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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一代人的旗帜

发布: 2014-4-03 20:07 | 作者: 陶洛诵



        北岛是我们那代人的代名词,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标志,提起那个时代,很难绕过北岛。
        那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拼爹时代”的开始,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兴起,“红八月”的血腥洗劫北京城。学校里不再以班级为单位,而是以学生的出身划分人群。学校不再以校园为界,各派组织进行串联,寻找着和自己气味相投的人。我就是在这种形式下认识遇罗文、遇罗克、赵京兴和北岛的。
        以牟志京,遇罗文,王建复创办的,以登遇罗克文章为主的“中学文革报”所起的对共产暴政抗争呐喊其里程碑的作用没有任何人会低估的,可惜在当时敢站出来表示赞同的人为数不多。“中学文革报”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份因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的明确表态而殀折。遇罗克,遇罗文先后被投入狱中,遇罗克于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被政府以“反革命”罪枪决。
        赵京兴是个思想家,当时的代表作是十万字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对话题纲”,虽然他本人只是四中初三的学生,相信当时能看懂的人也不是很多。赵京兴和我于一九七零年二月十四日被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逮捕,冠以“反革命”罪审查,我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释放,赵京兴比我多关三个月。
        这是在以北岛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发起前比较重要的事件。
        北岛苦心经营将近半个世纪。
        北岛出生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文革”爆发时,刚刚十七岁,是北京最著名中学男四中高一的学生。他出生在标准的知识份子家庭,父亲在民主党派里供职,母亲是位医生。他家住在北京西城区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是民主党派的宿舍楼,北岛家所在的那栋坐南朝北,两个很大的房间。“文革”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云集。尤其是具有先锋意识的人(主要成员是中学生)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北岛,当时还叫赵振开,亲身经历了亲眼目睹了“文革”前后学校,家庭,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学校里浓郁的政治气氛替代了正常的学习气氛,男四中是个重点,文革前,就抓右派学生,“中学文革报”总编辑牟志京当时是四中高二的学生,被整到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我第一次见到赵振开(当时还不叫北岛)是在史康成家,一九六八年的秋天,和史康成谈论赵京兴的事。赵振开记住我说“赵京兴不反毛主席。”多年以后他还提起我说的这话,我早忘了。我只记得赵振开瘦瘦高高,长得很清秀,穿着一身蓝制服。
        一九七二年,我和赵京兴陆续从西城公安分局放出来。史康成,曹一凡,赵振开等四中朋友给赵京兴接风,在西城区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庄。赵京兴回来对我说,赵振开在聚会上说:“想为人类做点事。”这是我最早听到的赵振开的鈧锵誓言,我相信它萌发得更早。比起同样走上叛逆这条路上的人,他的目标起点高,更明晰,更准确,并且不忘谦逊。
        一九六六年八月法西斯红卫兵血洗北京城。组织的成员是按出身择选,美其名曰“红五类”,骨干是高干子弟,他们知道中央的意图,他们的行动得到中央的支持。他们撕掉一切伪装,把阶级压迫,政治迫害公开化。“黑五类”“牛鬼蛇神”是他们任意鞭打凌辱抄家杀戮的人。
        以血统论起家的纳粹红卫兵把中国从此拖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吴过先生写的全景式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和记载,对于被法西斯红卫兵毁坏的文物古跡,遣返回农村的人数,抄家物资,没收房地产...被杀害的人数均有统计,吴过先生写的全景式纪实文学“红卫兵档案”和王友琴女士写的“文革受难者”皆有详实的记录。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具相是有形的。
        可是对于文化,心灵,精神世界,感情,情绪,道德...的破坏无法估量,中国于万劫不复中。从此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分,信仰崩溃,道德沦丧,人心不古。每个人的价值观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赵振开的思想脉络可以从二零一一年他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中寻找。在他写的“走进暴风雨”一文中,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一弟一妹),父亲望子成龙,对他要求颇严。他的人生肩负着家庭的期望,他的此生不可虚度。
        通过刻苦的努力,从二等中学十三中考入一流的男四中,发现这儿并非憧憬中的天堂。他写到:“...整个儿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传染病终于以“文革”的形式爆发了,他看到的是公然的歧视、不公、暴力与血腥。他自身的家中,也受到巨大的冲击,振开的母亲--一位异常温柔美丽贤良无比的女人,亲口对我说:“我们家死了六口...”其中有振开的舅舅。
        少年振开敏感的心收到的惊悸可想而知。他的经历与遭遇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平民孩子的遭遇。
        他的独立思考由此开始,赵振开向北岛蜕变。
        我们这代人到了开始凋零的年纪,回首逝去的华年,有多少人没有锥心的疼痛?没有失足的懊悔?没有错误的决定?没有失去亲人撕心裂肺的悲哀?没有爱情触礁的生离死别?温馨的家被击碎,家庭成员四分五裂。享受过爱的甜美,品尝过背叛的苦果。...当浩劫如龙卷风般席卷中华民族时,赵振开紧紧握住的是他的笔杆!
        他把感受,思考,抗争,愤慨,预言,审判...
        他把对亲人的爱,情人的爱,朋友的情谊,对不幸者的悲悯,对烈士的景仰...皆化为美丽的诗篇。他的诗歌产生于这个特定的时代,这个时代特定的气息和氛围濔漫着他的每一个章节,因为表达了真实的人性,后来人会在里面找到共鸣。在赵振开的身上,让人更加体会的是“天才来自勤奋”这句话的力量。记得一九七三年春天,我和赵振开偶然相遇在灯市口109路无轨电车站。我从车上下来,听见有人輕輕叫我的名字,抬头看,竟是振开。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那张年轻英俊的面庞显得格外地宁静,在以后我见到他的岁月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处变不惊。
        我问他去干什么?他告诉我去找冰心。边说边拿出他写的诗给我看。其中有一首是他写给他亲爱的妹妹姗姗的。里面童心未泯,意境像是哥哥在给妹妹讲童话故事大灰狼。
        赵振开的第一个女朋友是史保嘉。保嘉是我师大女附中的同学,我高二,她初二。她的哥哥史康成是赵京兴的同学、在学校一起被关押过的难友,同时又是赵振开極好的朋友。史康成高大英俊,讲义气,富有正义感。保嘉是个才女,出口成章。保嘉的才气和她爱读书分不开,“文革”时,我到宿舍找人,看见她捧着本书低头看得入了神。待我叫她,她才抬起秀丽的面庞。记得那次谈话,她用“见利忘义”一词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她和赵振开因共同对诗歌的爱好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
        我从监狱回到插队的白洋淀--河北省安新县大田庄公社邸庄大队邸庄村。赵京兴出狱后跟我住在一起。他的户口还在北京,他想跟我結婚把户口转到邸庄,大队不肯要。
        我们俩重逢不久,保嘉和振开到白洋淀看我们。
        邸庄是淀水中的一个小岛。虽然离北京只有二百多公里,交通却不是很方便,先乘火车到保定或徐水下,再乘公共汽车到安新县城下。从安新县到淀边的端村十八里路。这段距离没有公交车,我们一般坐二等,就是自行车的后座。专营二等车的农民只收我们粮票,这样他们可以买商品粮。从端村到邸庄八里水路,不結冰时要乘船。等着自己村里的船或是经过村里的船,不用花钱。結冰时,就可以走路。农民有种交通工具叫冰床子,一个人坐在上面,另一个人站在后面用一根长长的包有铁头的竹竿在冰上撑,冰床子飞快地向前滑去。
        保嘉和振开来时,冰已解冻,依旧寒冷。他们的到来,让我着实惊喜。
        这次白洋淀的相聚,对之后几个人的命运埋下重大的伏笔。
        这是一九七三年的春天,料峭春寒。我在邸庄学校担任初中的数学教师,每天给学生上课,赵京兴在家里做饭,自学各种各样的知识,只要是能拿到手的书都看,如饥似渴,恨不得穷尽天下的学问。
        那天,我照常去村北头学校,快进校门时,突然看见保嘉和振开迎面走来。北岛后来是这样描写的:“陶洛诵尖叫着,和保嘉又搂又抱。”北岛在“断章”一文里如是描写我当时的喜不自胜。保嘉在“路上飘满红罂粟”亦提到这次之行。“断章”里,对我们相聚三天的生活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尤其着重我们探讨问题,可看出四个年轻人忧国忧民。
        其实在我和保嘉心里,更多的是对自己男朋友的安全的担心,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明确地表示过对他们俩热衷写作的忧虑。那年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即可招来灭顶之灾,更别说白纸黑字的證据。
        乌云压得再低难抵青春的魅力。四个才华横溢的俊男美女围着张黑色的八仙桌玩扑克牌,谁拿到四张数字一样的赶快摸鼻子,其他人摹仿,摸得最慢的人被罚唱歌。练习唱歌当然很风行,谁都会唱几嗓子。振开和保嘉说话声音都异常好听(史康成也如是)非常有磁性,现代话称为性感。唱起歌更动听。我唱的其中一首歌词是:“我怎能舍得你,我怎能离开你,爱人请你相信,我只爱你...”赵京兴对我的评价是:“陶洛诵唱歌非常有感情。”赵京兴在狱中跟其他狱友学会很多歌,他告诉我,他那时候想的是出来唱给我听。赵京兴被罚唱的最多,保嘉的评价:“我发现,赵京兴挺会唱许多依依呀呀的小调。”
        一九七三到现在二0一三整整四十年,赵振开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保嘉在中国法律界,人称“史大律师”,赵京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这是我们当年没想到的。我们只是遵循着心灵的呼唤向前走去...
        从邸庄离开后,振开和保嘉去大淀头拜访姜世伟,为他们後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振开改名叫北岛,姜世伟改名叫芒克。
        现在有个提法叫”白洋淀群落“,好像指的是当时出现在知识青年中自由的文化现象,其中以诗歌为主旋律。白洋淀离北京很近,这是从距离上。在政治空气上,白洋淀离北京很遥远,这是我从狱中出来後体会到的。一水之隔,使得淀中的小岛远离城镇的喧嚣,每每让中央精神变形走调,阳奉阴违,心昭不宣,聪明的农民根本不吃上面那一套。不聪明的跟着哄的基本上都没好下场。
        一九六九年,赵京兴到学校贴大字报反对学生上山下乡的理由之一是:把城里人的負担转嫁给农民,加重单位土地面积的負载量。
        中国驮在农民的背上。白洋淀是农村中的一个异数。它盛产芦苇,村民用来织席。每家是个单独的生产单位。整个程序基本由女性成员完成。白洋淀的女孩子很美,皮肤白嫩,她们不用到农田劳作。白洋淀可耕地很少,留给小孩和老弱病残打理,青壮年去打鱼。
        碧绿的淀水,绿色或黄色的芦苇荡,蓝色的天空,金色的太阳,长堤及堤上的一株株白杨,相对自由的政治空气,吸引一拨拨外地知青来这儿做客。
        六八年底六九年初,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六六年八月,北京各派出所在各自的管辖区貼出黑名单,需要让红卫兵遣返回农村原籍的所谓的黑五类份子名单。据说占人口的百分之五。这回毛老人家发出的圣旨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人简而言之把那个时代归为一句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至于我的个人意愿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这知识青年的范围和所占人口比例比黑五类大海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校的学生。
        记得师大女附中贴出一批又一批红名单,我的名字赫然在上,要奔赴的地点是陕西省延长县。我的同班好友张镭已经去了山西运城。张镭临行前,请好友们到她家吃混沌,那时候,班级的阶限不复存在,气质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两年的折腾过后,许多人开始觉醒。张镭是个很好的典型。
        张镭有张圆圆的娃娃脸,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数学挺棒。”文革“开始,积极投入,当过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她在班上的发言让我至今记忆犹深。在她的发言里,提到班里一个很有威信的同学在任命她为”劳改大队“(負责看管有”问题“的人)队长时跟别人说:“让她去显摆显摆。”她很吃惊,革命热情怎么成了出风头?她还检查自己在抄资本家的家时吃了树上的梨,后来拿出五毛钱让我们班同学刘春华交给银行,她还说检查自己对春华对态度不好,“一付主子样”。发言时痛哭流涕。
        以后的张镭再也没放弃过对真理的追求。她积极地为副校长胡志涛平反,被当权的人逼迫写检查。
        给张镭送行时,大部分人都不会包混沌,戎雪兰教大家,我就是在那次学会的。我给张镭写了首诗,开头是:“今日送君去山西...“結尾是”好男儿志在四方”。中间不记得,张镭还很鄭重地把诗放进行囊里。
        我随着夏柳燕,戎雪兰,潘青萍去了白洋淀,但和张镭一直保持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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