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记忆的老人
我们说要走了，吉姆像是没听见，仍忙着从地板上捡起一摞摞旧资料给我俩看，其中一迭是卡通剪报。他指着图片上那个戴黑礼帽、蓄尖长胡子的卡通人物，眉飞色舞地对我和安玛丽说：看哪，他们把我弄成卡通主角了！
我今天是头一次见吉姆，这趟是来帮安玛丽拍摄访谈的。我不了解吉姆，只听说他在小城开了那个有名的左翼书店，做了一辈子的激进人士。如今站在我面前的吉姆是个长白胡子的秃顶老头，住在一幢六十年代的老房子里，独居了一辈子。宽敞的客厅除了一只小圆书桌和一个玻璃柜书架以外就没什么家具，连给客人的几把椅子都是脏黑的帆布折叠椅。白墙上也光秃秃的，满屋弥漫着他的汗臭，地板上铺满了敞口的纸箱，像是他随时要搬家。但安玛丽告诉我，多年来都是这样子，吉姆说他喜欢简朴的生活，于是就简单到守着一地的纸箱和文件过日子了。
本来约好做两小时的访谈，但一开始吉姆就给我们说，他想讲他的一生，从父辈讲起。他七十来年的左翼生涯怎好压缩到俩钟头？
的确，一开机吉姆就滔滔不绝地道开了家史，他的父母是上世纪初从乌克兰来到密西根来的贫困移民，那时他们没想得很远，只是来这新大陆寻找土地的。土地没得到，夫妻俩却混进了汽车厂，生活依然贫穷。吉姆的激进也许是从母亲那儿得来的，三十年代的她就冲在了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的前列。
吉姆的左翼生涯从少年时代开始，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做共青团干部的经历，我想说当年我也是，却忍住了，怕让他一愣。
我以为左翼的吉姆一直从政，恰恰相反，他却是学数学出身，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大学里搞科研，而且，他还是个老字号的程序员，从六十年代起就在超型机上编程了。
他的故事没我想象的精彩，除了学术就是政治，几次我都差点在摄像机后头睡着。吉姆酷爱读书，六十五岁退休后又重返校园，拿了个经济学学位，后辗转到老家乌克兰教英文，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故乡呆了七年，还为乌克兰编了一套儿童英语教材。
出我们意料的是采访不到一个半钟头就宣告结束，当中吉姆还不止一次地要求休息。采访的后半截，他简直是在读资料，安玛丽不叫他读，就接二连三地提问，但吉姆没词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幕：一贯以健谈出名的他，前半部分还算流畅，但后半截就眼看着他和头脑中的往事失之交臂了。说到中青年，他费力地想补充细节，但时间和人名在他嘴边嘎然而止，他胡须抽搐着不时地埋头找资料。
难怪刚一见面他就讲今天不大舒服，我们说改天吧，但他却坚持：因为刚从医院拍片子回来，医生说他的大脑正在严重萎缩。他说今天一定要拍，要抓紧时间拍，他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等我们关了机，他的记忆又在恢复，拉着我们讲了半天他的党员生涯，他不想录下这段。安玛丽后来不以为然地对我说，这有什么呢？又不会连累什么人，那些老共产党员都比他早先入土了。
我们的采访主题本来是围绕他那个左翼书店的，因为这个书店成了小城的一景，尤其是在几十年前，代表一种新声音。正如吉姆当年说，他开书店是想让美国人更了解外边的世界，认识陌生的社会主义。这些书不代表真理，但给他们一个非主流的新思路。我从前到那个书店转过，墙上是巨幅的切-格瓦拉海报，也不乏专与政府作对的乔姆斯基的著作。
然而，年迈的吉姆已讲不出太多历史了，戴着助听器的他连安玛丽的问题都听不大清。关于这个书店，他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发起的一个学习小组，大家经常聚在一起温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更是补课。有趣的是，这个他自称受益匪浅的八人左翼小组里，其中之一竟是联邦调查局安插的眼线，就连此间谍也在多年的耳濡目染中学得起劲了。
临出门的时候，我从地上捡起一只小信封，怕他看不清踩了。他一拿住就乐起来，连连叫我们别走。原来，信封里装着几张珍贵的黑白老照片（奇怪，如此珍贵的照片怎么快踩到脚下当垃圾了？）照片上的几位都是好莱坞老电影的打扮，西装领带，那个潇洒的白人男士还戴着围巾礼帽。
他说那是工人领袖约翰-刘易斯给他和马丁-路德金拍的。我吃惊地指着照片上那个白人绅士问：这是你？
赶着回家的安玛丽在一旁扫了一眼，不耐烦地说：当然是吉姆！
果然，还能是谁，照片的中心一共就黑白两个，吉姆正站在广场上跟一个带一撇儿黑胡子的胖圆脸黑人聊天，此人正是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倒不是为跟这个名人合影而吃惊，我吃惊地是这白人绅士看上去并不像我面前颤巍巍的吉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个大钥匙般的尖鼻子。年轻时的吉姆一张脸光生生地，戴着黑框眼镜神采飞扬，一看就是个有思想的进步青年。
连马丁-路德金的合影也留不住我们，安玛丽拉着我匆匆出门了。吉姆站在门口还在翻着手里的资料，好像仍没找到最重要的一份。他让我们看每资料时，要一张张指明他当年是如何参与的。”这是我，这是我，”他接连说。可不是，他要明确地点出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不过，“我”这个位置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果真如此重要吗？
等我们上了车，安玛丽说要是再呆下去，他拉着我们看得东西可多着呢，可能十个钟头也走不脱。远远地，看着吉姆的老屋子灯亮着，窗帘敞开，门也没关。我不知道他会在门口呆呆地站多久？
也许一直站到电话铃再次响起，因为在访谈开始前，安玛丽问他会不会有人打电话，如果铃声响了是否介意她先跑去接？吉姆达答道不会有人吧，他平时没什么电话，当然也不排除这可能。果然采访当中没来电话，但采访刚结束就听见铃声了，忙着找资料的吉姆甚至来不及接，就让安玛丽代劳。电话是吉姆的外甥打来的，他说机票买好了，很快要来看他。吉姆让安玛丽转告他过会儿再打来，他开始没听清“flight”， 好容易弄明白了，只是点点头，又钻回他的纸箱堆里。
安玛丽告诉我两次采访里，吉姆都没提起任何兄弟姐妹，若是换个女人，尤其是孤寡老人，三两句就准会讲给你这些了。
吉姆，这个快九旬的独居老人，一辈子的马克思主义加无神论者，如今靠一堆旧纸片来维持对过去的记忆。原来记忆有一天也会像雪片似地在我们的头脑里抹去的。此时的他更需要一台小录音机，尽快打捞这艘记忆的沉船。
夜幕下的小城依然有一些勇敢的单车手穿行，都是半俯着身子穿紧身衣的年轻人，嗖地一下在自行车道上晃过身轻如燕。一晃，时间也会过去，真难想象有一天漂亮的他们也会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吉姆。
记得刚才在吉姆的领尖上别麦克风时，我小心翼翼地怕夹了他铺张的白胡子，就一根根地把他领子旁的捋开，那胡须好薄好细呀，像白米粉丝，并没有梳理过。在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女理发师，他也不再是个什么肾上腺素高涨的激进人士，而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者，温顺地坐在那里，任我倒弄他零乱的发须。那片刻，我几乎摒住呼吸，不仅因为那一股子刺鼻的汗臭，更因为突然离这个孤单的灵魂很近…
@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