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李敬泽的名字在偏文学的微信朋友圈时常出现，伴随的是一本名叫《青鸟故事集》的书和其中的一两个章节。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本被作者称为“超级写作”的书点了赞。
在文学界，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看来，李敬泽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为在那个年代，和他们同样年轻的李敬泽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把《人民文学》办成了实验小说的大本营之一。他的专业、严苛，以及特有的亲和力，让人印象深刻。
现在，轮到他的作品了，《青鸟故事集》。有人说是一本有关历史的随笔集，也有人是一本伪装成随笔的“微历史”，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本现实与想象混搭的小说集。没错，它是一次实验，一次超级写作。或许因为作者是李敬泽，它的品质也是可以信任的。
寻找隐没在历史背面的人和事
这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但是有关的它的源头则要追溯到作者20多年前的一次旅行。李敬泽在《青鸟故事集》的跋中，记录下了昔日颇有意味的一幕：1994年夏，在长江三峡的游轮上，我第一次读布罗代尔，读他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夜幕降临，江水浩荡，汽笛长声短声，凭生远意。在那时，布罗代尔把我带向15世纪――“现代”的源头，那里有欧洲的城堡和草场、大明王朝的市廛和农田，我们走进住宅，呼吸着15世纪特有的气味，察看餐桌上的面包、米饭，有没有肉？有什么菜？走向森林、原野和海洋，我们看到500年前的人们在艰难地行进，我们注视着每一个细节：他们身上皮衣的质地，他们的车轮和船桨，他们的行囊中银币的重量，他们签下契约时所用的纸笔……布罗代尔说，这就是“历史”，历史就在这无数温暖的细节中暗自运行。但这不仅是历史，也是生活。
布罗代尔扭转，或者说纠正了李敬泽的历史观。
李敬泽是一个和历史有缘的人，父母都出自北大考古专业，考古发掘现场是他童年的玩耍之地。他曾经以为历史、考古都是宏大叙事，与寻常百姓没有关系。而布罗代尔让他看到了西方的平民史，“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心目中可信的历史”。布罗代尔使他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并不重要，在百年、前年的时间刻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的无意识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
《青鸟故事集》，就是作者对隐没在历史背面和角落里人的一次搜寻，“在重重阴影中辨认他的踪迹，倾听他含混不清、断断续续的声音”。
叙述不一样的“我们与他们”
再过几天，特朗普就要搬进白宫，或者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在美墨边境修上一堵墙，同时让美国与世界拉开距离。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地球村和“互联网把所有人网罗在一起”的概念和信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种精神或者现实，很难想象，一个具有老派思维的商人能够让现实倒退。李敬泽的《青鸟故事集》就是这种现实的一部分。
“这本书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展开，这首先是因为那些人和事真的非常有趣；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所谓全球化时代，我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的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缭绕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我们的历史乐观主义往往是由于健忘，就像一个人只记住了他的履历表，履历表纪录了他的成长，但是追忆旧日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没有离去，一切都不会消失。”李敬泽似乎是在试图通过这本书来表达一种对全球化乐观情绪的警惕和质疑。
这本书的主角都是一些在遥远的旧时光，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和东方的异族人，他们或是肩负传播信仰使命的西方传教士，或是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波斯商人，或者是一些狂热的异域文化的爱好者与崇拜者。他们在踏入中国的一瞬间，误解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布谢的银树》写了这样一个故事。1254年，一位名叫鲁尔布克的法国国王的使者来到东方，他见到了传说中的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儿子蒙哥。鲁尔布克带来的西方的声音：西方希望与蒙古合作对抗横亘于欧亚之间的伊斯兰帝国，但是，蒙古人必须接受洗礼，皈依上帝。现在看来，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其时蒙古人正秋风扫落叶一般地席卷欧亚，孱弱的欧洲人竟然对蒙古人说三道四。很显然这是一种对现实的误判，而蒙哥对鲁尔布克的回答则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现代意味：《圣经》是你们基督徒自己不遵守，你在《圣经》中难道读到过一个教徒应该指摘别人的错误吗？
在李敬泽看来，七百多年前蒙古大汗们的历史地位被严重低估，他们不仅是血腥的征服者，而且是在无意间打通了东方与西方。同样在这一年，在蒙古草原上，蒙古的大汗召集各个宗教的代表召集了一次辩论会，而这种有意思的聚合，即便在今天都是奢侈的。
在《青鸟故事集》中，这类有关误解、误读的故事比比皆是。
是历史，是随笔，也是小说
上个世纪后半页，文化成了“革命”的对象，文学也不能幸免。自从有了博尔赫斯，小说还有什么不能写的？或者说还有什么不可以写成小说的？在阿根廷人那里，一篇看上去貌似严谨、庄重的随笔，有可能就是一篇小说；而美国人则把新闻也当成小说来写。各种文化写作的边界都被打破了，是随笔，也可以是小说；是小说，也可以是文学性的自传。
上个世纪90年代，李敬泽主持的《人民文学》杂志一度成为实验小说的大本营之一，他自然深谙这其中的门道。他不是一个守旧者，但也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革命家”，他内心中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边界。所以即便是在进行《青鸟故事集》这本超越固有文体的“超级写作”，他也是有张有弛，行之有度的。而通过这种充满活力的节制，收获满满的惊喜，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阅读《雷利亚，雷利亚》，是一次美妙的体验，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篇超级小说来读，小说、随笔、历史、博尔赫斯、卡夫卡兼而有之，而其中的情感和意识则是独特的，属于北京，属于在北京生活、观察、想象的李敬泽。故事的基本框架是一次酒吧之行。一天晚上，“我”和朋友老四来到北京哈瓦那酒吧喝酒，聊天。李敬泽像写小说一样，叙述他们在酒吧的经历。“我”一边喝酒，一边由哈瓦那想到了曾抵达过那儿的哥伦布，由哥伦布想到了他曾把美洲误认为中国，由此他又想到了明朝正德年间受指派前往中国沟通的葡萄牙人皮雷斯。李敬泽用很大的篇幅，引用相关冷僻的书籍叙述皮雷斯在中国悲苦的经历，因为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海峡，明朝皇帝迁怒于他，将他与他的随行处死了之。而皮雷亚在中国等待皇帝接见期间，曾经在江苏的邳州结实了一位当地女子，并且生育了一个名叫雷利亚的女儿。而雷利亚的这个名字，恰巧是当晚“我”在酒吧偶遇的一个外国女人的名字。于是在一个被酒精充斥的夜晚，历史、现实、想象混杂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有意味的“混乱”。
真的有历史吗？或者历史只是一种想象？这种质疑，很容易让人想起1990年代中国的先锋文学，而当时李敬泽则是先锋文学的操盘手之一。这篇具有很强实验性的作品，无疑是一篇可圈可点之作，与余华格非们相比，毫不逊色。当然与他们不同的是，李敬泽笔下的历史都是有据可查的，而不是任意想象，随意安置的。
在《青鸟故事集》中，现实与历史的混搭是一种常态性的描述，各种时间，哪怕相差几百年；各种地点，哪怕相距千山万水，它们都很和谐地存在于一篇作品之中，互相依托，相安无事。这可以说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也可以说是一种蓄谋已久的行动，破坏和建设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