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离去已近一年，每当想起他时，我便不由得在脑海中缭绕起白居易的诗句：塞鸿遇暖犹回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独有衰颜留不得，醉来无计但悲歌…… 是的，每当想起他，我心中都不免涌起一股股复杂的暖潮。病痛使他的生活变得异乎寻常地艰难和复杂，但他却凭着顽强的精神力量，痛苦着拼搏着创造着，最终令他的生命触角延伸到悠远深邃的地方，那是我们]常人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无法与他比翼齐飞的。他生命质量的延伸与拓展，都响亮得让人仰视。我还要说，之所以思绪复杂，还源于我对于我们时代的理解：在当今这个浮躁、虚夸、造假盛行的时代，史铁生在有意无意之间，用他生命的音符奏响了一曲高贵、经典的人生交响乐章。 那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革”的大火已经熄灭，但体制的余烬仍在泥潭般的铁幕后面隐没、闪耀，然而生命的躁动与精神的亢奋却一刻也没停止。犹如火山旁被灼热的岩浆烧烫的湖水，社会上激荡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每个角落里都有各种层次的人在各种沙龙里聚会，探讨着、践行着各自的人生。尽管工资低得将将能够果腹，吃饭还要粮票，穿衣还要布票，结婚还要凭票证购买“三大件”，但在北京的街头，戴着太阳镜穿着牛仔裤拎着日本三洋录音机动辄就跳迪斯科的男女已随处可见。邓丽君纯净而多情的歌声在荡漾。一些鼓吹性解放的男女则大胆地举办令人意乱情迷的家庭舞会……而我则蹬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参加各种层次的文学沙龙。
是一个盛夏的午后3点多钟，我蹬着车找到了雍和宫大街26号史铁生的家。他们家很好认——家门口有个全院共用的水龙头。我问正在接水的一个老大妈史铁生住在哪里，她一边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一边朝距水管二米来远的一扇涂着枣红色油漆的斑驳门板说:“那儿——”我去敲门。一个个头不高、脸上充满忧郁神色的老人给我开了门。后来知道，那就是史铁生的父亲。他把我带进略显昏暗的里屋，在缭绕的烟雾中，我看见陈放、王建（作家晓健）、刘树生、刘树华、李克灵等耍笔杆的哥们儿弟兄都在！史铁生微笑地坐在轮椅里，将右手夹着的香烟换到左手，然后跟我握了握。
那是我跟史铁生的第一次见面。此前，我们都给《今天》杂志写过稿子。虽未谋面，但可以说神交已久。每当清华附中的校友们聚会，都会有同学说：“咱们]清华附中原本是学理工科的，如今一‘文革’，数学专家、物理学者没出几个，倒出了不少作家！”是的，在陕西插队的出了史铁生、陶正，在我插队的山西太谷县只有八十多位村民的小山村大坪，竟有郑义和我都耍起笔杆儿，张承志在内蒙古插队，比我高一届的作家张明是从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里横空出世的，还有个谭甫仁是东北插队的……徐晓也曾跟我说，有个跟你同名不同姓的在陕西插队的，也是清华附中毕业的史铁生，小说写得特别棒，有机会你们见见。
那天，具体讨论的是什么已经忘记。只记得从此后我们见面就多了起来。他那时在一家街道工厂里画鸭蛋，我在二商局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里当门房打扫卫生烧锅炉。再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赤脚医生”孙立哲，跟史铁生一起在陕西插队，返京后曾在北京第六医院里当大夫，这家医院恰好是我所在工厂的合同医院，有时，为了突击一篇稿子，我必须泡病假，便找他去开病假条。
逐渐的，我对史铁生了解多了起来。我知道他曾经因为腿疾痛不欲生，曾几次寻求自我了断，但他命大，均被周围的朋友和同学、家人给拉了回来。他曾说:“人家对我这样好，我怎能以死相报？或许他们觉得我还有用，那我就活下去吧，兴许我真能干出点什么来。”
他开始写小说、散文。那时他的病痛还不像后来那样折磨他。他沉浸在对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世界美好回忆当中。毕竟，在不到二十岁时便不能自由行走是痛苦而残酷的。外部世界有如五彩烟花一般纷繁斑斓，但他只有旁观的份儿。世人的欢乐和自己对以往健全日子的回味重叠地击打着他的大脑。尤其是个人和家人所经历的痛苦与欢乐，成为他挽歌般深沉的追忆。普希金有句诗云:“那过去的就成为深深的怀念。”后来，我在读他的文字时看到如下表述:“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人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果然，凭着对自己“精神的描述和引导”，史铁生开创了一片属于他也属于文学的新天地。不久，他写出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并一举荣获当年的全国小说奖。自此，他的《秋天的怀念》、《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优秀作品一发不可收拾地接连出笼。
登门拜访的各界人士多了起来。一次，我们又去他家聚会。一进院门，就看见水管子后面的红门上贴着写满字的纸条，原话忘了，意思大致如下：我很愿交结天南海北的朋友，怎奈病体不容，只好多有得罪。若非事先约好者，请勿敲门。看了，我倒心里坦然，因为我事先打了电话。往他家打电话，总是他父亲接。而一提我的名字，他父亲马上就交给他。他父亲总是寡言少语，总是一副心事浩茫的模样。我知道他心事繁重的原因，一是妻子过早地病逝（史铁生母亲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留下一儿一女，儿子又高位截瘫，尽管小说写得出色，但对于老人来说，这也很难消除他人生的悲凉之感。兴许，他更看重“健康即财富”。从老人身上，我悟到这样一个道理: 孩子及亲人的病痛，是插在父母心上尖刀，那痛楚是深入骨髓且终身不愈的。我们一去，他便悄没声地回到他居住的外屋，不是收拾房间就是在简陋的厨房里忙碌。
我还在他房间里看到这样的字条: 史铁生不接受记者采访；史铁生听人叫他老师就打瞌睡；史铁生健康状态不佳，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气短就是伤气，伤就经脉失调，失调就离死近矣。而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以看到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故请君适当把握驻留及谈话时间。多有冒犯，万望见谅。看罢我就笑。他也笑，说，没办法，只好这样。但你例外，你例外……他的书柜上也贴着条：本人嗜书如命，概不外借，烦请免开尊口。这个条我很熟悉。因为我也曾在书柜玻璃前贴有这样的字条。
那时，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其中要提的是周郿英。我是在东四某胡同76号刘青、刘念春兄弟家认识他的，当然也在赵南家见过他。在那里，我们曾一起喝过酒，也一同去南城的一家工厂里装订《今天》。他和刘氏兄弟那种埋头拼命干活儿的样子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后来成为徐晓的丈夫。我曾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去过他们那间极其狭小的居所，厚厚的旧门帘挡不住凛冽的寒风。他们的小蜂窝煤炉正在门外续煤。似乎是为了让房间暖一些，徐晓连忙去外面端煤炉，郿英则要留我吃涮羊肉。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给他们添累赘了，聊了聊便匆忙告辞。后来是史铁生告诉我，他可在那里吃过几次:“你不知道，在那里吃饭是真正意义上的‘促膝长谈’，特有情调，而且郿英特别喜欢。”于是我很后悔失去那次机会。每聊起郿英时，史铁生总是感慨他走得太早了。他对郿英的评价都集中在郿英墓前的石碑上：“郿英……是以爱为愿、行为果的人。……因而名和利在那儿没有地位。……你的喜悦与忧伤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 还记得在郿英去世出殡的日子，我们一大早就赶到中日友好医院，在紧靠着土城河沿旁，前来为他送行的人足足有数百人之多。史铁生摇着轮椅也赶来了。我们在一起缅怀郿英，心情沉重。那是1994年，郿英走完了他四十八岁的生命历程。不知从何时起，周围多了很多穿便衣的人。他们显然不是前来悼念的。因为他们只是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每见有朋友们聚在一团议论什么，他们便凑近来驱散。这一景象使我们都愤怒异常。我从没见过史铁生发怒的场景。他总是宽容地微笑，即使他在辩论时动了气，充其量也就是瞪着眼睛盯着你不语而已。但那天,他阴沉着脸，朝那些每见人群聚集便前往驱散的人吼着，还伸出手臂指着一个家伙:“该干的事不干，干这种狗差事，算什嘛东西！那家伙显然听到了，与两个同伙朝史铁生张狂地走来，我和身旁的几个友人立马将铁生的轮椅半围了起来，也许那些着便衣的人看我们人多，也许是看铁生是残疾人，便打住脚步，站在那里只是与我们怒目对视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