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总觉得，像“半个世纪”这类词只适合说别人，说那些秃头、长髯、满脸风霜的老者，由于漂泊的缘故，无休止的变化使我误觉岁月的流逝与自己无关。直到买裤子时腰围不得不加码，追车后觉得呼哧带喘，几天不刮胡子就满脸胡子茬，第一滴雨落下，头皮就能够敏感地觉察……不久前回国，一位昔日的好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你变主意啦？”
“变什么主意？”我被问得莫名其妙。
“当初你不是说，活到五十岁就自杀？”
朋友记得并没错，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确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这样说过，而且不止一次，想来那时的自己腰围只有二尺一，俊洒不输小虎队，享受集体的友情和生理的燃烧，距离衰老还太远太远，远得从未具体地去想，感觉五十岁就该是“弯腰拄拐、满脸皱纹、看着年轻人流哈喇子”的人生尽头。
现在回想，我在年轻时有过一个误区，就是认定年轻是生命的黄金时代，以为燃烧青春是个体存活的绝对价值。于是，我放纵骨子里的不安分，从画画到弹琴，从学临床医学到学艺术心理，体内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和行动力，《迷墙》的反叛劲加重金属的节奏。那时我把学业当成了副业，兴奋点放在积攒朋友的数量。特别是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每次回家打开房门，都不能预料谁在等我，经常，十来平米的小屋挤十几个人，弹琴，唱歌，看录像，打扑克，即使午夜过后也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后来，那群人里出了许多行业里的大腕儿，可大家一起厮混时，都还青涩得像蓄大胡子的克林顿。80年代的年轻人爱谈理想，乌托邦式的，憧憬未来，但并不具体，想来那时我们对社会、世界所知甚少。
后来一夜人如鸟兽散，无数年轻人卷入出国潮，像水一样地哗地泼了出去；我也是，从那至今，脚下的路像倒流的水向后流走。掐指算算，离乡那年我二十六岁，之后又过了二十六年，感觉弹指一挥，但光阴确在我身上流过了半个世纪，而且是不带引号的。
走了也有走了的好，现在我可以狡辩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因为1991年将我的生命切割成两半——前一半属于集体的，后一半属于个体的；前一段属于计划的，后一段属于自由的；前一段是“度过的”，后一半是“活过的”。两条生命，两段年龄，其实这也不全是狡辩，想当年，当列车驶离雪花飘舞、寒风呼啸的二连海关时，我真觉得是被“再次娩出”。
回顾这前后两段时光，不仅只是时空的改变，更是关于自己的一切——内容、色调、直觉、质感、机会、方向、节奏、强度与速度等所有的一切，改变是如此彻底、微妙和决绝，并总暗藏或天降意外的兴奋与危机。对我而言，出国是生命的一道分水岭，经常有人问我当时为什么离开？我说不为什么，就想一个人到世界上光着脚走走；并且，无知者无畏，我相信年轻就是拥有一切的本钱。
我常回想起那次不可能重复的漫长旅行，褪色的画面里，三四十位亲友在老北京站的国际站台上为我送行。之前的一夜，我们一起唱歌，低语，一肚子话的沉默，我在父母琐碎的唠叨中收拾行李。铅灰的霜晨，熙攘的站台，由于送行人太多，父母没机会单独嘱咐儿子；父亲耐心地为我和朋友们一张张地合影，几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唯独忘了跟父亲合影，但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列车开动的刹那，母亲向前冲出几步，隔着满是划痕的双层玻璃摸我哭变形了的脸，那一刻我真觉得是永远……接着是十天险象环生的颠簸，之后在布达佩斯东火车站，我拎着比我体重沉的皮革黑箱跳下站台，等到所有人散尽，看到一个瘦高个子的陌生人手捏一张我北医时的照片朝我走来，带我去了两百公里外的塞格德小城。
一幕落下，一幕拉开，接下来的十几年青春是更纯粹的燃烧，燃烧岁月与荷尔蒙。自从像婴儿般被孤独地扔在一个陌生地开始，我本能地学习语言，适应生存，经营情感，虽然一无所有，但有大把的朋友和大把的时间，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睡百家床地活下来，最根本的，是在漂泊中学会做本色的自己。那些年，我读了许多书，记了几百万字的日记，在不知不觉中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下素材。我记得很清楚出国后读的头两本小说——英文原版的《在路上》和《鸟人》，那时并无当作家的野心，顶多曾经这样想过：等我死前，写一本自己的《在路上》。
至于后来做文学翻译，更是命运的安排，想来我没正经学过一天的匈语，纯粹靠听靠读靠交流靠理解，再有是靠无意中受到的文学熏陶。刚到匈牙利不久，我就遇到了文史学家海尔奈先生，并在他家结识了《撒旦探戈》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后来在拉斯洛家，我又见到了艾斯特哈兹、凯尔泰斯和更多的作家，即便当时无论他们还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能成长为他们的译者。1998年我陪拉斯洛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中国的十座城市，回到布达佩斯后，我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好奇。巧得不能再巧，当时我寄宿在海尔奈先生家，他刚出版了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顺便递给我了一本，于是我搬着字典开始了阅读，并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翻译了一个短篇《茹兹的陷阱》，从那之后我翻译成瘾，直到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海尔奈到凯尔泰斯，他们都是我生活的贵人。
我的第一本译著《英国旗》问世，三十九岁；我第一本小说《匈牙利舞曲》出版，刚好四十岁，我带着年轻的惯性跨入了中年，接着是典型的中年打拼，十年里出了二十多本书，虽然透支，但不觉疲惫，文字成了我的第三只眼，不管是看世界还是看自己，都有了新的视角和维度。也许在技术、物质掌控的今天，文学确不能改变世界，但是能够改变一个人。读书能为个体修筑精神的城堡，写作则能将个体的存在夯实，擎起，不仅展示与人，而且能让目光越过俗众的头顶寻找同类。现身说法地讲，我因为文学而活得实在而沉着，因为文学而透视到人性与历史，过去所有的知识和阅历都开始发酵。说老实话，我享受这种人到中年后的窖藏式的成长，一步步地更接近自己。
如果将年轻比喻成冲浪，那么该把中年比喻成航行。“也许，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生活，一方面由于这生活竟然如此地不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意识总在不断地窥伺所谓的真实，它渴望真相。”凯尔泰斯写在《船夫日记》里的这句话，正道出了中年生存的智睿心态。年轻人对生活的承受力源于未知，中年人则在于认知。
如果说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体验，那么中年人的则是记忆。开始怀旧，是典型人到中年后发生的心理变化，然而怀旧不能仅止于回忆，还应该赋予怀旧以反省的意义。一个人活过半个世纪，可以说已经“经风历雨”，他回忆的对象不该仅限于自己的，还应该扩展到别人的，父辈的，祖辈的，周围人的，甚至国家的和历史的。
如果说年轻人与历史的关系多是投入，或被卷入，那么中年人与历史的关系则有可以拥有审视、评判与推理的视角。所以说，中年人的记忆不是简单地重现，而是深层地剖解，发现自己与历史的联系。我去年写完的《纸鱼缸》就基于这样的中年理性，这部小说经历了十几年从日记、短篇、中篇到长篇的成长，实际上有也是我内心的成长，我意识到了个体对于历史记忆的责任感，听到了用个体记忆抵抗集体失忆的内心呼唤。
当然作为学过医的人，我更明白中年后肌体功能“走下坡路”的事实，也明白焦虑于事无补的道理，那样只会掉入“中年危机”的陷阱，让生活变得一团糟。应对生理的衰，该采用心理的盛，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段话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静制动，以心理上的继续成长平衡生理上的由盛至衰。
如果说年轻人的欲望实质在于获取，那么中年人的则在于给予，至少对我自己来说。与同龄人相比，我为人之父的年龄较晚，客观上将青春期延长了许多年。孩子的出生，对我来说才是一次重要的成长，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自己的年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疲惫，不仅没有抱怨，相反充满感恩。我在心理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追求平等的爱，而是享受于无条件的付出。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充满感激，感激他们不会拒绝我爱的给予。我突然明白，年轻时的不安、冲动和不计能量的追逐，不仅仅由于荷尔蒙过剩，还由于情感、身份、乃至存在上的“怕被拒绝”。实际上，一个人能够付出而不被拒绝，也是人生中一种简单、真实的幸福。
如果说青春的情感是实打实的燃烧，那么中年后的情感是平静地辐射。你的热度不再取决于你的强壮和运动，而是取决于你的心智和定性。一个活过半个世纪的人，不仅知识丰厚，逻辑成熟，而且他的知识和逻辑能接上地气；不仅经风历雨，阅人无数，也拥有了扎实、可靠的社会关系，沉淀出局外人角度的判断力；不仅被残酷的历史席卷过，碾压过，也能在幸存之后以相对远的距离回望，审视，反思，由合唱变独唱。总之，只有人到中年，我们才有可能达到苏轼所说的那个“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境界。
昨天，我泡在热的发烫的澡水里读《谁，在我呼喊时》，读了一会儿，将书合上，作为休息，看了一会儿微信，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一条帕蒂•史密斯在诺奖典礼上唱《暴雨将至》的微博击中了。看第一遍时，鼻子酸了，后来连看数遍，哭得泪流满面。中年之后，我大概从来没这样哭过。并不是伤感，而是感动。我感动于七十岁歌者始终如一的真诚，我看到了见证：真诚的成长能够赋予年龄以如此的美好。这种镇定与羞涩、紧张与坦然、丰沛与简单、自信与敬畏的复杂气质凝合成为一种早已超越青春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在这样的年龄才有资格拥有。这是继续成长的力量，平静地迎接暴风雨的力量。从浴缸里爬出的时候，我怀着强烈的渴望：镇定地成长到帕蒂•史密斯的年龄，看自己的生命能沉积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