又屬於膽小而又聰明一類的人。先說膽小。有一回批鬥結束後，主持人對那些“家庭成分高”的人說：“滾吧！”父親當真就地滾起來，使得其他“家庭成分高”的人也不得不跟著就地打滾。這一笑柄在父親死後多年，還有老年人在我面前提及。但已經不純粹是笑柄，而成為父親狡黠的證明。再說聰明。父親從未跟任何師傅學過手藝，但他搭的鍋臺煤爐易發火且省柴省煤，編的竹簍比專業篾匠編的還好看耐用，他還會補傘修鎖等。這些只能算小聰明，但他也有大智慧。哥哥已到了男大當婚的年齡，可是沒有人家願把閨女嫁進戴“箍”的家庭。為此，父親策劃了一場“三家大換親”。我說“策劃”，是因為這一重大行動牽涉到三個不同成分的家庭，需要托多少親戚朋友熟人居中牽線遊說交涉，我至今仍不清楚。簡單說起來，“三家大換親”就是甲家把女兒嫁給乙家，乙家把女兒嫁給丙家，丙家則把女兒嫁給甲家。這是一個連環套，既使三家的兒子得娶媳婦，又為三家節約了聘禮。父親首倡“換親”，不但他自鳴得意，也贏得其他人的由衷欽佩。這一嫁娶模式在我的家鄉一帶曾氾濫相當一段時間，並根據現實情況有所調整，大多縮減為“兩家小換親”，直到九十年代初父親去世時還有零星的實踐者。

至於父親為什麼策劃“三家大換親”而不是“兩家小換親”，原因並不像後來人們猜測的那樣，我現在能清楚地看出他是出於下面的考慮：我家家庭成分高，如果能和家庭成分低的人家結親，必要時就能受到庇護。但是，直接和家庭成分低的人家是無法攀親的，必須通過一家家庭成分不高也不低的人家作媒介。我嫂子家庭成分低，而我姐夫家家庭成分不高也不低，正是通過我姐夫家作媒介，哥哥得娶家庭成分低的嫂子。父親的圖謀也得以實現：他通過給嫂子娘家親戚搭煤爐、修鍋灶、編竹簍、補臉盆等等，拉攏了不少家庭成分低的人家，也許的確得到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庇護。比如也許我可以把自己在小學未受到其他家庭成分高的孩子所受到的欺淩歸功於此？我卻更相信是自己成績優秀的結果。但我剛剛懂事後，就對父親的巴結別人極為厭惡，心裏很長一段時間認為父親天生賤胚；對於父親出於膽小而表現的聰明一點也不讚賞，認為他毫無骨氣，卻想不到自己後來也有許多摧眉折腰的時候。 

 姐姐就要出嫁，我在家裏漸趨熱鬧的氣氛中也變得興奮起來。全不知道姐姐一旦出嫁，遭受最大損失的將是我。姐姐比我年長十五歲，因為我的難產，帶累母親因此失去生命，我實際上是姐姐帶大的。隨著婚期的臨近，姐姐卻一天天不說話了。我清楚地記得，在婚期的前一天晚飯桌上，父親對我們三兄妹說：“老二和小三子好好記著：大丫頭是為這個家的！沒有大丫頭換親，老二，你娶不了媳婦，小三子，你也沒錢上學。就是我百年之後，你們也要記著！”我從沒覺得父親這麼威嚴過，可是他的眼睛裏卻滲出水來。拿過煙袋來吸，於是父親籠罩在煙霧中。哥哥一聲不吭，只是狠命地點頭。我雖然不明白姐姐的換親跟我念書的關係，但也像哥哥一樣狠命地點頭。只有姐姐咬著嘴唇，瞪大眼睛依次看著父親、哥哥和我。我倒有點害怕了，眼睛睃來睃去。這一幕場景就像老式黑白電影中的定格鏡頭：磨得發光的石門檻，吱呀作響的木板門，泥糊的土磚牆壁，屋頂上前半截是稻草，後半截是小瓦。黑得發亮的椿樹八仙桌上一盞昏暗的煤油燈，沒有燈罩，風舔著火苗把我們四人的影子在牆上推來搡去。

可是姐姐背叛了父親。第二天，父親、哥哥和我都起得很早，很意外的，姐姐卻沒開房門。我要敲門時，被父親阻止了：“讓大丫頭多睡會兒。”我開了雞籠門，發現廚房門昨晚沒有上栓。正在跟堂兄說話的父親聽說後，警覺地問我你數數了嗎？我說數了，還是十五隻。父親突然臉色慘白，混身震顫，堂兄就問二叔你怎麼了？父親哆嗦著說怕雞被偷走了。堂兄說小三子不是說還是十五隻雞嗎。父親鎮定下來，說我都急糊塗了，還是說正事吧。他三言兩語打發走堂兄，疾走回家。他敲了兩下姐姐的房門，就用力推開，閃身進去，我要跟進去時，父親已關緊門。我在外面用拳頭擂門，聽見父親沉悶的吼聲：“走！小三子。”這聲音有一種奇怪的震懾力。我覺得父親好長時間才從姐姐房間出來，一出來又緊緊帶好了門。他盯住我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不許推門進去！你聽懂了嗎？去，倒杯水來，你姐姐病了。”我一直記得父親當時那張又老又醜又可怕的臉。現在回想起來，那可能是父親一生最慘敗的時刻：我的姐姐逃走了！ 

 跟父親那張臉比起來，那天的熱鬧和爆炸已在我記憶中漸漸淡忘。他瘦削的臉見人就不時的痙攣著，因為沒有肉，實際上僅是幾塊皮在不時的拉扯，既非哭相，又非笑容，實在又老又醜又可怕，乍一看還有點可笑。父親的保密工作極好：除了要給姐姐梳頭的大伯母，她按照父親的要求，在姐姐的房間裏進進出出，其他人直到我的嫂子入了洞房，才知道要出嫁的新娘子不見了。無論是操娘罵老子，還是拍桌打板凳，父親都無法交人。因為是三家換親，我的姐夫家無法帶回我的嫂子。當時一段時間內，人們都認為這是我父親玩的騙婚把戲：要是兩家小換親，甲家交不出新人，乙家就可以當場帶走剛過門的新娘子。經過一連幾天的談判，最後達成協議，以一年為期，父親要麼找回女兒，要麼為我的“姐夫”家支付重新娶親的一切費用。  

 其實，姐姐並不是逃婚：家裏東拼西湊的一點錢都花到哥哥身上，她只能手拎一條裝著幾件換洗衣服的手巾包出門，她覺得這樣出嫁太寒磣。她要自己掙錢為自己置辦嫁妝。姐姐是從夜裏一點鐘出走的，一開始怕家裏人追上來，她幾乎邊走邊跑。到了公社，上了大馬路，又怕遇見歹人，她只有不停的走，天明到了縣城。在縣城買了六個饅頭，被人指點著繞來繞去，終於繞到汽車站。留下兩元錢，把其餘的七元錢買了一張車票，當天傍晚到了姐姐連名字都不知道的省城，住了五角錢一晚的旅社。然後是四處打工，幸好不久就找到一份保姆活。十個月之後，姐姐掙了一百五十元錢，她讓東家幫她寫信回家。我姐夫自告奮勇來接她。姐姐買了兩條過濾嘴香煙，一條送給未來的公公，一條讓我姐夫送給老丈人。姐姐買了一個打火機給哥哥，買了一條花裙子給嫂子，給我買了一支新農村牌自來水筆。當時，過濾嘴香煙只有縣城裏幹部才抽；打火機只有公社書記才用；裙子只有電影裏的人才穿；新農村牌自來水筆只有大隊支書的兒子才插在上衣口袋裏。姐姐跨進家門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哭了；哭過之後，所有人都笑了。姐姐重新出嫁那天，父親見人就敬過濾嘴香煙，哥哥立刻跟過去用打火機點火，嫂子穿著花裙子忙裏忙外，我上衣口袋裏插著新農村牌自來水筆走進走出。  

本來“就地打滾”和“三家換親”已使父親成為名人，既然澄清了騙婚之嫌，姐姐出嫁的熱鬧又給他帶來榮光。那之後的時光似乎是父親榮耀的開端。就在姐姐出嫁的第四年，農村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父親善於瞅准市場，他種的莊稼總是當年最行銷的，而且就像後來善於做證券交易的人，父親瞅准的出售時機總是行情最高的時候。以至後來父親種什麼，村鄰們就種什麼；父親啥時出售，村鄰們就啥時出售。每年不少想出門做保姆的女孩子，也托父親跟我姐姐說情帶他們去省城。我成為方圓十八裏的第一個大學生，更使父親的榮耀達到頂點。他把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展示給每一個來我家串門做客的人，不管對方是否識字，他都要從頭至尾念一遍，最後竟熟讀成誦，背熟了通知書上的每一個字。他從祖父那兒繼承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古訓，這也是他寧願不讓我給他送老也不願耽誤我學習的原因。隨著我的學歷越高和發表的文章越多，父親在鄉民中的形象就越被神化。   

父親去世十五周年了，我從未正兒八經寫過一句紀念的文字。在他去世五周年時，卻寫過一篇小說《家族法則》，塑造了一個重男輕女、重讀書輕農桑的父親，最終靠幹農活的女兒拯救了自己的生命和榮譽，從而極大地嘲諷了父親，表現出自己的義憤。因為他的“換親”詭計，我一直無法原諒他。如今年近不惑，卻越發覺得自己的可鄙：我是“換親”的最大受惠者，卻動不動冠冕堂皇地鄙夷“換親”的主謀者！受惠者總是既堂而皇之地接受那些不體面的主謀帶來的利惠，卻又義憤填膺地猛烈抨擊那些主謀者，父親似乎成為這種歷史現象的一個小小的注解。如果姐姐直接嫁人，以我家當時成分，父親必不能收聘禮；如果哥哥直接娶親，勢必大舉借債，我連小學都不可能畢業，從哪兒能接受文明觀念的薰陶？我自以為給父親增加了榮耀，卻忘記了父親為了給我增加一點生活用度，曾經接連三次背米，走到十公里外的集市上去賣。當時父親已檢查出食道癌晚期，哥哥打工的錢都用在給他治病上，為了不影響我即將參加的高考，父親堅決要求對我隱瞞他的病情。食道癌是一種活活將人餓死的病，連喝口水都咽不下。他肯定已預見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難道不怕在中途暈過去且永遠醒不來？我現在能想像父親肩上背著三十斤米，一步三歇往前挪的情景。他佝僂著，想到兒子的優異成績，臉上的笑紋微波似的蕩漾開來；忽然食道那兒一陣鑽心的劇痛，額上的汗珠不住地滲出來。他放下米袋，一屁股坐到上面，右手按摩著食道，左手衫袖擦著額上的汗。他站起來，向前看看，往後瞧瞧，又蹲下來，把米袋放上肩頭，顫顫巍巍地站直，堅定的朝前走。不一會兒，又漸漸佝僂下去……  

我不知道父親在臨死的一刹那，是否回顧了自己卑微辛苦而又狡黠自得的一生？他沒有得到祖父留給的家產，卻不得不背負一個成分高的家庭。他中年喪妻，在風雨飄搖中一人獨立撐持，卻必須盡可能為兒女遮風避雨。早年人們輕視他，晚年人們尊崇他，他沒有一個可以傾心交談的朋友。考上大學的那年暑假，他有好幾次想跟我深談，但我都故意岔開話題或直接走人。想到這些，他可能老淚酸楚。但想到打滾，想到換親，想到小兒子可以詩書傳家，也許他最終能含笑瞑目。聽哥哥和姐姐說，父親是面帶笑容安然睡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