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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发布: 2012-8-30 19:46 | 作者: 宋尾



        在胜利二路,再没有人比他更能讨女人喜欢的了。他是这条街上惟一姓龚的人,再没有比这种姓更好的了。女人们叫他时总要嚷道,“老龚、老龚”。这一来,谁也分不清她们喊的是“老龚”,还是“老公”。女人们显然为这种小伎俩洋洋得意。
        实际上,“老公”一个婆娘也没有。也许以前有过,但谁操这心呢?
        他不像海棠,有个制药厂的饭碗;不像苟三,拉得下脸皮,肯下力,清早提着铲子出门,黄昏揣着饱嗝回来;他也没有扒手老茧的手艺,凭两根手指就能从别人口袋里找到自己的钱;就连咪子也不如,咪子跟他一样懒,但咪子下一天象棋,柴米油盐全就有了,老龚不行。他不像这街上的任何人,没有工作,没有手艺,在他身上你甚至从来都看不到有对任何工作的欲望。他懒得真够彻底!在我妈眼里,他“懒得筋都不会抽了”。
        老实说,他的钢笔字写得还算那么回事儿。当他认真地趴在账本上签下自己大名时,我妈看不下去了。“唉,你什么都不会。这么大的个,去提个灰桶总可以吧!那不要技术。”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脏”。
        呃,他就是这么一个懒得出奇的怪人。哪怕住在这么简陋的小旅店。通铺被褥又油又味,屋里的口气、脚臭、痰渍,劣质的烟雾、墙壁上发黑的鼻屎……等等这些加起来,也不能降低他对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追求”。
        办旅社是婆婆的主意。将这个二层私房改建成一个旅社并不难。从乡下请来两位做木匠活的亲戚,制好若干高低和双人床,刷上漆。采购四五件单人绷子床,添置床单、被褥、茶缸,热水瓶和毛巾等物。最后,又请刷匠在一块宽60公分,长约一米二的木板上用油漆写了四个大字,“宏伟旅社”就大功告成了,两块钱一天。
        通常情况下,“一天”的意思是,白天,再加上夜晚。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两块钱往往不只一天,也许是若干天。在我们这种小店,赊欠是天天都有的事。甚至你只要对婆婆说几句好听的奉承话,再攀个家谱什么的,她就会眉开眼笑,说不定就要请你上席喝酒。在我家骗吃骗喝骗住的人太多了,老龚倒不是那种人。他在我家住了两年多,好些人把他误认为是这条街上的人。当然,他比街上的男人们豁得更转,尤其在妇女那里。所以,严格意义上他也不是什么手艺都没有。当然,前提是——如果讲笑话也能算作手艺的话。他肚子里装了多少则笑话,没人清楚,但我知道的是,谁要听过他的笑话,绝对很难忘记。他说笑话时从不发笑,木鸡一样,无辜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你,似乎完全不明白是自己使人发笑。越是如此,越让人发笑。同样的笑话,别人讲出来往往就没有那种效果。有时我觉得,他跟他讲的笑话是融为一体,不可切分的。
        有一次,柳眉去邀角儿了,留下胖婶、冬枝两个坐在桃花太阳里嗑瓜子,冬枝突然瞥见男人的身影在巷口闪过,扔掉手里的瓜子壳,“哎呀,回去了!”胖婶白了一眼,“急什么,不是去喊了嘛。马上就有角了。”冬枝说,“哎,不得行了,我家属出差回来了。”这时,窝在一边的老龚懒洋洋地说,“‘家属’可不能乱叫的。”
        胖婶马上提起了兴致,“还有什么讲究不成?”
        老龚说,“从前有个官叫徐九经你们知道吧?”
        冬枝嘴边还沾着一片瓜子壳,吃吃笑,“九斤,还八斤半哟。”
        “有一天徐九经坐堂,”老龚不紧不慢地往下讲,“不晓得哪个衙役冷不丁放了一响屁,他大怒,惊堂木一拍:大胆!这么严肃的场合,竟放响屁!给我拿来!师爷想打个圆场:老爷,屁是一阵风,吹散没影踪,如何拿得?徐九经更恼火了:狗日的,你跟放屁的难道娘舅关系,想徇情?不行,老爷我定要拿到!师爷没法,出了府衙,捏着鼻子到厕所取了一坨干屎回来:禀老爷,正犯是逃了,不过,我拿得家属在此。”
        冬枝的脸由红泛紫。
        此后,这条街上再没怎么听到妇女们提到“家属”这个文绉绉的词儿了。
        街坊其实更喜欢听他说荤段子。
        这条街上试图不劳而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可把瞎子九爹气坏了,听他说书的人越来越少,巷口陈记小卖部门口,每天黑压压撅着十几个屁股,净在那傻吹。如果老龚被他们发现,就很难脱身。
        苟三缠着他,“讲一个呗。”
        “上面有毛,下面有毛,晚上睡觉毛挨毛。”老龚说,“你们猜。”
        “这也太简单啦!”苟三的缺牙巴都笑得松活了,“猜个毛!”
        “屁!不可能这样简单。”海棠显然要高明些。
        但他也找不到答案。“老龚,到底是什么嘛?”
        “一个题两角钱——不然我出题干嘛?”
        “那我给你两脚!”海棠笑。
        “想想,啊!”老龚边笑边拉着我走了,留下他们在那争执不休。
        我偷偷问,“是什么?”
        “眼睛啊。笨蛋。”老龚说。
        第二天,我走到哪都听得到有人故作神秘地问:“上面是毛,下面是毛,晚上睡觉毛挨毛——是什么?”
        尽管人人都知道了正确答案,但并不影响大家故作严肃的思考状,大家都喜欢这种游戏,也许,这是谜语受人欢迎的奥秘所在。
        在我们这条街上,人人说话都要带几个“麻逼”,这是一种亲热的方式,也很公平。但一旦真吵起架来,那意思就全变了。
        这天,烧腊馆的毛师傅和胖婶又为麻将的事吵起来。这两口子,从来就商量不好那件最关键的事:今天到底该谁上场?反正他们从来就扯不清白,扯不清就扯不清,还喜欢赌气,互不相让,于是,两口子同时上桌,争着抢着打怄气牌,变着法子不要让对方讨好,手气越打越烂,输得就更多。谁都愿意跟他俩打牌,更乐见他们轮番争抢放铳,这回吵架也是如此,两口子合起来输光了一条裤子,回去就闹,毛师傅被胖婶的刀子嘴搅得心头痛,大吼一声,“你妈个麻逼”!她马上回敬道,“你妈才是麻逼,你祖宗八代都是麻逼,你全家都麻逼”。
        “嘿!奇怪吔,未必你不是毛家的?”老龚挤在人堆里,冷不丁一句,胖婶一愣,大伙喧笑起来。
        老龚问边上的人:“你们哪个晓得什么是‘麻逼’?”
        “长了麻子的。”苟三自作聪明地说。
        “不是,不是。”他摇头。“说有个书生赴京赶考,跟一个妓女玩出了感情,但家里有事必须回去,就去跟妓女告别。他说,我们相爱一场,现在我一走,以后也难得见面了。我想要你身上一样东西,作为纪念。这样,我以后每天拿它出来看看,就像瞧见你一样。妓女听见当然很开心,掏出自己的香囊给他,他摆手;又给他贴身的小汗巾,他又摆手。妓女急了,说心肝儿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嘛?只要我有,我都答应给你。于是书生就说,真的?女的说,真的!书生说,不假?不假!那好,亲亲,我想要你下面的一块肉,不多,就一小块。妓女就答应了。这事很快被老鸨儿晓得了,一阵臭骂,蠢猪!一根臭鸡巴向你讨一块,你就割一块,要是来千百根鸡巴,你岂不要割千百块——那不就成了一张麻逼了啊!”
        凑闹热的街坊乐翻了,连毛师傅都咧嘴了。所以,有他在,你连架都很难吵下去。
        难免有人跟我一样好奇,问,“老龚,你那些故事是哪来的?”
        老龚说,“书上啊。”
        “哦,”问的人就再没兴趣了,没人问他在哪本书上看见的,也不去问他在哪里看到的书。大伙宁可听他讲过七遍的段子,也不愿自己去找书里的东西读。
        不过老龚对我的解释可不一样。
        “老龚,你那些故事哪来的呀?”
        “东抄抄,西抄抄呗!”
        “这样就行了?” 
        “当然不行啊!”他提示我,“不背下来,抄一千条也白搭。”
        “为什么呀?”
        “再好的脑子都不如一个烂笔头。”他指指自己的太阳穴。
        我又问,“你抄这个有什么用呀?”
        他很严肃地说,“为了让女的笑啊。”
        这可不是玩笑话,老龚天生就是要来为女的服务的。海棠说,老龚是胜利二路的“妇女用品”,他当着我们建议老龚,“你不应该住在胜利二路,你应该住在裤裆山上。”
        老龚并不反感,他说自己“就是个喜欢挑故事卖的小贩子”。他为之服务的主要目标群体当然也是妇女。
        这条街上的女人在这个称呼上只改动了一个字,意思就全变了——“故事犯”。她们为这种乐趣狂笑不止,“别人是拿手犯法,你是拿嘴来犯法。”
        事实上,老龚真没干什么坏事。相反,他总在无偿地制造欢乐,随时随地配合别人娱乐。当然,他这一套也不是对每个女人都适用。在我们隔壁的陈二芬那里,这手就完全吃不开。四个妇女在暖阳下抹麻将,老龚坐在边上讲笑话助兴,其他人都在乐,就陈二芬阴着一张脸,好像谁欠钱一直不开她一样。也许老龚讲的哪个笑话惹到了她。她是个新媳妇儿,全身上下滚圆圆的。脸盘儿圆,眼睛圆,腿肚儿也圆,连腰肢都是圆的。胖人都爱笑,也爱较真,嗓门亮。这条街上没人比陈二芬更爱唱歌,她能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唱歌,声音能飘到对面的鸿渐大道上去。她男人在橡胶厂顶班,一个不死不活的塌火单位。
        胖女人一般都多心。偏偏老龚一会儿说她是胜利二路的百灵,一会儿又说她是“陈圆圆”。那吴三桂的姘头能算好人吗?猜不出是恭维,还是挖苦。我想是因为这。
        老龚偶尔会失踪,有时失踪几个小时,有时失踪几天,有时也失踪几个月。也正常,这是旅社,不是他家。谁也不晓得他干嘛去,也没人关心这个。
        我羡慕他的是,吹牛,睡觉,吃饭,发呆,好像这就是他每天全部的工作。
        重要的是,我们是朋友。
        有件事我没告诉任何人,但满街都知道。粮校刘副校长的那个蠢儿子,每回撞见我总要假内行地问,“有货不?”要不就是,“帮我搞一辆永久,没得永久,凤凰也行。”又有一次他说的是,“帮我搞一辆凤凰,没得凤凰,飞鸽也不错——尼克松都骑这个。”你永远听不懂他到底是要永久,凤凰,还是飞鸽。教书先生的儿子说话都这样绕。我含混地答应了,我不会告诉他,“我已经没偷了。”当然,就是偷了,我也不会卖给熟人。
        我上次就是被熟人卖的。我跟生产街的周扒皮伙起偷了四辆,他撬锁,我望风,骑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卖了,我分到了40块钱。我天天在食堂请同学过早。我们学校偷自行车的多了,没一个能像我这样大方。有一天,一个吃了白食的家伙被弄进去,顺便就把我供了。
        那是初二下学期第一堂政治课,派出所来了,将我提走。背后我听到政治老师在说,“同学们,什么是传唤,这就是!”审完把我送进号子时,迎头就遇见了老龚——他正要从里面出来。他当即就求干部,“拜托拜托,这是我弟伢,麻烦您家关照,改天请您家喝酒。”当然,这种委托看到是没丝毫作用的,但这确实让我对他第一次有了好感。
        之前我对旅社的人没任何好印象。长期住客,其实多是没家,或回不了家但总做发财梦的一帮家伙,五角钱一倒的麻将都打不起,却大喇喇地对着公用电话吼,“只有三吨?嗨!听清白,我是要两个火车皮!三吨?做胡椒都不辣!”
        总之,这些家伙不是干皮包公司的笨蛋骗子,就是逃难的灾星,不是从乡下来医病的,就是躲债的穷鬼。要不,我们的账本上怎么写满了赊欠呢。老龚这点要比其他人要强,虽然懒得抽筋,但也没缺过饭吃,甚至常常还有酒喝,欠我家的账,隔几天总能还上。
        老龚是毛师傅家的常客。就是路口那一间苍蝇馆子,本来没名字,但街上的人无私地馈赠了他一块看不见的招牌:“烧腊馆”。这说明,最在乎馆子有没有名字的,往往是那些请客吃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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