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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美学文集》读后杂感

发布: 2017-1-05 16:44 | 作者: 张隆溪



        美学是讨论美的,包括自然美和艺术美,文艺创作尤其是美学探讨的中心议题。当然,美学作为哲学之一种,往往和具体的文艺鉴赏并不相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就很少具体的例子,其抽象复杂的理论推展,读来让人觉得艰深难解;黑格尔《美学》稍微易读一些,可是最终要说的,却是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哲学才是使精神或理念得以充份实现的唯一方式。不过无论以轻松明快的语言来讨论文艺,或以艰深甚至晦涩的推理来思考文艺理论问题,美学总是与人类精神的创造有关,总是超然于寻常生活中的一般现实问题。可是从五十年代直到文革,中国大陆上所谓美学讨论,却与文艺或文艺理论问题没有什么关联。说得更准确些,所谓美学讨论大半是现实政治论争的延伸,读来令人觉得与“美” 离得很远很远。当然,强调政治涵盖一切的人会说,所有的理论,包括美学,都有政治的大背景。这句话也许大致不错,不过具体分析起来,康德或黑格尔在写他们的美学论著时,他们是否有时代和社会的政治大背景直接压在他们的肩头,呼出的热气直逼他们的耳背呢?换句话说,他们的学术是否直接感受到政治的压力呢?我常常深切感到,西方学院里所谓政治,往往是学院式的,意识形态的,和中国所谓政治那种严峻性,那种与人的生活起居直接相关的特性,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小引
        记得初读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我还在北京,是从钱钟书、杨绛先生那里讨来的一本香港出版的《广角镜》月刊,《干校六记》的原文最初就发表在这月刊的一九八一年四月号上。杨绛先生的文笔是细腻而隽永的,她那平和沉静的叙述把那段沉重的日子写得真实感人,在风雨如晦之中又有人情的温暖可贵,正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杨绛先生后来又有《丙午丁未年纪事》,最初刊在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的《收获》上,我是一九八七年四、五月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读到的。那时候我到美国已经三年多,我的生活和周围环境与在北京时的情形大不相同,文化大革命那些残酷而荒谬的日子早已成为遥远记忆中的阴影,很少浮起到活动的意识里来搅扰我的心灵。读到《丙午丁未年纪事》,心里却即刻受到很大的触动,因为我从中才知道,在下放干校之前,钱钟书和杨绛先生曾被“揪斗”,被剃“阴阳头”,遭受过比下放干校远为严重的侮辱和折磨。文革之初,我在中学里亲眼看见很多老师被挂黑牌批斗,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有一位姓郑的年岁已大的数学老师捱不住打骂,在一个早上天朦朦亮的时候,从教学楼上跳下去,头先着地摔死了。那尸体是我亲眼看见过的,那是冬天,一团凝成紫黑色的血,冻硬了的头和手有点发绿灰色。那时候中小学教员几乎人人被斗,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丙午丁未年纪事》里所述的情节并不见得格外触目惊心,据杨绛先生自己的说法,不过是“一个‘陪斗者’的经历,仅仅是这场‘大革命’里的小小一个侧面”。  可是我对钱钟书、杨绛先生满怀尊敬和爱戴,读到《丙午丁未年纪事》里所述那些侮辱人格的“革命行动”,明知那已经是数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往事,离我的现在是那样遥远,却仍然在心里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对忍受屈辱而值得敬重的人,对不知人格为何物而侮辱他人人格的人,我都感到深切的悲哀。
        读《丙午丁未年纪事》是一次难忘的阅读经验。它使我重新真切地感受到过去──不是一般地回忆,而是再一次亲身经历那种生活的具体氛围。不仅如此,它还使我思考过去,使我在过去与现在乃至与未来的联系中,反省我自己、尝试理解我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忘记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现实,是我们“所能犯的错误之中最大的错误”。  这话当然是针对有共同生活经验和共同感受的人而言,如果你没有我所说这种经验,或者你虽在中国生活过,而感受完全不同,那自然不必自作自受来认同这犯错误的“我们”,因为你是清白的,你甚至没有犯我所说这种错误的可能。在莎士比亚名剧《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哈姆莱特见到国王派来试探他的两位老同学罗森克兰兹和基腾斯吞,便说“丹麦是一座监狱”。罗森克兰兹说,他们并不这样想。哈姆莱特于是答道:“那对你们说来就不是;因为世间本无所谓善恶,只是人的思想才作此区分。它在我看来是监狱。”历史和社会生活之复杂就是如此,有人的失利恰好是另一些人的得利,有人以为苦的,又另有人以为乐。所以要所有的人在有关社会和政治这类重大问题上有同一的认识,既不可能,也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们以诚实恳切的态度各各说出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又自有其意义和价值。
        
        美学批判与政治斗争
        重读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文集,不禁深所感触。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在北大前后五年,我和朱先生经常见面,但是谈话之中从没有提过文革时期的具体事情,我只是从别人口里知道,朱先生长期受到批判,有一段时间被命令打扫系里的厕所。推想起来,不外是把高雅的美学和污秽的茅厕联系起来,达到斯文扫地、侮辱人格的目的。重读《朱光潜美学文集》,尤其是收集五十年代美学批判以来各时期论文的第三卷,可以感觉到的不是身体皮肤的伤痛,而是在极险恶的处境中灵魂的挣扎、精神的痛苦和奋斗。开卷第一篇,赫然以《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为标题,以近三十页的篇幅作了相当彻底的自我否定。否定的逻辑是阶级分析的逻辑,“自从六岁识字时起”,从家庭出身到所受的教育,从过去所写的一切文字著述到关于美和文艺的基本信念,整个人的发展是线性的、必然的,思想、感情、观念、行动都作好与坏、唯物与唯心、革命与反动绝然对立的分野。阶级斗争不仅为否定自我提供逻辑论证的格式,而且提供了两军对垒的形象和语汇。在文章接近尾声的一段,我们看到这个被批判的“我”“作为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一个代表”,“以螳臂挡车的气慨,去抵抗革命文学的潮流”,而且向革命作家射出“冷箭”。  我并不怀疑朱先生自我批判的真诚,这有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为证明,但是我很难相信这全盘否定的论证、这把自己描绘成人民之敌的文字,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与其说从这种彻底否定和丑化自己的语调,我们可以见出作者的醒悟和忏悔,毋宁说可以见出当时美学批判作为政治斗争的严峻、残酷和沉重的压力。
        然而就是在这篇自我否定的文章里,朱先生并没有放弃对合理的美学观念的正面追求,而且他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他的追求指引道路。他确实相信,要绕出“唯心主义的迷径”,别无他法,“非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照耀不可”。  这种光明和黑暗的比喻用得太普遍了,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比喻性,更注意不到这种比喻实际上代替了批判的思考。这也难怪,正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讨论哲学语言和隐喻的内在联系时点明的那样,太阳和光明的比喻(heliotrope)不仅历来是哲学表述常用的修辞手段,而且是哲学的自我理解,是哲学的生命。清除隐喻,也就消除哲学本身,所以他说,隐喻的死亡“也就是哲学的死亡”。  不过在严峻的政治环境里,这种政治的隐喻和修辞语言都直接代表着权力,尤其是太阳的隐喻更有特殊的神圣性质,不容任何人怀疑。在这种情形下,有谁可以提出这样亵渎神圣、大逆不道的问题,有谁敢问:这真是太阳吗?这确实代表真理的“光辉”吗? 
        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一本有关政治学的有名的小书里说,所谓思想自由就是“有可能在少数公众发言人或作者提供的两种或多种不同观点之中作出选择。如果不允许这样的选择,很多人能够有的唯一一种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就被摧毁了,而那正是唯一在政治上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自由”。  经过五十年代的美学批判,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下讨论美学问题,在朱先生显然是唯一的选择。就朱先生说来,这种选择是自觉的、主动的,他后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像他以前对西方美学和文艺心理学的著作,对尼采、克罗齐、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一样,研究得极认真而仔细。就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现实环境说来,这种选择又是势所必然,是无情批判和斗争的结果。任何选择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而总是个人和社会环境两方面谈判协调的结果。社会环境提供的选择愈少,选择的可能也就愈小,思想自由也愈近于无。一旦失去不同观点并存的条件,在只有一种观点即官方意识形态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时候,大多数人也就失去了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可是朱先生是有渊博学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者,绝非人云亦云、盲从权威的庸碌之辈。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马克思不是抱着宗教式的盲目信仰,而是理性的了解和探索。这种了解和探索是个极艰难的过程。从《文集》第三卷所收的论文可以看出,出朱先生不断受批判,不断写论辩的文章,而他始终为之奋斗的中心观念,不过要肯定美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肯定人作为审美和创造主体的能动作用。除此以外,他却无法继续探讨他以前讨论过的文艺创作和欣赏的问题,无法再更深入研究具体的美学问题。他早年的著作如《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美》等,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好像只是过去迷误的印迹,不可能把中国的美学更向前推进一步。其结果毫无疑问是中国美学的损失,而且不单单是美学的损失。由这一点我们也许最能看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学术的进步是何等艰难。然而就中国的现实状况而言,朱先生对马克思重要著作的研究探讨又有极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手稿》的激进意义
        在写于五十年代后期的某些文章里,朱光潜先生开始引用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八十年代初写的文章,更把马克思《手稿》作为极重要的理论依据阐发他的美学思想。这部《手稿》是二十六岁的青年马克思在巴黎写成的,在结构和术语上都明显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马克思一直未发表这些手稿,最早的德文本刊印于一九三五年,但在战后的西方,尤其在五、六十年代,《手稿》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手稿》的强烈兴趣产生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指导思想,在第三世界国家有极广泛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仅止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也逐渐深入到探索其哲学根源,于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显得尤其重要。当时欧洲思想界流行的是存在主义哲学,而存在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对人的异化的强调,也正是马克思《手稿》中的重要内容。对马克思《手稿》,有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神学、心理学等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讨论,讨论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涉及到所谓“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的异同、异化和阶级斗争、马克思的哲学和他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强调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在马克思《手稿》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中,见出超越阶级斗争的所谓“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西方后工业化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状况与马克思的经典性描述已经大不相同。在六十年代晚期,西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Theodor Adorno)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马克思已经过时了吗?》。阿多诺对这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他在文章里承认,资本主义的内部资源和潜力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料,“由这类技术的发展看来,生产关系显然比马克思所认可的要灵活得多” 。  对于阿多诺和别的很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似乎在六十年代末已经基本上失去现实意义,而《手稿》中表现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异化概念和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则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  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C. Tucker)根据《手稿》作出断言说:“共产主义在马克思并不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而是在未来社会中经济学的终结,在那个社会里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将在悠闲的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创造本性。”换言之,使马克思主义保有活力的不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些都只是达到未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手段;“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最有持久意义和现实性的方面,”正如塔克尔所说,“乃是乌托邦式的方面,是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未来学’的部分”。  杰姆逊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往往“缺乏乌托邦思想”,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在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布洛赫(Ernst Bloch)的著作里,则显然可以见出“乌托邦思想的复兴”。  在杰姆逊自己的著作里,那种“复兴”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手稿》为对抗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也起了重要的鼓舞和支持作用。
        朱光潜先生讨论马克思的《手稿》,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当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根本不同。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在中国都是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也就成为理解《手稿》的前提。在讨论《手稿》时,朱先生首先就说明“这部手稿是既从人性论又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里,立即引人注意的是肯定《手稿》的出发点之一是人性论,因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就是官方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朱先生在讨论异化劳动时,引用原话反复说明马克思是从人性的观点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即从相对于自然之社会的人的观点出发,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他所引用的马克思原文中最能在理论上给他支持的一段,也是马克思最具理想气质的一段:
        共产主义就是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制的彻底废除,因而就是通过人而且为着人,来真正占有人的本质;所以共产主义就是人在前此发展出来的全部财富的范围之内,全面地自觉地回到他自己,即回到一种社会性的(即人性的)人的地位。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善化的(完全发展的)自然主义,就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善化的人道主义,也就等于自然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真正解决,也就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肯定,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物种之间的纠纷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在这里为共产主义下的定义,的确以人性或人的本质为基点,经过朱先生的阐发,《手稿》的这一基本出发点不仅为他历来坚持的美是主观和客观之统一的看法提供依据,而且在意议形态领域开出一条新的言路,对文革后八十年代初思想界的解放和较为宽松的气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之前,朱先生在一九七九年《西方美学史第二版序论里,已经提出极有针对性的三个重要论点,一是反对经济决定一切的机械唯物论,二是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平行分开,三是肯定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而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的最重要的实际结果,正像朱先生自已点明的,是要“把政治和学术区别开来”。  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而是官方意识形态通过行政控制直接干预学术讨论的所谓“实际政治”(realpolitik)。文革后,中国大陆在哲学和文艺以及整个文化领域展开的种种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说都和朱先生提出这些问题有关,都是为争取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而摆脱官方控制的“非政治化”的努力。离开集权政治的高压和控制的背景,就无法准确理解和评价中国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们“非政治化”的努力,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种努力造成的开放和宽松的气氛,使我们眼界更为开阔,对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相当的了解,而且往往用这些理论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这无疑是学术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够忘记中国学术和文化的现实环境,中国学者针对这种环境提出的问题,以及在这种环境中这些问题的意义。
        
        维柯《新科学》的意义
        朱先生在他一生事业的最后几年里,集中精力翻译了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名著《新科学》。朱先生很重视西方美学中经典名著的翻译和介绍,认为这是发展美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基本材料,避免抓住一两个概念便空谈理论。从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到黑格尔《美学》和克罗齐《美学原理》,他译出的这些名著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理论著作大都很艰深,表达形式和中文有很大距离,要译成中文,不仅需要外文知识,更需要理论修养,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那变相走样的译文便无意间成为对原作者和读者的一种背叛或欺骗。朱先生的译笔却总是那么清新流畅,内容又表达得那么准确,就像他自己写的文章一样。维柯的《新科学》是一部内容十分庞杂的奇书,有朱先生来翻译,是最为合适的了。
        朱先生早年对克罗齐的著作下过认真研究的功夫,自然会由克罗齐注意到维柯。在《西方美学史》里,他也提到维柯,着重介绍了维柯关于隐喻、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论述。收在《文集》第三卷里的最后一篇论文讨论维柯的《新科学》,比《西方美学史》有关维柯的一节,涉及内容更广,论述也更深入。维柯认为远古人类的神话是以想象征服自然力,神话或诗代表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并非虚幻荒诞的无稽之谈,而是“诗性智慧”的产物。这对美学和文艺研究自然有重要意义。但除此以外,朱先生特别指出维柯哲学思想的中心,即“认识真理凭创造”(verum factum)的原理。维柯在这一点上发展了彼特拉克(Petrarch)等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看法,认为自然是上帝所造,亦为上帝所知,而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人可以对历史有正确的认识。这一理论不仅在认识价值上把历史和其它人文科学放在自然科学之上,而且强调人类创造性实践的作用,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经验,而不是来自抽象的理性概念和逻辑推理。在这一点上,维柯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背道而驰,而与当代西方思想的基本倾向有很多相近之处。朱先生在讨论《新科学》时,很注意维柯和马克思的共同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强调过的,而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也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里阐述的重要观点。朱先生总结起来说,“在一些基本哲学观点上(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及认识凭创造的实践活动观点、人类历史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观点等),维柯都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里提到维柯关于历史是人创造,也是人所能认识的观点,这是马克思著作中提到维柯的唯一一处地方。不过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包括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等人,确实认为维柯“预示了马克思有关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 
        维柯《新科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的确和后来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新科学》的内容十分庞杂,有许多方面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能包括或接受的。例如维柯对历史发展的循环论看法,他对历史变迁的动因(conatus)的观念等,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大不相同,然而这些又恰好在近代西方思想中产生很大影响。正如朱先生指出的,由纯粹静观的思辩转向实践行动,“是近代世界来临的一个显著的征兆”,而维柯的动力或动因在近代西方思想中正获得广泛的影响。“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意志世界’,弗洛伊德的‘里比多’(libido)和柏格森的‘生命的跳跃力’(élan vital),都是著例”。  仔细读来,这一带而过的几句话却很值得人思考。如果在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和柏格森各不相同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见到维柯的影响,那么对维柯《新科学》的研究就不仅仅限于追溯马克思的思想来源,《新科学》的意义就不仅止于在某些方面预示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恰恰相反,在《新科学》提供的一个相当广阔的背景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近代西方思想众多的理论派别之一来作深入的研究。虽然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强调的是从维柯到马克思,但上面那句话实际上承认了完全有可能从维柯到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和柏格森。这是否违反了朱先生译介维柯《新科学》的初衷呢?对这样的问题,我没有把握作出简单的回答,也毋须作出回答。但如果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走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指导思想的“独断论”,出现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局面,我相信朱先生一定会欢欣鼓舞的。 面对现实的挑战,每一代人都要对这一类的问题重新作出选择和响应。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我们的前辈经历了无数磨难和痛苦,那种困苦的境遇是我们也熟悉的。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应当永远是我们的楷模,而他们达到的境界,如果我们也能达到的话,也将是我们去开辟新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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