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
1986年严打，贺明全成了轰动整个制药厂的流氓犯。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纸牌子，上面用黑色毛笔书写着他的姓名，姓名上面是一把血红的大叉。他同十来个刑事犯罪分子，站在一辆敞篷大卡车里，五花大绑，身后是手握自动步枪的警察。那些警察不时用枪口抵一下他们的后颈，让他们更深地低下头去。
装载犯人的卡车有十来辆，组成了一支绵长的车队。车队并没有开进厂区，只是从厂门外那条弯曲的街道上呼啸而过。好多厂里的人都跑去看，车子的速度很快，当贺明全那瘦小得像一片被遗弃的树叶的身影出现，人群响起了深重的叹息。他的脸已经成了泥土一般的灰色，几乎所有的人都没能看清他的五官。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他那泛着青光的头顶。那头顶像一把刀子，掠过熟识贺明全的那些邻居和同事的心头。
“贺妈要是晓得了，怎么活下去哟！”
“九妹儿呢，千万莫让她跑到这里来哟。唉，娃儿还这么小，真是作孽！”
“应该派人看住她们母女两个……”
那森严的车队，却全然不理会秋天的空气中这些飞舞的闲言碎语，一往无前，将那条失修的柏油路上经年的尘埃，裹挟起来，又撒落在那时候变得有些痴傻了的人们的头顶。
贺明全的罪行，竟然是偷窃同厂女工的花内裤。女工叫童秋萍，住在厂区西头那幢灰砖楼房的底楼。她的内裤就挂在那形式主义的后阳台上。
秋天的后半夜，贺明全从楼房背后那条羊肠小道上拐下来，东张西望后，轻捷地跃上阳台那砖石的围栏。阳台上面漆黑一片，还是隐约可见童秋萍内裤上那朵朵盛开的牡丹。贺明全朝那片隐秘的花园伸出手去，只有一米六几的身高，让他不得不在围栏上踮起脚尖，并且还要全力伸长手臂。当他的手指尖触摸到那因为秋夜露水降临，变得有些湿漉漉的花朵时，脚底下却溜冰似地一滑。
可怕的轰鸣声中，他跌落到童秋萍家后阳台上那堆布满灰尘的杂物中间。那个家中的男主人史红兵，似乎早有准备，披着厚厚的劳保服，有几分从容地推开后门，将手电的光柱准确地刺向那个仍在暗影中颤栗不已的窃贼。那个时候，贺明全甚至还没来得及将蒙在自己脸上的大花内裤扯开。
公安后来前往贺明全家中，搜出更多的证据。那些赃物就藏在贺家床脚下的一只纸箱里（那是制药厂通常用来运输链霉素、青霉素针剂的包装箱），包括两只奶罩（其中一只还打了一块补丁，残留着暗黄色的奶水印迹），一条可以御寒的统绒裤，一件白底碎花的衬衣，一双后跟有破洞的女袜，诸如此类的与童秋萍女性的身体亲密接触的衣物。
这都好理解，公安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些赃物同那条未遂的大花内裤归类，推论出贺明全作案的流氓动机。
但是纸箱里的另外一些东西，却让他们的推理陷入迷茫。一只军用挎包，洗得发白，上面印着血红的毛主席语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个铝皮的饭盒，沉积了一层污垢，将饭盒打开来，是红头绳、橡皮擦，还有彩色糖果包装纸之类的杂物。一札信件，公安们很快发现，那些信件的末尾，都有一个统一的落款，就是“秋萍”或者“萍”。甚至还有一本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
他们最后才发现那只口琴，是上海产的国光牌。现场那个姓丰的公安，从纸箱的最底部扒拉出这只口琴来以后，很专业地将那半透明的琴格冲着从窗外透进来的日光端详，谁也没料到贺明全那时会吼叫着扑上来。他那非人的吼叫，让现场的人寒毛倒立，小丰更是手一松，让那只口琴跌落到地板上，发出一声暗哑的鸣响。
那时的贺明全，就像一个垂死的人，忽然发现了可以救命的食物，他两眼发直，闪动着灼热的光芒，盯住地上那横卧的乐器，还没等身边发呆的人们反应过来，就死死捉住它，将它和自己的嘴唇咬合在了一起。
那口琴原先雪亮的身体，已经浮现出明显的锈斑，但在贺明全用力的鼓吹下，仍然发出了呜咽。那呜咽仿佛来自古代，让屋里的好几个人都不禁哆嗦了一下。
之前，童秋萍一直没多大动静，就那么悄没声儿地站在距离贺明全三四米远的地方，甚至有些畏缩。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女人暗地里正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公安们有些搞不懂，一个这么皱巴巴的身体，怎么会让贺明全连她的衣物都不放过。
但是，她的脸孔却极力保持着尊严，像一块发光的青石。公安从那纸箱里每清出一件证据，都会递到她面前让她确认，那块岩石每一次都会以最小的幅度点一下头，很配合的样子，直到那只口琴出现，岩石竟突然抖动起来。在场的人完全没有料到，之前冰冷如铁的她，会在那一刹那崩溃，她猛地捂住脸，转身奔逃出了门。很快，屋子里的所有人就听见了她拉长嗓音的哭声。那哭声发自肺腑，立刻就盖住了贺明全口中那可怜的琴音。
屋子里的叹息这时候如同涨潮。他们是邻居，还有半路上遇见白衣公安，就止不住跟来的好事者。贺明全的婆婆，还有妻子九妹儿，女儿贺玲玲都没有在场。这是贺明全在抄家前提出的唯一要求。提要求的时候，他对眼前的每一位公安都献媚地笑着，一副讨打的贱相。
—爱情—
他们都是工厂区的孩子。他的父母远在上海，在那里的一家军医院当医生，就将他寄养在药厂的婆婆家里。他的婆婆，30岁起就守寡，男人从前是衙门里的大厨，却在一个暴热的夏天突然染上严重的痢疾一命呜呼。所以他几乎成了一个孤儿，没有人会在黄昏来临时，在家门前扯起嗓子让他回家吃饭，他愿意在外面野多久就野多久，再晚进门，婆婆都会从门边那张长椅上爬起来为他热饭热菜。他的婆婆那时已是接近退休的年龄，走起路来却风一样迅疾。她爱吸烟，夏日里穿起宽裤脚的黑绸裤，那裤脚就会跟着她的步伐，飞快地摆来摆去，但是她看着他的眼光却温柔无比，总是会用她那干巴的骨头手，在他的头顶捋那么一下。
他于是将他傍晚的漫游任性地延长，并且就在那晦暗的时分遇见了童秋萍。
童秋萍的父亲是那个年代厂子里罕有的大学生，瘦瘦的，戴着深咖啡色的玳瑁眼镜。几乎是一个俗套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也俗套地沉默着，浅黑的脸上始终布满苦闷的阴影。童秋萍的妈妈却苍白而浮肿，脾气也大，总是一副厌世的神情。厂子里的人都在传说，说她生下童秋萍的产后就得了疯病。
那是一个散发着幽光的午后，她抱起当时还在吃奶的童秋萍，来到她家三楼高的窗前，将那个花布包裹的襁褓举到窗子外面，似乎在测试室外空气的温度，她的脸上浮现出莫测的笑容。当时经过那幢灰色大楼的行人被吓坏了，有的跑去叫人，有的则守在那窗子底下不敢离开，而童妈妈却对楼前的这一片骚乱浑然不觉，继续着一个人的舞蹈，直到最后以一声尖笑结束，谢幕，关窗，消失不见了。
从那以后，童秋萍的爸爸就替她向厂子里申请了没有期限的病假。在贺明全的记忆里，那个女人，似乎从没有离开过阴暗房间里的那张大床。她坐在床上，就像他后来在《安徒生童话》里读到的那些坏脾气的女王，皱着浅灰色的眉毛，对童秋萍和她的父亲，不断发出指令，又不断地推翻它们。
厂里的人都认为，童爸爸的苦闷就来自这个疯癫的妻子。但又没有人确切地听到过他任何一句的抱怨，他们只是注意到他有一个神秘的习惯，总会一个人推着自行车，沿着厂门外那道长长的斜坡往外走去，然后就看见他骑在自行车上的那条细细身影，消失在弯曲马路的尽头。没人知道他骑着车子要到哪里去，他选择出门的时间也让人捉摸不定，有时是下班后的黄昏，有时候则是星期天清朗的早晨。
就在童爸爸又一次出走的某一个傍晚，贺明全和童秋萍相遇了。他们实际上住在同一幢楼里，就是那幢老式的灰砖楼房，有一条走廊直通到底，走廊两边，分布着一户人家，又一户人家。军营一样划一。而她是两个人中间更大胆的那一个，在前后左右升腾而起的油烟以及煎炸的爆响中，她截住了他。她的眼睛很大，镜子一样直照着对面那个孤独游荡的少年，说：“给你看样东西！”
从前，在上学或者回家的路上，或者在这幢灰楼里进进出出，他们少不了照面，也知道对方，但那天却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没想到竟是如此直截的方式。他乖乖地跟随童秋萍，进入到她家那洞穴一样的房间。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中药味，那个女人果然端坐在床头，探过头来，用敌意的眼光打量贺明全。童秋萍没有理会她，紧攥着贺明全的前襟，快速穿过那阴影深重的通道，钻进了旁边的那个储物间。
储物间竟无比明亮。一天中最后的光线，似乎全集中到了这里。童秋萍这时才拿出那件宝贝，是本《安徒生童话选》（那也许是当时整个药厂唯一的一本），童秋萍说，这宝贝就是从这储物间里翻出来，她兴奋地向贺明全展示着书页间那些精致的线描插图，美人鱼、拇指姑娘迷人的样子，还有丹麦的一片河岸，或者胖嘟嘟的白云底下，一棵像伞那样撑开来的栎树。
可贺明全的心却止不住狂跳起来，他很快走了神，发现童秋萍人中一带细密的汗珠。她右边的小鬏鬏散开了，头发于是在她右边一侧的小脸旁披挂了下来。她的眼角残留着眼屎，睡意还未褪去，但是眼神却真是热烈，总是冲过来抓你。她的呼吸细小而急促，贺明全当时并不知道，那其实是她疾病的征兆，只是从那呼吸里分辨出了某种动人的清凉味道。
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前往那个储物间。这两个没人要的孩子（他们在同学中间，也同样总是被嘲笑被排斥的对象），在那个狭小的储物间里，找到了安身之处。
夏天来到了，而他们窝在那堆得高高的几乎要倒塌下来的箱子、书籍、旧鞋，还有瘸了一条腿的椅子之类的杂物中间，身体挨着身体。他们的汗味交织在一起，中间混杂着储物间里飞舞的尘埃的味道，还有暗黄书页散发出来的木头味，所有这些，都让他们情不自禁地沉迷。
这成了贺明全对女性身体的最初记忆。就在那个夏天里某个燠热难耐的夜晚，他的睡眠头一次变得焦躁不安。当他从那浅浅的梦魇中惊醒，下身已濡湿一片。他极力去回想那个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梦境，只记起了在梦中，童秋萍脖子上那个浅浅的小窝，还有眩目的日光，如何在那个起伏的颈窝边追逐变幻。颈窝之上，不远的地方，是童秋萍卷曲发黄的尾发，那么的柔软无助。
他和她长时间的分离，出现在中学时代。他的身高停留在了1.65米，又黑，就像一粒还没有来得及开花结果就干瘪了的种子。而童秋萍却变得有些盛大的样子，眼睛依然是大，眼里依然是逼人的目光。但过去那张猴儿似的尖脸，却被一张丰满如月的圆脸所替代（那个时候，他当然忽略了那圆脸上病态的潮红）。这让贺明全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有时候在厂区大道上遇见，远远看见她穿着草绿的军装，坐在某个男生威武的二八自行车的后座上，他总是冲动地想要躲到路边某一棵洋槐树的背后。
直到后来武斗结束，身边同学陆续毕业，戴起大红花，人挤人地被那敞篷的军用卡车抛撒到几百公里之外大巴山的广阔农村，他也没敢动过和童秋萍叙旧的念头。
但是童秋萍却自己找上了门来。那是下乡后的第二年，深秋的傍晚，他们早早下了工，在知青点前的院坝里无所事事。那天恰好轮到他生火煮饭，他刚从墙角抱起一捆柴禾走进灶间，那个叫猴三的活宝就叫住了他。“有人找，”猴三边说边偷偷冲他挤眼，“你老婆呵？怎么从没听你提起过，保密工作做得好哦！”
贺明全不理他，一步跨出灶间，就看见院前那棵低垂的核桃树下，站立的那个女生，竟是童秋萍。童秋萍穿着那个年代通行的布裤，格子外套里是耀眼的碎花白衬衣。脚上一双军用胶鞋，上面沾满了漫长路途中的污泥。她明显瘦了，也黑了，很远就冲着贺明全笑着，贺明全急忙迎上去，走近了就看见那镜子似的眼睛里布满了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