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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纵队”的传说及其他

发布: 2018-3-05 11:35 | 作者: 张郎郎



        
        1958年,我为了住校,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正好赶上大跃进,当然钢也炼了,试验田也挖了。这时候“文化大跃进”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写百首诗,画五十张画”的是陈乃云,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给我诗集看。她很热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她对我的鼓励,对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诗人”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太阳纵队”。因为她是又看画、又弹琴的好学生,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听音乐。她父母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我们不会吓着她,没提过组织的事儿。后来,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那时候,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也许是青春所致,也许是文学所致。
        在育才中学,我写了不少诗。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
        一次在全校的“赛诗会”上,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结果,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我正少年气盛,锋芒毕露,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一见到我,就尾随而来,一块儿喊:这是谁?/我们!/青春的象征……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他卷入了“X诗社”和“太阳纵队”。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对这些浑然不觉,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这就是马波——老鬼。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是青年主义:根本没提党和主席,也没提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好些诗也没提那些,这又不是写社论。
        我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实,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认为自己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和同道者张久兴、甘露林,惊世骇俗地剃成光头,学老马的样子,穿件俄式军棉衣,腰里勒一根电线。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狂背老马的诗,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当然,他们也是有道理的,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好在我们光写诗、背诗,没打架寻衅,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但一般不出来乱念了。甘露林当时还是比我老实一些,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我直言不讳,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有什么意思?应该出讽刺性的,提出问题的,儆醒众生的。他大为赞同。于是,我们就打算合作出一期“黄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现在平心而论,那时“反右”刚刚过去一年,他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他说:“你们如果再大一岁,在高中,早就够当右派了。你的诗是针对谁?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还画两只小狗打架?太恶毒了。还签上‘狼狼’两个字,你想吃谁?”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说:“回去问问你们爸爸,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我们全蔫了,那时才十四岁。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别添乱了。
        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二
        1959年,我上一〇一中学。和军校一样,穿铜扣制服,戴大沿帽,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船长与大尉》、《军校学生的幸福》。那时,我努力学规矩,没敢提自己的“犯规诗”,间或写应和之作。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全滚他妈地去!
        
        借别人的诗呐喊,是趁机发泄,也算是一种勇敢。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我算是副团长。为纪念鲁迅,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难忘的合作。在排练和演出中,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那时他主演《过客》。本来,由于我的不逊,我最讨厌他老爹郭沫若,可他本人不错,爽朗、大方、聪明,而且也喜欢诗,一点儿也不像他爹。当时,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他,他也写诗。我觉得找到了同道。
        两三年后,我在北海冰场上,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他告诉我,“X诗社”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参与者全体被捕了。当时小白惊魂未定。我请他到我家来,当时他紧张到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那时,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
        其实,他没有错,不到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自杀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确是死了,只因为爱诗,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后来,也有确切的消息:他是被打死的。当时,他是被捆在椅子上,是背着椅子跳楼的。总之,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三
        1960年,张久兴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学法语、弹吉他、唱歌、读诗、写诗、画画。
        他固执而热情,浓眉大眼,嘴唇绷成一条线。五短身材,练一身钢铁肌肉。他从不服输,任何事情,他都想做成“最好”的。人们叫他“小拿破仑”。他的诗如其人,很有冲击力。
        在他的动员下,我从一〇一中学转到外院附中。如果不转学,可能就不会有“太阳纵队”。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尤其是在“困难时期”,人肚子一饿,精神就宽松了,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
        一开始,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当时的直接原因,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每天到放学时分,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让我望尘莫及。可见激情出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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