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的时候，是痛苦的，还是平静的，意识是混沌的，还是清醒的，她有恐惧吗？我用一个梦里的场景，填补“母亲去世了”这个场景的空白。弟弟把妈妈的埋体推进了湖里，我在旁边看着，母亲蜷缩的身子用布裹着。母亲是冬天走失的，我一直活在“她还活着”的幻想里，从没有想象过她的埋体。那个梦仿佛亲历一般，我能感觉到那空气里的寒气，湖水看着很深，周围长满了芦苇和茂密的灌木，我很担心埋体会浮上来，心里希望弟弟用点力，推得远一点，不要让埋体在岸边打转，以免被人看见。母亲是不能够水葬的，梦里我很清楚这一点。
母亲还活着吗？她真的不在人世了吗？母亲至今没有下落，那个梦到底预示着什么，是我恐惧的反射么？也许潜意识里，我想用水葬的梦，为妈妈补上一个小小的葬礼。
我不厌其烦地审视自己的身体，这是母亲失踪的那个年龄的身体。摸摸自己的身体，感觉妈妈的肉长在我的骨骼上，腰腿酸痛时，我用妈妈的表情体验疼痛，我把身子借给妈妈，让她拼命使唤，使唤累了，我从妈妈的疲劳里抽出自己。我替妈妈吃她最喜欢的食物，吃很多，然后装着她的样子很满意地打嗝。我小小的，一直长不大，大约只有四五岁的光景，我看着妈妈发呆，妈妈白白地生了我，我什么都无法替她。
一、
我一低头，就能闻到类似母体的气味。这种熟悉的体味儿，让我想起母亲，还有母亲衣服上的气味。
母亲走失后，我一直没有收拾过她的衣服，她几乎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收拾。
母亲从里到外穿的，都是我穿旧了给她的，就连内裤也是。怕尿液不小心渗透到裤子外面，我在裆部缝了毛巾绒加厚。每次洗好晒干，穿之前我都要用手揉搓后再递给母亲，看着她不要穿反了。换好内裤，母亲总要叉开双腿，在院子里走一阵子，好让皮肤适应内裤的干硬。我总是不耐烦地看着她，她用表情示意裆部不舒服，一副抱歉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冲动地恨不得立刻去超市，买一打内裤放着，叫她换上。母亲失踪后，我总是穿着破旧的内裤不肯换下来，用这种方式来减轻没给母亲买新内裤的内疚感。
母亲冬天的衣服是父亲在世时给我做的一身棉衣裤，里面穿的是哥哥的破秋衣秋裤，罩衣是我上高中时穿的那件藏蓝色涤卡翻领装，她捡了父亲留下的男式裤子当罩裤，用布带子系着裤腰，裤腰太大，一不小心会松了掉下来，有时候系得太死，母亲憋着尿，让我帮她解裤子，我一边责怪她，一边贴着她的肚子，用牙齿咬开她打的死解。往往我急得一头汗，母亲缩着肚子拼命往后退，嘻嘻地笑，说她怕痒，惹得我骂骂咧咧。
羊毛绿格子头巾，扎了二十年的那条，村里的妇女几乎每人都有，是父亲的亲戚从南疆捎来卖给村里女人的，母亲那条正是有疵点卖剩的。同时捎来的还有格子连身裙，很宽大，有绿格子和棕色格子的两种，父亲特地给母亲留了一条，母亲在镜子前试了一上午，回族女人不许穿裙子，她一直不敢穿，压在箱底，后来被外婆翻出来烧了。
母亲走失后，我没有为母亲哭过。我只是想她的时候才哭。我也从来没反过来想想，母亲会不会想我们，她应该记得我们每一个孩子，她也会向别人絮絮叨叨说我们吧。我一直把她当作一个没有意识的人，一直那么自私地认为，只有我会想她。
跟弟弟妹妹见面时，我们的谈话里只提起父亲，大家似乎竭力避免提到母亲，似乎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有一次，一不小心我跟弟弟说到妈妈这个字眼，我说“如果妈妈在的话，应该有七十岁了。”说完我假装若无其事地看看弟弟，他吃惊的样子让我大惑不解，他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称呼那样，从一个长长的梦里清醒了片刻，也许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有妈妈，又有点怨我不该随便提到这个词，妈妈对于他，只是一个没有实指的词，那个词代表的那个人，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消失了三十多年了。他很快恢复了正常，他的正常就是对妈妈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意义始终保持麻木，我知道，他的意识又落入了母亲早已不存在这个现实当中。
从弟弟观察我的神情来看，他似乎没有对我的平静表现出无法接受或失望，反而面露轻松之色，我理解他一直在担心我会为母亲的走失而悲伤，或者他也怕我看穿他曾偷偷伤心过吧。我们互相猜测彼此的伤心，但是我们从不互相诉说。我们不该伤心吗？母亲不在了，我们也不能表现出伤心，扭曲的感情和变硬的心，我们似乎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母亲的失踪，变成了一件家族里隐晦的事情，不能像父亲的死那样被光明正大地提及。或者这比死更难让人承受，硬是要承认一个下落不明的亲人“已经死了”，这件事情比死本身还要复杂和残酷。
我最不忍心的就是告诉弟弟，我怕他的心理无法承受。可怜的弟弟，一个完全不知道妈妈为何物的孩子，六个多月就送给了小姨家。后来没见过母亲几次，再告诉他却是母亲丢失的消息，我居然把他的母亲给丢了，他这一生恐怕还期待过跟母亲再次相认，就在小姨突然去世后，他才将“二姨”（母亲在她家姊妹中排行老二）改口叫“妈妈”。母子的缘分真是一层薄膜一样脆，一触即碎。
妈妈这个词，会引发他脑子里一连串疑问：妈妈真的存在过？“如果还在”是什么意思？是说她不在了吗？不在了是指失踪了，还是殁了？
这是一个言语不能触及的禁区，大家都保守着一个假秘密。家里甚至从来没有人问起过母亲在边城那三年跟我一起是怎么过的，还有失踪的具体细节，每个人心里似乎都有自己想象的情境，我不由地去猜测。有时候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去想这个，他们或许和我一样，会认定了母亲神志不清，就是说母亲根本不会知道子女在想她，把一个痴子当作付出怀念的对象，这在正常人的情感上是不对等的。或者他们根本忘了这回事，想到他们几十年了都不问，我心里有些替母亲悲凉，忍不住想提起来这个话题，但是，遇到的都是弟弟妹妹的沉默。
只有小姨对我提起过一次，那是在父亲去世二十年的那则尔（祭礼）上，她凑在我耳朵边上说，让阿訇念经的时候，把你妈也给带上。我听了吓了一跳，她的声音被我的吃惊放大，每个字都在扎在我耳朵里，像针扎一样刺耳。我很抗拒她给母亲带丧礼的想法和做法，那样意味着我承认我妈妈不在了。我没有去给阿訇说，对小姨无来由地判定母亲殁了，而且连这种丧亲的仪式还要蹭着让母亲搭便车，她太不敬重自己的姐姐，我内心很有些怨气。这样不明不白地就承认我妈已经殁了，我无法接受，我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在内心承认过，妈妈不在人世了，因为谁也无法确认她已经殁了。
二、
我承认，过去都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让母亲一辈子活在她的病里。现在我们又让她活在的隐晦里，母亲从来没有以一个正常的身份，正确地活过或者殁掉。活着的时候不能健康地活，殁了又不能明明白白地殁了，母亲是活是殁都冤屈得很。
过去，无论她清醒还是糊涂，我们都不肯承认她是一个正常人，几乎可以这样说，我们用自己认定“她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个无理的说法，固执地剥夺了母亲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我不明白，我们为何要这样否定她的意识，我们越是成长起来，就越是否定她，似乎我们的成长，一定要以她的意识消失为前提和代价，我们比小兽还要残酷。我们是在否定自己的母亲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一定要以母亲为镜子，才能看清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病态的。似乎没有母亲，我们就无法认清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试图把母亲的疯癫合理化，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正常的母亲。我们认定了自己的母亲天生就该是个疯子，这样就消除了本来要为此付出的痛苦，我几乎没有为母亲的病痛苦和抱怨过，只有对她的疯疯癫癫表示愤怒，我们用愤怒代替了痛苦。我们不想推翻已经认定的事实，谁都不想去追究已经转换了的痛苦，我们几乎不去考虑，就接受了这个疯了的母亲。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接受方式，小的看着大的，态度惊人的一致。
父亲应该报过无数次希望，都被现实颠覆了，不如干脆不再承认还有希望，反而踏实，父亲的想法像是通过基因遗传给我们一样，我们从来不抱希望，不给自己恢复希望的机会，打定主意就跟这样的母亲这样生活。正是我们的绝望，让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做真正的自己。由我们表现出来的对她绝望，母亲判定了自己将永远病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