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asshole之想法
1987年，身在美国的王小波给他的画家好友陈少平写了封信。信中对比利时皇家现代画廊将前辈大师与后来者作品并陈的做法，大发感慨：“先至者备尝寻求表达自己之痛苦，后来者乘乱起哄架秧子。愚弟自信对现代艺术的真谛已知其中之味矣。盖道德非艺术，摹仿者非艺术。艺术只是人的感受与不同的表达方式。艺术需要一种伟大的真诚，为中国人所缺少者……我发现中国的文人……口头上自称后生小子，而无不以宇宙的中心自居。无论作文作画，只是给出自己伟大的现世证明。或者在自己道德崇高上给出证明，或者在自己清高上给出证明，或于自己谙熟别人不懂的东西上给出证明。”
他还谈到未来的写作：“我亦有一很asshole（‘屁眼’之意，他说美国有人办谦卑学习班，让骄傲的学员认识到自己只是个asshole）之想法，有朝一日写完很多书，出不出且另论，反正写出来了，而且自信写得极好，岂不可以兴高采烈，强似眼下没的吹也。相信高更梵高等asshole行将就木之时亦是如此想。因为书好不好与画好不好，乃是有千真万确的标准的，我对此已有极大的信心。但是书写得好与画画得好，不一定能捞到油水。要捞油水尚要另一类功夫。以弟之见当然要两全其美。于前者要尽力争取，后者当然也不死心，只可惜希望渺茫也。”
此后十年，王小波归国写作，满怀信心、不计油水地向他心中的艺术标准虔诚进军，现实也如他所料地以“渺茫希望”回报了他。这渺茫持续到1997年4月11日凌晨，他心脏病突发，悄然离世。
偶像的诞生及其黄昏？
如你所知，这不是故事的结束，而只是个开头。死亡是一场核裂变，将一个人的精神能量急骤而炫目地播散。为什么如此？正如他的长篇小说《红拂夜奔》所说：“卫公死了，这就意味着从此可以不把他当作一个人，而把他当作一件事。”由于王小波成了“一件事”，他在世时四处碰壁的作品便迅即出版，时至今日，每年都有不同版本的文集出版流布。十几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滋滋有味地读着，咂嘴连连，“好看好看”，殊不知这位伯伯的书之所以好看，就因为他写作时从不考虑“出得出不得”，以至于只要他活着，还是“一个人”，就几乎出不得。
最先敏感到王小波话语方式之开启性的，是一些自由主义人文学者。王毅先生这样回忆他1998年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的起因：“9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低潮，人们忽然失去了原来的言说方式，急需一种新的方式把人们从失语状态下解救出来，王小波的杂文和小说，就提供了这种新的方式。他没有选择像陈寅恪、顾准那种殉道者式的生存和言说，而是走上了一条‘两边开满牵牛花的路’，这是一条‘简单’的求得精神自由、心灵自由和人性自由的路，适合更多的人去走。”此书集结了当时国内最有分量的思想界人物，如李慎之、王蒙、秦晖、朱正琳、许纪霖、汪丁丁、陈家琪、何怀宏、李银河、艾晓明、崔卫平等，从文学、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多个视角，分析了王小波作品的思想和形式。
“王小波热”最早即以这种理论形态开始，并最终成为90年代以后中国最重要的精神景观之一。一个作家以付诸生命的文学实践触及精神的现实，并由此而超越文学的边界，启示人们去建立更富个体意识、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的思想趣味与价值观，这是“王小波热”最主要的内涵。
在王小波深受思想界、大众媒体和普通读者认同的同时，“文坛的沉默”成为他逝世15年间不断被提起的公案。这一现象引来一些文学界人士的不满：“王小波的死成了反证文坛‘衰落’与‘麻木’的证据，并成了一个‘示威’事件。”“因褒扬王小波而产生的对‘文坛’的指责，是对中国文学体制的指责，对文学体制背后的国家体制的指责，还是对某些文坛领袖的指责？或者说，对中国文化的指责？”“这种对抗性的强调，并没有让文坛真正变得宽容，也没有改变‘文学场域’的利益游戏规则，反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甄别器官’更加敏锐，在增加媒体的‘话语能量’的同时，增强了文学体制本身的警惕性。”（房伟：《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
这位论者像所有政治妥协主义者一样，希望以文学体制的接纳来确立王小波的文学地位，却害怕媒体的“过激”言论逆了体制的龙鳞，产生“反作用”。实际上并非如此。关于王小波的传记写作虽无进展，但他的兄长王小平今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兄弟王小波》甫一面世，即受瞩目。关于他的文学史叙述依旧阙如，但以他为题的学术、学位论文却逾百篇，三联书店出版的《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一书中，《黄金时代》和《我的精神家园》作为其中的两部年度作品被中肯地评价；天津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王小波研究资料》上下卷，将他与沈从文、王蒙、莫言、余华等“正统”作家并列。我不知王小波是否喜欢这一结果，但它的确是文学的“民间意见”进入并影响文学评价体系的一个案例。
王小波幽默反讽的言说方式、古今对话的文体样式，受到了新世代青年的狂热追摹，与此同时，他嬉戏禁忌、伸张自由的精神内核却因风险过高而被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连叙述他生前的窘况，也会被视为不堪承受之重：“如果总是讲述王小波生前的不如意，那谁还敢继续走他的路呢？”一位“80后”记者忧心忡忡地问我。年轻人既爱王小波式的智慧，又怕这种智慧给自己带来麻烦。如果前方有一个油水大大的保险，那么他们都愿意做他。问题是，王小波不是这样炼成的。王小波的同义词，就是不计利害的“冒险”二字。哲学家怀特海说得好：“没有冒险，文明便会全然衰败。”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我指的是王小波这种持续15年被批量模仿、反复评说的状况。一些文坛新贵因此对他不胜其烦。他们一边勤奋创作广纳粉丝，一边把王小波视作已被超越、亟需砸掉的过时偶像——
作家冯唐：“文字寒碜、结构臃肿、流于趣味、缺少分量是王小波的四个不足。”“小波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私小说，往老实说，像小学生作文或是手抄本。”（《王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
作家阿乙：“王小波的小说倒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在今天，我对王小波基本没有感情。而且我觉得自己在26岁前的阅读状态基本是一种有毒状态。”“后来我在他的文本里读到他的优越感。我也不觉得他留下了什么典型的文学形象，他的文本留下的都是三个字：王小波。也许他和鲁迅一样，在针砭时弊上有突出贡献，但从求知层面说，他误人不浅。今天如果我的朋友还在看这类杂文，我会低看他好几眼。”（《26岁之后不再读王小波》）
作家蒋一谈：“王小波的文学缺乏善，缺乏发自内心的悲悯。”“王小波的文学同样缺乏美。王小波的写作方式是单调的，他乐于重复自己……”“王小波的文字遗留下什么写作遗风？戏谑、阴郁、残暴、血腥、玩世不恭……”（《遗憾的中国时间》）
……
一言以蔽之：“小波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果真如此吗？——到底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还是“后来者乘乱起哄架秧子”？
这是一个问题。
反讽的道德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谈谈王小波的小说——不聊他的杂文，它们毕竟通俗易懂，少有歧义，且本人已专文谈过——倒不是怕阿乙先生低看。
王小波的小说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此二问题决定一部作品的价值。如用一句话概括，那么可以说：他的小说以一个个全新之人荒诞而悲观的经历，揭示了权力控制与个体自由的紧张关系——这是千古国人的恒久困境。
关于权力控制的主题，不少当代中国作家已有触及。但王小波与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于，后者多将权力本身描述为“恐怖巨兽”，王小波则描述为“滑稽怪物”；后者侧重表现权力控制对“化内之民”造就的等级秩序、生存恐惧、心理同化力与价值虚无感，王小波则侧重表现权力控制对“个性之人”自由创造力的扼杀、真实人性的扭曲和历史真相的掩盖；后者创造的世界是严肃沉重而窒息可怕的，王小波创造的世界则是荒诞轻逸而毫不可怕的；后者的叙述视点多为无能为力的整体性的平民视点，王小波的叙述视点则是拒绝生活于“设置”之中的个体性的“新人”视点；后者揭示权力横暴导致的“活着”的困难，王小波揭示权力控制导致的智慧的匮乏；后者的核心焦虑是生存与奴役，王小波的核心焦虑是存在与自由；在揭示权力罪孽时，后者的叙述本身或多或少都烙印着“权力巨兽”的精神创伤与思维同构性，而王小波的叙述则隐含了与权力系统迥然相悖的精神路径与价值源泉——以独立运用个人理性和创造力，追寻存在的真实与自由。这样一个克服了重力和恐惧的世界，实是王小波解放性的心理力量的外化。此种力量是超道德的，但其作用首先是道德性的——它启示读者在妄图统治的“滑稽怪物”面前，首先拥有独立判断的头脑和拒绝服从的勇气。
王小波的小说有一醒目的特征，即其价值观念和美学趣味的皮里阳秋现象——在经验自由主义的启蒙理性与后现代色彩的叙事技巧之间，在丰饶坚韧的自由意识、批判精神与天马行空的冷嘲热讽、恶意戏谑之间，在意义承担者的品性与玩世不恭者的调性之间，运行着一种欲彰弥盖的反讽的魔术。有犬儒主义者认他为亲戚，有救世主义者以他为犬儒，都是以魔术为实相，被他骗过了。
克尔凯郭尔曾如此解释反讽：“根本意义上的反讽的矛头不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单个的存在物，而是指向某个时代或某种状况下的整个现实。”“反讽者时时刻刻所关心的是不以自己真正的面貌出现，正如他的严肃中隐藏着玩笑，他的玩笑里也隐藏着严肃；这样，他也会故意装作是坏人，尽管他其实是个好人。我们不得忘记，对于反讽来说，道德的规定其实是太具体了。”对于反讽者王小波来说，“道德的规定”即是真实而绝妙地捕捉中国精神传统中“自由之敌”的幽灵，及其在历史、现实造作的错乱荒谬，而排除任何的虚矫。因此，他自承的使命不是挽悼与哭泣，而是否定与摧毁。他最终的用意也绝非自证与自炫，而是清算与启示。“谁要是受不了反讽来算清这笔账，啊，那他就太不幸了！作为消极的东西，反讽是道路。它不是真理，而是道路。”“反讽是个严师，只有不认识他的人才害怕他，而认识他的人热爱他。”反讽诉诸幽默，也诉诸超我的、整体性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不懂幽默的作家，便无法领会亦正亦邪、寓热于冷的反讽；没有超我而单“以宇宙的中心自居”的作家，更不能明了反讽者将时代之病与救赎之忱熔为作品骨骼的雄心。关于此点，提请冯唐、阿乙和蒋一谈先生注意。
写了什么？
在成熟时期的作品“时代三部曲”中，王小波的想象力显现出不同的形态。“黄金时代”系列带有强烈的怪诞现实主义色彩。《黄金时代》《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等作品，讲述了一个个怀抱罗素式哲学态度的主人公，在“文革”时期的荒诞遭遇。他们智力超群，求知若渴，内心叛逆而与世无争，只想在平淡的人生中，不受愚弄，得见真相，追求“于人无害”的极端体验——科学或写作的胜境。但此一合理欲望却时时遭受“革命”的“浪漫逻辑”的摧折。“王二”们时时抽离情感与是非，刻刻处于旁观和自省的状态，以便像科学家一样把置身的现实当作认知的客体。于是我们看到，主人公一直极尽精确、价值中立地以“科学方法论”经历着他的生活，却如同与一道道古怪的逻辑证明题劈面相逢——演算者竭心尽力遵循科学的步骤，可推导出的合理结论，却与现实提供的荒诞答案大相径庭。当此之际，生活的荒谬本质被突然裸裎，而孵育此类生活的那种精神结构和决定力量，也从出人意料的角度遭遇了追问与袭击。
C.P.斯诺说：“应当把科学同化为我们整个心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运用于其他部分一样地自然而然。”是的，当科学成为王小波“自然而然”的“心灵活动”而非心灵之外的研究工具时，它便化作他观察现实的视角、立场、价值参照和修辞方法。出身理工农医的中国作家并不少，但与科学之间建立起如此水乳交融的“心灵关系”并发展出独特的文学表达式者，目前惟王小波一人而已。
在此后“青铜时代”所囊括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王小波的叙事走向了诗化、寓言化和象征化。《寻找无双》借助王安寻找表妹无双而不得的故事，探讨谎言社会的共谋式遗忘；《红拂夜奔》以流氓天才李靖变成皇帝御用工具的故事，表现知识分子在反智社会中的尴尬处境，“有趣”在权力操弄下变为“无趣”的过程及其文化-心理机制；《万寿寺》则用薛松迎娶红线的故事，描述“诗意”的生存状态与传统的阴暗力量之间微妙而剧烈的战斗。
“白银时代”系列是王小波写作生涯中最后的完整作品，叙事的动作性微弱到极点，色调也空前灰暗。这是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决定的——关于“写作”或 “创造”本身遭遇阉割的故事。中篇小说《未来世界》《白银时代》《2015》和《2010》，事件都发生在未来时代，主人公都是作家、画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其行动内容都是写作、画画这种抽象而静态的行为，但它们却衍生出一种根本的戏剧性——主人公想象和创作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允许”之间永远的冲突。“我们总是枪毙一切有趣的东西。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白银时代》）权力对智慧的围追堵截最终化为玩笑一场，玉石俱焚的玩笑。从叙事的沉重而轻快的双重性中，我们听到了创造者凋零的悲歌和自由的梦呓。
标准
行文至此，便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冯唐、阿乙、蒋一谈先生对王小波的差评，到底表明“江山代有才人出”，还是“后来者乘乱起哄架秧子”？本人遗憾的答案是——后者。
将三位先生的小说和王小波的放在一起，如下疑问萦回再三：他们真读过他的作品吗？若未读过，岂可妄言？若真读过，他们说的可是真话？若非真话，岂可欺人？若是真话，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不会是自己的作品吧？
如前所引，王小波早说过写作的好坏有“千真万确的标准”，冯唐也祭出了“文学金线说”，其实讲的是同一常识：文学自有其不可移易的价值标尺——文字的好坏，想象力的凡异，洞察力的强弱，思想结构的繁简，精神骨格的高下……三位青年作家虽各有所成，但在评判前辈王小波时，却并未显示出透彻的理解与公正的考量，相反，只是言必己出，非其所是。之所以如此，有两种可能：一、他们既没看懂王小波，也没看懂自己；二、他们看懂了，但是欺负读者没看懂。应当说，无论哪种可能都是不好的，因为这个时代的傻读者，实在没有野心人士期望的那么多。
还是回到王小波本身吧。作为他长久的读者，我怀念他写作的巅峰时期。那时他作品的欢快节奏和滂沛想象令人沉醉。但才华的喷薄需要爱的回应与智的砥砺，需要“看见”与“交流”的良性循环。当这种期待长久落空，而禁制的面孔又成为他生命最后最重要和最日常的内容时，“自由之敌”也就变成惟一的主题。这主题窒息想象，干涸情感，因此，他人生的绝笔是未竟的《黑铁时代》。从中我们能看到这位伟大的反讽者在孤独无援的苦痛里，最后的抗争与不变的意志，看到他写给未来的遗嘱：即便无处可逃，也要永不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