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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施害者更需反思和悔恨

发布: 2016-5-15 08:00 | 作者: 文贯中



        如果施害者没有任何的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当年的受害者忘记各种屈辱和伤害,和施害者笑脸相迎,握手言欢呢?

        按:本文系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先生4月23号在徐汇中学66届高三同学毕业50周年聚会上的讲话,经作者授权,刊发共识网。
        
        尊敬的曾宪一校长(或校长代表):
        尊敬的各位老师:
        久别的各位老同学:
        谢谢徐汇中学的领导对这次聚会的鼎力相助,谢谢参加这次聚会的筹备工作的同学,他们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们得以在这里济济一堂,再次相聚。有机会做简短发言,内心十分感慨。毕业之后,很多同学在各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如果请他们做发言,会比我的发言精彩得多。我想谢谢他们,将发言的机会给了我。吴祥华告诉我,聚会后将出版纪念文集,收录各位同学的回忆。我对此充满期待,希望早日分享到各位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今天,我们这群两鬓如霜,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重新回到具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一度满目苍夷,斯文扫地的校园,目睹母校变得如此美丽,整洁,肃穆,一片欣欣向荣,衷心为母校高兴,更为今天的学生获得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而万分羡慕。这一切来自不易。遥想50年前的今天,校园里也曾充满我们无忧无虑的歌声,四处奔跑的矫健身影,欢快明朗的笑声。我们曾经勤奋学习,努力理解人生的真谛;我们曾经热血方刚,希望不辜负人民和社会的重托;我们也悄悄编织个人的理想,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我们追求美好,向往纯洁,期盼光明。
        我们没人料到,腥风血雨正在逼近,一场浩劫正在酝酿之中,我们美好的理想即将化为一缕青烟,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将伴随困惑,磨难,乃至血泪度过。以最崇高的名义发动的文革,使祖国陷于空前的苦难。整整十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几乎无人幸免。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内乱,文革初期提出的虚无缥缈的崇高目标,没有一项得到实现。不但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人们内心最卑鄙,最肮脏的情感被召唤出来,使夫妻反目成仇,使子女背叛父母,使同事相互告密,使师道尊严遭到践踏,使同学间的友情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甚至使无数生命遭到毁灭。
        我注意到经过筹委会的不懈努力,原来66届高三全体同学中,有一半左右前来出席今天的聚会。但是,除了一些人已经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一些人远在海外,毕竟有不少同学虽然健在,而且生活在上海,却选择了缺席。例如,当年扮演江姐和孙明霞,以多才多艺而扬名全校的两位美女,以及扮演甫志高的俊男,就没有来出席这次活动。对他们来说,徐汇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对此,我十分理解。
        我有机会读到王清华老师就本次聚会所写的一封信,主张这次聚会不能回避对文革的反思。我觉得这个意见十分正确。我们中不少人对当年同学间的纯洁友情十分留恋,希望能将这种友情重新召唤回来。但是,曾经存在过的友情已被文革的魔爪破坏得支离破粹,面目全非,甚至化为齑粉。俗话说,破镜难圆。要使五十年前的同学友情,在经过文革的摧残之后,在古稀之年得到恢复,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尽管我们说,文革使一切人都成了受害者,但文革中,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有自己的选择的。一些人变成施害者,成为这场浩劫的帮凶,一些人成了受害者,成为这场浩劫所吞噬的对象,但更多的人却选择成为旁观者。由于当年的施害者处于一种予取予夺,居高临下,主宰别人命运的地位,其实他们有更大的选择权。我认为,施害者之所以成为施害者,固然可以怪罪于当年大肆宣扬的“忠实工具论”,但不能否认,他们其实是可以选择当旁观者的角色的。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放弃做人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格的底线。施害者和受害者在文革中的经历绝对是不等价的。如果施害者没有任何的反思,悔恨,如何能希望当年的受害者忘记各种屈辱和伤害,和施害者笑脸相迎,握手言欢呢?所以,如何才能找回当年的同学友情,值得大家反思。
        我想借今天的机会,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人。由于我的处境,他们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帮助我的选择。这样的人很多,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选其中几个,公开表达我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的是当年负责牛棚的张师傅。惭愧的是我都不知道他的全名。2000年校庆时,我曾到处找他,但被告知已经退休回老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山东汉子,他本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在我生命面临最大威胁的时候,袖手旁观,甚至可以选择成为施害者,扮演一个对反动学生毫不留情的‘英雄’角色。可是,他选择的是挺身而出,尽力挽救我的生命。1968年初秋的一天,我被西校舍二楼用力扔下的铁脚椅子砸得昏死过去。是他用自己的手绢清理了我满脸的鲜血,在我清醒过来后,他又一步步扶我到工宣队办公室,坚持要他们负责我的生命安全。由于他的据理力争,我被及时转移到一家工厂,逃过了学校里那些暴徒的暗算。不管当时的文革每天如何鼓动人们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毫不手软,他本着做人的良心,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谬论,始终将我看作是一个无辜的,只是出生在‘错误’的家庭,一时倒霉的年轻人而已。如果没有他这种对所有的生命,无论出身,无论贵贱,一律尊重的做人底线,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能和你们欢聚一堂。
        我想感谢的第二个人,是同为牛棚难友的王烈伟老师。当时我关在牛棚里已将近一年。工宣队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又不能随便放我出去。他们先要我自己承认是反动学生,我拒绝承认;于是降低我的罪名,要我承认参加文革动机不纯,我又拒绝承认;最后再次降级,要我承认有自由主义倾向,没有积极响应复课闹革命,我再度拒绝。王烈伟老师十分注意我和工宣队的每次对话。虽然隔着一段距离,却一直尖着耳朵听我和工宣队的争辩。最后一次,工宣队一走,他便说我过于固执,工宣队其实在帮我找台阶下,我却死不认账。经他分析,我才恍然大悟,赶紧按工宣队的自由主义口径写了检讨,很快被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今天,王烈伟老师远在美国,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对他的深深感谢。我从小受不到父母的庇护,王烈伟老师犹如仁慈的父辈,在关键时刻,虽然自己还未获得自由,出于对我的关爱,选择了冒险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早获自由。
        我想感谢的第三个人,是我的同班同学邹憺。遗憾的是,他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去世前不久,我和一些同学去医院看他,他竟然很诚恳地向我道歉,理由是,他硬将我拉进他所参与的自觉红战斗队,害得我后来蒙受各种苦难。其实,我更有理由感谢他。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匆匆送到遥远的东北插队,家里只剩下年过八十的婆婆。大家知道,我们兄弟几个从小由这位老人抚养长大,最后一个个都离她而去,生活在贫困的农村和边疆。她曾经说过,我的命已经这么苦,不明白为什么我带大的小孩一个个比我的命还要苦。一个人要有如何深沉的爱,才会说出如此痛心疾首的话来。我万分感动的是,邹憺虽然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却细心地体会到我被迫远离风烛残年中的婆婆,内心一定有难以形容的苦楚和悔恨。他不止一次,在节日到来的时候,悄悄带着食品去看望孤苦伶仃的婆婆,和她一起度过一个夜晚或一个中午。邹憺还会编出美丽的谎话,说我将来一定会有前途,以此安慰婆婆。当时文革仍在肆虐,前途渺茫。邹憺完全可以作出另外的选择,因为谁都不会相信,远在东北乡下的我,还会有什么美好的将来。但邹憺基于做人的底线,选择了替我尽孝。他的善行帮助了婆婆顽强地生活下去。
        我想感谢的第四个人,也许大家会大吃一惊,因为我想谢谢后来成为我的‘冤家对头’的唐雪麒同学。我被公认是徐汇中学出身最坏的学生,可是,早在1966年9月,我便到全国大串联。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离开上海。串联回来后,从邹憺等同学的口中了解到,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在10月1号被剥夺政治权利,不准参加游行,关在学校里又是饿饭,又是打扫校园,并被迫写批判反动家庭的检查。后来一些同学更受到各种人身迫害,甚至毁灭性抄家。听了他们的哭诉,我极为震撼,同时也感到唐雪麒其实帮了我一个大忙,使我无形中逃过了文革初期发生在徐汇校园里的红色恐怖。开介绍信到全国串联一事,完全是唐雪麒的主动,一开始我还有些犹豫。当时反动血统论正向全国蔓延,狗崽子,黑五类这种法西斯语言充斥大街小巷。北京来的红卫兵挥舞着皮带,不可一世。我觉得只有红卫兵才有资格全国串联,自己的这种出身,万一让人知道,不但会倒霉,也会连累唐雪麒。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情境下,他的建议绝对是一番好意。今天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向他致谢。对我来说,他当时坚持了做人的底线,并没有因为出身的不同,或者观点的不同,就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迫害我。尽管后来我们成了两派,但任何人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正确的选择,使我至少逃过早期的红色恐怖,我是不应轻忘的。
        我还要感谢我的婆婆,感谢她的养育之恩,感谢她在我生命的最低谷的时候,仍然对我抱有坚定不移的爱和信任。大家知道,我母亲离开世界的前夜,曾留下遗言,婆婆可以带走我家所有的细软,回老家养老,而我们兄弟几个应该被送进孤儿院。当时婆婆已进入古稀之年,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抚养我们几个兄弟的重任。令我惭愧的是,我们弟兄几个,包括我自己,却一再使她失望,使她担惊受怕。1968年初,我曾被人绑架到学校,关在老校舍,失去自由长达半个月。由于得不到任何音讯,她内心产生巨大的恐惧,只能每天坐在弄堂口,以泪洗脸,盼我回来。我家几次被骚扰,破坏,她只能默默忍受。红卫战报登出文章,宣布我为反动学生,引起邻居们的风言风语,她听了心如刀割,只能躲在家中,对天长叹。文革中我经常被人殴打,被自行车冲撞,被人抢夺书包。虽然我时时生活在恐怖之中,但我瞒着婆婆,自认为很坚强地应对下来了。
        仿佛这一切对婆婆的打击还不够,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学校的西校舍被人蒙着眼睛,遭受毒打,遍体鳞伤。这一次,当我竭尽全力,挣扎着爬回家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信心完全崩溃。婆婆看到我浑身血肉模糊,也几乎晕死过去。看到她浑身发抖的模样,我感到深深的悔疚。我对她老人家说,真的很对不起她,我一直想作一个人人夸奖的好人,但不知为什么,总是成为大家都要嫌弃和躲避的坏人。我又说,我是不是应该早些去死,免得给她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和耻辱。她老人家一边为我清理伤口,一边说,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坏人,在她眼里,我仍然是一个好人,她要和我过一辈子,要我一定活下去,千万不要步我母亲的后尘。
        当时我身边除了她老人家,已没有任何亲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孤独,无助,感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感到自己的命运是如此的任人摆布,不由自主。婆婆在我的眼里是个圣人。如果她当时表示出对我的一丝埋怨,或一丝指责,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勇气活下来。感谢她的宽容,她的仁慈,和她内心透出的坚毅。她的话极大地宽慰了我的心,使本来已经十分绝望的我感到不能弃她而去。今天,我这样一个被徐汇中学从高中各班到初中各班轮流批斗的反动学生,成为同学们的代表作全体大会的发言,我内心的心路历程只有婆婆知道。愿她老的在天之灵为此感到一丝安慰。我将自己的《吾民无地》一书献给了她老人家。我在书中写道:“谨以此书奉献给养育我长大的外婆应瑞林。她在逆境中的坚韧不拔和面对弱者自然流露出的深切同情,像一座由仁慈和智慧垒成的丰碑,永远屹立于我的心中。”
        很多同学在我处于逆境之中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一些人希望我不要在发言中提到他们,这里我只能隐下他们的名字。虽然文革极力破坏做人的底线,践踏做人的良知,想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冷酷无情,翻脸不认六亲的斗争机器,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在关键时刻,我总能遇到坚持做人有底线的好人。由此想到,我们固然无法控制外部的大环境,但是,如果在我们内心的深处能够坚守做人的底线的话,我们就能提醒自己,以及教育我们的子女,绝不为虎作伥,绝不落井下石,绝不指鹿为马,或者恩将仇报。希望中国永享安定,繁荣,和平。但若有不测事件再度发生,黑暗势力再度卷土重来,也许我们没有像陆丙甫以及他的战友们当年的勇气,直接质疑黑暗势力的合法性,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牢记文革的教训,坚守做人的底线,只要我们默默地不配合黑暗势力的淫威,良知之光就能更快地战胜黑暗和反动。
        最后,希望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健康,快乐,幸福!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向别人表示感谢,或表示歉意,为同学之情的恢复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迎接未来更多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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