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列少女到贤妻良母

---读西蒙－德 －波伏娃的《第二性》之一

              熊山卉

我在读大学时就听 说过波伏娃和《第二性》，而我错过了阅读这本可能会使我的生活有所不同的书。

那时我急切地阅读着的是萨特、罗素和 库恩。如文革后头几批大学生中的许多人，我先向马克思主义行注目礼－－第一个寒假是花在阅读《马克思传》上，甚至在暑假参加了在学校在北京郊外三堡举办的马 列学习班，被《共产主义宣言》所激动，差一点成了小党员。但是，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八十年代蜂拥而来的种种理论所分散， 而且我所学的物理本身就 是制造怀疑者的温床。二十世纪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给物理学带来的核心爆炸，使得我怀疑机械的社会变革理论。而一本由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的书当时引不起我的兴趣， 大概书名给我的印象如“妇科疾病”一般偏狭，或许我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既不热心也不敏感。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性启蒙始于对男性作家的 书籍的阅读。当时流行的小说有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承志的“黑骏马”，还有“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几个好朋友某个周末躲到北京同学家闲置的一 套房子里，轮流接受劳伦斯的教育，一个个读得脸红红的，相互嘲讽，嘻嘻哈哈。回顾之下，这三位作家笔下的女性可谓异曲同工，“性”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有着使人返璞归真 的妙能。令激越的“黑骏马”流连的大草原难道不是包纳一切的母性的化身？我们这些女学生，在阅读时是否感到一丝焦灼？张贤亮的坐在大西北炕头上 敞开衣襟的狗子妈毕竟离我们很遥远。

真正影响我情爱观念的却 是《红楼梦》。这部书的作用在于把情爱升华为“天地间的一种灵气”，并把女性与这种形而上的质等同起来。这样的抽象帮助我在骚动的青春期过着一种 严格自律的生活，把暗恋对象在美学空间高高供奉。 自沉于顽固的抑郁，我不 知不觉深深地浸淫于文学。“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华年思华年，不眠人就着晨光树影洗磨字句。

八六年春天，人艺上演希腊悲剧《俄狄普斯 王》，看罢，一行人从城中心回西郊一路无语。另一次男女混合的聚会，忘记了是在西单还是老城根，在场的三两个女生徒劳地想做出一桌盛宴，结果菜一端出来，就 被一屋人吃光，大家饥肠辘辘，围着空桌子，吃言词与观念。谈话发展的方向使我们紧张而激动，大家意识到：我们的国家走到了某个断裂点，意识形态将与经济基 础分道扬镳。记得我忽然说：“我们要挂羊头卖狗肉了”，我也记得男生们奇异的表情和我下意识的检点，那是年轻的我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对一个大不可测的话 题发表见解，我不知道，命运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消失的缝隙。谈了一夜的朋友们，第二天清晨步行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 那面旗，牵动我最剧烈含 混的情感－－我毫不怀疑它是“烈士鲜血染成的”，上面有刘胡兰，黄继光的血，也有张志新、林昭的。

那一年冬天，研究生宿舍楼轮流播放着“一把火”与哀乐，我躲在床上读残雪的《苍老 的浮云》，读得打摆子：肥胖的栀子话“叭嗒叭嗒”地坠落在雨水里，主人公抚摸着肚皮，感到腹腔塞满了芦苇。春天，校园里放眼 尽是丁香和面有菜色的文学青年。我溜出去，乘车西行，来了一次我自己的“在路上”。一路上接受任何人的邀请，去他们家停留，居然没有被拐卖掉。在三门峡， 我看到了一条清水黄河，槐树掩映，葱郁如西洋画中的伊甸园景象，我站在没脚的黄土中出神，一位老农起了疑心，他老远地叫出声：“姑娘，别想不开呵！”在西安的碑林里久留，我的心高兴得 唱着一只歌。在敦煌石窟里，我的手电照亮墙壁上一只美伦美幻的鹿。在乌鲁木齐，和几个大男孩傍晚蹲在空旷大街高大建筑明亮的 阴影里，眼睛瞄着火车站背后雪山的剪影。最后辗转去了新源、伊宁。在新源县一头撞上一位女诗人，陶若凌，她在那里当文书。她不顾我行装沉重，拉我到小镇新 华书店买了杜拉斯的《情人》，马尔可思的《百年孤独》。一夜，来了一位从上海赴新疆从政的年轻乡长，我们听他谈乡办织厂，牧民脱贫的远景，三人就书籍与国 事交换意见至天明。那个时代的青年不可遏制地要谈论国家，关于“祖国”的梦想占据了情欲初醒的身心。草甸子上缀满罂粟，空气中飘着恋爱，可是，从北京到 新疆，我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似乎在失恋，都“有所思，在远方”。我把随身带着的《新诗潮诗集》的上册留给了陶若凌，下册我这些年一直读着，封面已破损不 堪。

在美国，一道汪洋把中国 八十年代的喧嚣挡在了帷幕之后。我似乎欢迎语言障碍带来的寂静感，“大街上的 男人、女人都有着雕像般的肃穆”。经历了加速分裂的心灵需要休息。走 在东部小镇行人稀少的路上，穿劣质牛仔裙露出苍白膝头的中国姑娘，悉心辨认灰蒙蒙的建筑群日渐明晰的轮廓：那一个我新鲜，笨拙，含情脉脉，并不知觉自己与其他文化 的产品之间形成的反差：当我跟印度朋友热情洋溢地谈到川端康成的小说时，她马上考问我第二次大战的史实；这个声音甜美的印度姑娘把自己的青春卷进令人绝望的 民族现实－－她研究印度的宗教冲突，每有流血冲突发生就要回国考察；我俊俏的土尔其同学，那时就是明确的女权主义者，她和美国男朋友一起执行家务分工表，男 生替她开门会引起她柳眉倒竖；我的台湾女朋友，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母亲，却早早打定了独身的主意。我欣赏这些朋友，却对她们的观念不置可否。我宿舍的门背后贴着一张 高更的塔西提少女，下面小字标题是“你什么时候结婚？”。

八九年夏天我在“谈”恋爱，挽着平生仅有的一个俘虏的手臂 出入饭馆、书店，或无所事事地“压马路”。北京发生的事我在半夜回家打开电视才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消化这些死亡，而我，因为年龄与时代的偶合，感应的方式也许更 夸张、主观：他人的死仿佛是我内心某种仪式的外化，亦或我将那些死者吞食？腐烂的肉体转化为无机质，我最后一丝政治恋母情结终于消散，个体的砂砾从文化母体 的巨大吸盘上剥落。

杜拉笔下的那些女子是一 些匍匐得很低的生物，她们在黑暗中展开，漫过边界，颠覆荣辱。她警告过我们，那个所谓的“我”是不存在的，《情人》的“情”更是莫须有，真实的只有令人不齿的贫 穷，徒劳绝 望的母亲和小姑娘的“我一定要离开”的铁石心；殖民地的泥沼被逃遁的异乡人榨出几分美。我悉心考察的还有另一个女人的世界－－ 弗琴尼亚－伍尔夫。阅读她始于一个错误，我本来是要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却把意识流的几位鼻祖的名字搞混，借出了伍尔夫的《年》。她的《到灯 塔去》是我少有的一读再读的书之一，我对她笔下的老处女感到亲近，那个站在画架前，对人群侥有兴致地观望着的Lily，是不是更接近我心中的自我？我是否 像伍尔夫一样，感到需要传统生活的外壳的包裹？我坚决地把Lily留在书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在我喜气洋洋筹备婚礼时，我接到一个奇异的电话，来自大学时代我曾经非常仰慕的一位学长。他问我“是否还喜欢哲学？”这问话让我很晕头！老天，我关心过 哲学？我答非所问－－“现在不是很关心政治”。我把学长的问题埋在记忆中。当时我不可能反省，因为造物主在我身上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于是就有做了两个孩子的 母亲的人研究“第二性”的这一幕。这时候寻找有关性的真缔，是否为时过晚？当两个孩子一左一右拉得我踉踉跄跄，我的性别角色可谓 “木已成舟”。现在读这本书，我自身的行为艺术 正好构成一个波伏娃笔下又一个残酷而生动的标本：生物机制、文化滋养如何合作着把一个迷蒙少年送上赴汤蹈火，永劫不回的完成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