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著作的产生： 1946－49年间的波伏娃
读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之四
熊山卉
战争结束才两年，巴黎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喜悦心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法国而言，根本不存在萨特与波伏娃等待已久的“新起点”，而是“一切照旧”。欧洲几 乎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分立对峙，萨特尴尬地站在法国共产党与以戴高乐为首的反共势力之间。这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阅读政治与经济，试图 确立一种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立场，一种介入社会现实的方式：他希望找到一种既非苏联共产主义集权，又非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波伏 娃虽然自称对政治缺乏兴趣，她的自传还是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萨特与朋友们的文学、政治活动。《第二性》写作的细节，散落在人物众多，画面繁杂的历史资料之 中。
1946年波伏娃与萨特有过一番对话：
“我想要写一写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我很快能把这个问题打发掉。我从来没感到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性别也不感到烦 腻。我跟萨特说：‘对我而言，你几乎可以说，这个无足轻重。’萨特说，‘即便如此，你教养还是与假如你是一个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应该再往深处看 看。’我看了，结果是一种醒悟：世界原来是一个男性世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编造的神话所滋养。”〖1〗
除开上面的谈话，自传中再没有两人有关这个命题的值得一提的讨论，可以说这本书是波伏娃在萨特轨道之外悄悄完成的一件课外作业。
“我化了两年写这本书。我已经了解一些社会学和心理学。多亏我的大学教育，我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工作的方法。我知道如何打点书籍，迅速地剥取其中有用的东 西，如何拒绝另一些学舌之作或纯粹臆想。我列出在这个题目下所有的英文与法文的著作。这是一个已经引起大量的文献的题目，但是，如通常情况，只有少数研究 是重要的。”〖1〗
她的书即将解散神话，令世界哗然，作者却并没有就这些“发现”向朋友们喋喋不休地宣扬，甚至不愿花费笔墨讨论思路的变迁。她与这本使她跻身于思想家行列的 书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冷淡令人费解。她后来提到写这本书与写小说很不同，没有那种创作时的痛苦挣扎，而是在思路明了之后，按部就班一气完成，关键在 于找到时间来完成将文字诉诸纸张的体力劳动。她感到自己好象只是一个“执笔”，因为那些研究，那些想法都已经存在，只等待有人将零散的工作组织起来。
这期间，波伏娃开始伴随萨特频繁地出访。她对观光有着超前的兴趣，常常徒步或骑自行车考察风情景物。1946年，他们到了意大利：“萨特给了两个讲座；由 于每一个法国作家都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威仪，我们被呵护得很周到。平生第一次，我穿了件晚礼服，并不华丽，只是又黑又长，是从法国文化理事的妻子那儿借来 的。”
她热衷于戏谑别人的话语，她笔下的牺牲品常常是熟人、朋友，如加谬，这一次是意大利的文人:
"Silone 的趣味相对不那么昂贵。站在Janiculum的屋顶上，任罗马在眼前展开，他思忖道：“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把一切当真呢？那么多个世纪叠加在一起，每一 个都与其他的相矛盾！罗马已经死了那么多次，又复活了那么多次！一个意大利人不可能相信绝对真理。”〖1〗
47－48年间波伏娃三次赴美国，第一次是去讲学，第二、三次是专程探望美国作家Nelson Algren。她的美国之行与热恋事件对这本书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最初自我剖析的设想，一度转化为报导性的专题考察，最后才成为一本具有学术意义的专 著。以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身份去讲学，她第一次离开以萨特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圈子（圈子中的女朋友们多是情妇或没有孩子的少妇〕，一头扎进的美国文学 界、学术界的饭局。可以想象，这位和男人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的 “萨特的女人”招来怎样的半带嘲笑的注视。在全新的环境中，美国女性给波伏娃留下一个非常退化的集体形象：在波伏娃眼里，美国女人似乎负有调养男人的责 任：她们或者一手安排夫妇的娱乐消遣，或者完全担当起孩子们的教养，掌管着家庭运行的一切细节。“我亲眼看见美国女性是如何难堪甚至完全被忽视，当她们试 图对谈话有所贡献时。”〖2〗
美国学术界的男性主导的局面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在我的美国导师家的饭桌旁，我的师母谦逊腼腆，很少发起话题，后来我吃惊地发现，她居然 是同一所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女性最早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力展开了运动、并最早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代是美国妇女运 动的一个低谷，与出生率的高峰相重合。似乎在摧毁生命的战争之后，女人拥着失而复得的男人，忙着在郊区造人。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渗透到 各行各业，学术界也不例外，男人们需要卖身给“工作竞争”，而女性则需要完全担当起维持家庭生活，织补社会道德神经的责任。战后，里奇与普拉斯，两位在学 生时代就锋芒毕露的女诗人，都先后非常传统地结了婚，且各生了两三个孩子，过着蜗居生活。很难想象在她们之前，曾经有过好几代像摩尔，比肖普这样的独身女 作家。有趣的是，文革之后的中国女性，也呈现同样的女权意识淡漠的倾向。至少我个人，对生育出奇地感兴趣，似乎在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再没有比制造能 够呼吸的小人儿更另人心醉神迷的事。当波伏娃以异乡人的眼光打量美国社会，女性做为一个“类”的问题就格外凸现出来。这个国度的女性力量要在《第二性》出 版十数年后再度爆发。
波伏娃采访了形形色色的美国女性，打听她们的家庭生活，人生目标，七情六欲。她看起来和蔼，富于同情，鼓励她们吐露心声；她把成见深藏，也绝口不提自己的 心事。事实上，就在飞美国之前，她苦心营造的生活堡垒几近坍塌：萨特第N次地动了与某女子结婚的心，她不得不又一次硬着头皮问他：“我与XX哪个更重 要？”在她审视女性的生存状况时，她是否也将自己与萨特关系也放置其中？他们两人伟大的默契中有着不平衡的部分：她从来没有想让萨特问她同样的问题，从来 没有想到要离开他。《第二性》的写作起始于自我分析的冲动，但三十九岁的波伏娃懂得她已经不能浪费时间写一本只与自身相关的书，萨特的工作是她的尺度。她 把对女性的调查以文化比较的方式放在《美国手记》中发表，让更深的命题留在脑后继续提炼。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规范化的”、男性中心的美国，适时为她提供了一位重要的情人。1947年4月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朋友们惊讶地发现她带着一只银戒指， 这只戒指她到死也没有摘下来。她与Nelson Algren 相互戏称“青蛙妻子”与“鳄鱼丈夫”，但这不仅仅是玩话，他是她心中最有丈夫感觉的人。多年后，波伏娃写自传时，他们的缘分已尽，她对这段恋爱的回忆零星 穿插在对萨特繁忙日程的追述之间，然而波伏娃对自己强烈的情感仍然直言不讳：
“人们向我议论他；他们说他不稳定，心绪阴沉，甚至神经质；我喜欢做唯一理解他的人。如果说他有时粗暴、直接，如人们所说，也是出于防卫。他具有那种人间 最稀有的、我应该称作“好”的品质，如果这个词还没有遭到如此践踏。让我说，他真正关心人。”〖1〗
回到法国，波伏娃发现萨特的美国情人还呆在巴黎没走，她与萨特只好躲在郊区的小旅馆里。想念Nelson，她的情绪低落得常常在公共场合哭泣。下面这一段 逼真地复合了那种被称为痛苦的东西：
“我渡过了难受的两个月。重返芝加哥并非不可能，钱也不再是关键问题，然而放弃难道不更好？我焦燥地把自己问得发狂。为了镇静自己，我不得不吃药。很可 能， 这些哭泣是我向衰老及随后而来的终结投降之前最后的反抗：我仍然想要把阴暗从光明中分离出来。突然间，我在变成石头，而铁在踞开它：那真是地狱。” 〖1〗
同年九月她再度飞往芝加哥，拮据、仓促之中乘了一架老掉牙的飞机，中途发动机居然坏掉一个，一路上几经风险。她不远万里，辗转探望的究竟是谁？ Nelson Algren 成长于芝加哥蓝领工人区，以写贫民窟为己任，据说是“男子气”的化身。“他简单地认为西蒙"棒极了"，而且不象萨特，他毫不迟疑地让她知道，用轻轻的拥 抱，厨房中的旋转，或自然而然地抓住她，把她带到卧室去。”〖2〗他坚持带她去见他的小偷、毒品贩子、妓女朋友，那些朝着毁灭加速的人，给她看美国不是表 面上人人都奔向汽车洋房的那个国家。他跟她谈美国的种族问题，美国黑人的“他者”处境为她考察女性问题提供了的丰富借鉴。他推荐给她政治经济学家 Gunner Myrdal 的《美国的两难境地：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她非常喜欢，这本书对她的写作具有深远影响，她的构想开始朝社会学方面打开。47年底回到法国后，她写信向 Algren要另一个
Myrdal的著作：
“能否给我寄一本Alva Myrdal 的 《国家与家庭》？” “我开始重新考虑一本已经开了头的关于女性的书。我希望这本书对女性象Myrdal 的书对黑人那么重要。”〖2〗
这一年间，萨特因发表反戴高乐的广播演讲而结下了大量的敌人。他与波伏娃常常是漫画材料，穿高领衫、巴蕾舞鞋的男女青年成为存在主义的可笑符号。敌人的数 目似乎与名声成正比，萨特的剧作《胜利者》，《红手套》相继上演。她在给Nelson Algren的信里，向情人描述了她在巴黎井然有秩的生活：八点到九点之间起床，走到 Deux Magots，喝咖啡，读报纸，在那里独自工作到1点。与母亲，俄国女友，或犹太女友一起吃午饭。之后她到Morel夫人的公寓里与萨特会合，下午的时间 用来与萨特独处。晚上，根据萨特的需要，他们去参加政治或社会活动，或者回到她的房间，开着收音机，做各自的事。〖2〗我们发现，她奇特的生活方式的最大 优点是别的成年女人最缺乏的－－充裕的独处时间。她向情人解释说，她选择住在旅馆里，因为她从很小的年纪起，就知道自己绝不要母亲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 －－她不要做家务，“既不为别人做，也不为自己做”。她青年时代结交的一小批朋友，构成了她的大家庭，这些人多少给她提供了家庭式的支持以及情感支出的渠 道。
这一年频繁的活动，及朋友们的种种需求，使得她无法集中精力做她最想做的两件事：一是写《第二性》，二是策划她与 Nelson的密西西比－南美之行。计划中四个月的假期给了两位情人很多盼头。Nelson不明白，为什么波伏娃和萨特，在身体上的热情完全消失之后，仍 然认为彼此是首要的。他开始发问“为什么不能永远在瓦巴尼亚街留下来，当我的妻子，给我煮肉块，就着厨房的水龙头洗袜子？”波伏娃只能在信中保证无限美好 的夏天。她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完全定位于萨特与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轻易割舍Nelson Algren。由于父亲的破产，她失去了所属阶级婚姻视为必需的嫁妆，从小就被告知“西蒙必须靠职业吃饭”，但是，她有过与其他傻姑娘一样的青春期幻想。 Nelson的热情给了她莫大的心理满足。她在信中温情脉脉，以胆小听话的“青蛙妻子”自居，而且余生一直象征性地带着他赠送的戒指。波伏娃的传记作者认 为，《第二性》以普遍的口吻，探论了波伏娃自己的面临问题－－
并不存在所谓固定的、神秘地自动展开的女性命运，每一个生命都可以通过选择而改变自身的生存境况。
随着《第二性》的写作蓝图的日益清晰，她越来越离不开她所熟悉的图书馆和她的资料，萨特也时刻需要她充当私人评判与编辑。她突然宣布四个月的假期必须缩短 为三星期，这使得她的情人在共度的最后几天里脸色阴沉。
1948年5月，《第二性》头几章开始在萨特主办的《现代》杂志上连载，她得到了急需的初始反应。Levi－Strauss批评她关于原始社会那一部分不 够准确。 波伏娃化了好几天时间在他的实验室里读他的《原始家庭的结构》的手稿。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她进一步将女性“他者”地位的起源推至最初的母系社会，与人的 自然膜拜联系在一起。Levi－Strauss后来从人类学角度参与了结构主义的建筑。“他者”概念的运用以及对神话的分析使得《第二性》与后起的哲学思 潮相接轨，也为新一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真正高强度的写作在7月份她从美国回来后才开始。为了完成庞大的写作的计划，她不时靠药物维持夜以继日的突击。酒和药影响了行文质量，读者发现她常常把差 不多的话翻来覆去地周转。9月份她随萨特去阿尔及利亚，帮助他写《脏手》的电影脚本。要知道，这时候，波伏娃早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靠萨特的资助及《现 代》的稿酬度日，她把对萨特的帮助视为接受萨特支票的理由。写作的时间被占据，她心急如焚，因为这时候她刚刚涉足她始终不信任却认为不可回避的心理学。在 对弗氏心理学的批判性陈述中，她再次揭示：生物、生理的因素不足以构成所谓“女性”，社会秩序通过家庭结构间接地参与了对“女性”的心理轨道的复制。她的 看法为后来的女性心理学开了一个头。
回到巴黎，她决定再开一个旁枝，读些“关于妇女的可笑书籍”。她与Algren的这一期间的书信充满了关于劳伦斯、思汤达的讨论。在文学著作中游走构成 “五位作者笔下的女性”这一章。
“有一天我照镜子，发现自己的样子很可怕：眼睛熬得血红，脸上长满了久违的粉刺，身体发胖，因酒精和不良食物而添了一个大肚子。这本书快把我整死了。” 1949年1月9日，她四十一岁生日，“阴天，伤感”，她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把《第二性》的第一卷亲自送到了出版社。〖2〗
引文出处：
〖1〗译自波伏娃自传，英文本，《战争之后》。
〖2〗译自《西蒙－波伏娃传》，美国 Deirdre Bair 著 。
战争结束才两年，巴黎解放时载歌载舞的喜悦心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法国而言，根本不存在萨特与波伏娃等待已久的“新起点”，而是“一切照旧”。欧洲几 乎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分立对峙，萨特尴尬地站在法国共产党与以戴高乐为首的反共势力之间。这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阅读政治与经济，试图 确立一种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立场，一种介入社会现实的方式：他希望找到一种既非苏联共产主义集权，又非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波伏 娃虽然自称对政治缺乏兴趣，她的自传还是用了大量篇幅记述了萨特与朋友们的文学、政治活动。《第二性》写作的细节，散落在人物众多，画面繁杂的历史资料之 中。
1946年波伏娃与萨特有过一番对话：
“我想要写一写自己。第一个问题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以为我很快能把这个问题打发掉。我从来没感到低人一等；对自己的女性性别也不感到烦 腻。我跟萨特说：‘对我而言，你几乎可以说，这个无足轻重。’萨特说，‘即便如此，你教养还是与假如你是一个男孩所能得到的很不同，你应该再往深处看 看。’我看了，结果是一种醒悟：世界原来是一个男性世界，我的童年被男性编造的神话所滋养。”〖1〗
除开上面的谈话，自传中再没有两人有关这个命题的值得一提的讨论，可以说这本书是波伏娃在萨特轨道之外悄悄完成的一件课外作业。
“我化了两年写这本书。我已经了解一些社会学和心理学。多亏我的大学教育，我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工作的方法。我知道如何打点书籍，迅速地剥取其中有用的东 西，如何拒绝另一些学舌之作或纯粹臆想。我列出在这个题目下所有的英文与法文的著作。这是一个已经引起大量的文献的题目，但是，如通常情况，只有少数研究 是重要的。”〖1〗
她的书即将解散神话，令世界哗然，作者却并没有就这些“发现”向朋友们喋喋不休地宣扬，甚至不愿花费笔墨讨论思路的变迁。她与这本使她跻身于思想家行列的 书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冷淡令人费解。她后来提到写这本书与写小说很不同，没有那种创作时的痛苦挣扎，而是在思路明了之后，按部就班一气完成，关键在 于找到时间来完成将文字诉诸纸张的体力劳动。她感到自己好象只是一个“执笔”，因为那些研究，那些想法都已经存在，只等待有人将零散的工作组织起来。
这期间，波伏娃开始伴随萨特频繁地出访。她对观光有着超前的兴趣，常常徒步或骑自行车考察风情景物。1946年，他们到了意大利：“萨特给了两个讲座；由 于每一个法国作家都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威仪，我们被呵护得很周到。平生第一次，我穿了件晚礼服，并不华丽，只是又黑又长，是从法国文化理事的妻子那儿借来 的。”
她热衷于戏谑别人的话语，她笔下的牺牲品常常是熟人、朋友，如加谬，这一次是意大利的文人:
"Silone 的趣味相对不那么昂贵。站在Janiculum的屋顶上，任罗马在眼前展开，他思忖道：“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把一切当真呢？那么多个世纪叠加在一起，每一 个都与其他的相矛盾！罗马已经死了那么多次，又复活了那么多次！一个意大利人不可能相信绝对真理。”〖1〗
47－48年间波伏娃三次赴美国，第一次是去讲学，第二、三次是专程探望美国作家Nelson Algren。她的美国之行与热恋事件对这本书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最初自我剖析的设想，一度转化为报导性的专题考察，最后才成为一本具有学术意义的专 著。以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身份去讲学，她第一次离开以萨特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圈子（圈子中的女朋友们多是情妇或没有孩子的少妇〕，一头扎进的美国文学 界、学术界的饭局。可以想象，这位和男人们坐在一起侃侃而谈的 “萨特的女人”招来怎样的半带嘲笑的注视。在全新的环境中，美国女性给波伏娃留下一个非常退化的集体形象：在波伏娃眼里，美国女人似乎负有调养男人的责 任：她们或者一手安排夫妇的娱乐消遣，或者完全担当起孩子们的教养，掌管着家庭运行的一切细节。“我亲眼看见美国女性是如何难堪甚至完全被忽视，当她们试 图对谈话有所贡献时。”〖2〗
美国学术界的男性主导的局面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我记得九十年代初在我的美国导师家的饭桌旁，我的师母谦逊腼腆，很少发起话题，后来我吃惊地发现，她居然 是同一所大学心理系的教授。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女性最早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力展开了运动、并最早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代是美国妇女运 动的一个低谷，与出生率的高峰相重合。似乎在摧毁生命的战争之后，女人拥着失而复得的男人，忙着在郊区造人。另一方面，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渗透到 各行各业，学术界也不例外，男人们需要卖身给“工作竞争”，而女性则需要完全担当起维持家庭生活，织补社会道德神经的责任。战后，里奇与普拉斯，两位在学 生时代就锋芒毕露的女诗人，都先后非常传统地结了婚，且各生了两三个孩子，过着蜗居生活。很难想象在她们之前，曾经有过好几代像摩尔，比肖普这样的独身女 作家。有趣的是，文革之后的中国女性，也呈现同样的女权意识淡漠的倾向。至少我个人，对生育出奇地感兴趣，似乎在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再没有比制造能 够呼吸的小人儿更另人心醉神迷的事。当波伏娃以异乡人的眼光打量美国社会，女性做为一个“类”的问题就格外凸现出来。这个国度的女性力量要在《第二性》出 版十数年后再度爆发。
波伏娃采访了形形色色的美国女性，打听她们的家庭生活，人生目标，七情六欲。她看起来和蔼，富于同情，鼓励她们吐露心声；她把成见深藏，也绝口不提自己的 心事。事实上，就在飞美国之前，她苦心营造的生活堡垒几近坍塌：萨特第N次地动了与某女子结婚的心，她不得不又一次硬着头皮问他：“我与XX哪个更重 要？”在她审视女性的生存状况时，她是否也将自己与萨特关系也放置其中？他们两人伟大的默契中有着不平衡的部分：她从来没有想让萨特问她同样的问题，从来 没有想到要离开他。《第二性》的写作起始于自我分析的冲动，但三十九岁的波伏娃懂得她已经不能浪费时间写一本只与自身相关的书，萨特的工作是她的尺度。她 把对女性的调查以文化比较的方式放在《美国手记》中发表，让更深的命题留在脑后继续提炼。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规范化的”、男性中心的美国，适时为她提供了一位重要的情人。1947年4月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朋友们惊讶地发现她带着一只银戒指， 这只戒指她到死也没有摘下来。她与Nelson Algren 相互戏称“青蛙妻子”与“鳄鱼丈夫”，但这不仅仅是玩话，他是她心中最有丈夫感觉的人。多年后，波伏娃写自传时，他们的缘分已尽，她对这段恋爱的回忆零星 穿插在对萨特繁忙日程的追述之间，然而波伏娃对自己强烈的情感仍然直言不讳：
“人们向我议论他；他们说他不稳定，心绪阴沉，甚至神经质；我喜欢做唯一理解他的人。如果说他有时粗暴、直接，如人们所说，也是出于防卫。他具有那种人间 最稀有的、我应该称作“好”的品质，如果这个词还没有遭到如此践踏。让我说，他真正关心人。”〖1〗
回到法国，波伏娃发现萨特的美国情人还呆在巴黎没走，她与萨特只好躲在郊区的小旅馆里。想念Nelson，她的情绪低落得常常在公共场合哭泣。下面这一段 逼真地复合了那种被称为痛苦的东西：
“我渡过了难受的两个月。重返芝加哥并非不可能，钱也不再是关键问题，然而放弃难道不更好？我焦燥地把自己问得发狂。为了镇静自己，我不得不吃药。很可 能， 这些哭泣是我向衰老及随后而来的终结投降之前最后的反抗：我仍然想要把阴暗从光明中分离出来。突然间，我在变成石头，而铁在踞开它：那真是地狱。” 〖1〗
同年九月她再度飞往芝加哥，拮据、仓促之中乘了一架老掉牙的飞机，中途发动机居然坏掉一个，一路上几经风险。她不远万里，辗转探望的究竟是谁？ Nelson Algren 成长于芝加哥蓝领工人区，以写贫民窟为己任，据说是“男子气”的化身。“他简单地认为西蒙"棒极了"，而且不象萨特，他毫不迟疑地让她知道，用轻轻的拥 抱，厨房中的旋转，或自然而然地抓住她，把她带到卧室去。”〖2〗他坚持带她去见他的小偷、毒品贩子、妓女朋友，那些朝着毁灭加速的人，给她看美国不是表 面上人人都奔向汽车洋房的那个国家。他跟她谈美国的种族问题，美国黑人的“他者”处境为她考察女性问题提供了的丰富借鉴。他推荐给她政治经济学家 Gunner Myrdal 的《美国的两难境地：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她非常喜欢，这本书对她的写作具有深远影响，她的构想开始朝社会学方面打开。47年底回到法国后，她写信向 Algren要另一个
Myrdal的著作：
“能否给我寄一本Alva Myrdal 的 《国家与家庭》？” “我开始重新考虑一本已经开了头的关于女性的书。我希望这本书对女性象Myrdal 的书对黑人那么重要。”〖2〗
这一年间，萨特因发表反戴高乐的广播演讲而结下了大量的敌人。他与波伏娃常常是漫画材料，穿高领衫、巴蕾舞鞋的男女青年成为存在主义的可笑符号。敌人的数 目似乎与名声成正比，萨特的剧作《胜利者》，《红手套》相继上演。她在给Nelson Algren的信里，向情人描述了她在巴黎井然有秩的生活：八点到九点之间起床，走到 Deux Magots，喝咖啡，读报纸，在那里独自工作到1点。与母亲，俄国女友，或犹太女友一起吃午饭。之后她到Morel夫人的公寓里与萨特会合，下午的时间 用来与萨特独处。晚上，根据萨特的需要，他们去参加政治或社会活动，或者回到她的房间，开着收音机，做各自的事。〖2〗我们发现，她奇特的生活方式的最大 优点是别的成年女人最缺乏的－－充裕的独处时间。她向情人解释说，她选择住在旅馆里，因为她从很小的年纪起，就知道自己绝不要母亲那种“家庭主妇”的生活 －－她不要做家务，“既不为别人做，也不为自己做”。她青年时代结交的一小批朋友，构成了她的大家庭，这些人多少给她提供了家庭式的支持以及情感支出的渠 道。
这一年频繁的活动，及朋友们的种种需求，使得她无法集中精力做她最想做的两件事：一是写《第二性》，二是策划她与 Nelson的密西西比－南美之行。计划中四个月的假期给了两位情人很多盼头。Nelson不明白，为什么波伏娃和萨特，在身体上的热情完全消失之后，仍 然认为彼此是首要的。他开始发问“为什么不能永远在瓦巴尼亚街留下来，当我的妻子，给我煮肉块，就着厨房的水龙头洗袜子？”波伏娃只能在信中保证无限美好 的夏天。她很清楚她的生活已经完全定位于萨特与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轻易割舍Nelson Algren。由于父亲的破产，她失去了所属阶级婚姻视为必需的嫁妆，从小就被告知“西蒙必须靠职业吃饭”，但是，她有过与其他傻姑娘一样的青春期幻想。 Nelson的热情给了她莫大的心理满足。她在信中温情脉脉，以胆小听话的“青蛙妻子”自居，而且余生一直象征性地带着他赠送的戒指。波伏娃的传记作者认 为，《第二性》以普遍的口吻，探论了波伏娃自己的面临问题－－
并不存在所谓固定的、神秘地自动展开的女性命运，每一个生命都可以通过选择而改变自身的生存境况。
随着《第二性》的写作蓝图的日益清晰，她越来越离不开她所熟悉的图书馆和她的资料，萨特也时刻需要她充当私人评判与编辑。她突然宣布四个月的假期必须缩短 为三星期，这使得她的情人在共度的最后几天里脸色阴沉。
1948年5月，《第二性》头几章开始在萨特主办的《现代》杂志上连载，她得到了急需的初始反应。Levi－Strauss批评她关于原始社会那一部分不 够准确。 波伏娃化了好几天时间在他的实验室里读他的《原始家庭的结构》的手稿。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她进一步将女性“他者”地位的起源推至最初的母系社会，与人的 自然膜拜联系在一起。Levi－Strauss后来从人类学角度参与了结构主义的建筑。“他者”概念的运用以及对神话的分析使得《第二性》与后起的哲学思 潮相接轨，也为新一代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真正高强度的写作在7月份她从美国回来后才开始。为了完成庞大的写作的计划，她不时靠药物维持夜以继日的突击。酒和药影响了行文质量，读者发现她常常把差 不多的话翻来覆去地周转。9月份她随萨特去阿尔及利亚，帮助他写《脏手》的电影脚本。要知道，这时候，波伏娃早已失去了教书的工作，靠萨特的资助及《现 代》的稿酬度日，她把对萨特的帮助视为接受萨特支票的理由。写作的时间被占据，她心急如焚，因为这时候她刚刚涉足她始终不信任却认为不可回避的心理学。在 对弗氏心理学的批判性陈述中，她再次揭示：生物、生理的因素不足以构成所谓“女性”，社会秩序通过家庭结构间接地参与了对“女性”的心理轨道的复制。她的 看法为后来的女性心理学开了一个头。
回到巴黎，她决定再开一个旁枝，读些“关于妇女的可笑书籍”。她与Algren的这一期间的书信充满了关于劳伦斯、思汤达的讨论。在文学著作中游走构成 “五位作者笔下的女性”这一章。
“有一天我照镜子，发现自己的样子很可怕：眼睛熬得血红，脸上长满了久违的粉刺，身体发胖，因酒精和不良食物而添了一个大肚子。这本书快把我整死了。” 1949年1月9日，她四十一岁生日，“阴天，伤感”，她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把《第二性》的第一卷亲自送到了出版社。〖2〗
引文出处：
〖1〗译自波伏娃自传，英文本，《战争之后》。
〖2〗译自《西蒙－波伏娃传》，美国 Deirdre Bair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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