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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

发布: 2012-4-19 18:06 | 作者: 哈金



        我在法拉盛找到夏季的工作后不久,一天傍晚接到一个电话。听到孟教授的声音,我很兴奋;他随一个教育代表团来访问几所美国大学。他曾经教过我,是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的美国学专家。他翻译过一本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集,在国内文坛算是有点儿名声。
        “你住在哪儿,孟教授?”我问。
        “在这里的中国领事馆。”
        “我能过去看你吗?”
        “今晚不行呀—有个聚会我必须去。不过我会在这里呆几天。咱们明天见面可以吗?”
        我同意第二天下午去看他。据他说,纽约这一站后,他们代表团将去波士顿,然后去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我在1985年跟孟教授修过美国犹太小说,他只教过我一学期。他并不是杰出的老师—说话四平八稳,偶尔含混不清—但他的记忆力却超乎寻常,他能提供大量的有关作者和作品的信息。有些书我怀疑他也没读过,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找不到它们。他那时50出头,但身子修长灵活,乒乓球打得很漂亮。他经常开我的玩笑,说我已经小40了,尽管我才25岁。那段时间我的确挺老相,可能是因为目光忧郁,加上每天上午都头痛得厉害。不过我不在乎孟先生的玩笑。在某种程度上他比别的老师对我要好些。
        第二天上午,天气阴沉闷热,整个纽约市仿佛是在一个大澡堂里。跟平时一样,阿敏和我开着货车运送布料。我们先在布鲁克林的第九街上的衣厂停下,扔下去几捆布。然后我们开进曼哈顿下城,把其余的布料卸到毛特街上的一家大些的工厂里。它的车间在三楼,那里很嘈杂,缝纫机嗡嗡地哼叫着,烫衣熨斗砰砰作响。地板上扔着边角废布,一垛垛外套衣料堆在墙边。缝纫工和精整工全是女的,有的虽然两手在忙活着,头上却戴着耳机。卸车挺容易,但完后我俩得把一些成衣送到服装店去。我们必须小心地装运西服和套裙,别挤着、压着或弄脏了。一个脸色苍白的瘦小的家伙帮助我们装车。我们先一起用大塑料袋把成衣一件一件地套起来,再把它们挂到带轮子的架子上。然后,我们把架子拽上电梯,下到一楼去,那里的地板离地面有五英尺高。阿敏将货车后退,直到接近电梯的平台,我搭上两块跳板,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衣架拖进车里。整个过程又慢又费劲;每回几乎花上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损坏了成品,我们老板—一位从香港来的中年人—就会责怪我们,好在他从没扣过我们的工资。
        那天早上出发前,我跟老板打过招呼,他同意我下午休息。两点左右我们把最后一批西装送到五大道上的一家男装店里,回去的路上阿敏在联合广场停住,让我下车。这家伙两眼惺忪,老像睡不醒似的,但蛮友好,经常逗我,可能因为我是临时工,至今不敢在曼哈顿开车,还有,不等暑假结束我就将回威斯康星。的确,我来纽约主要是为了挣点钱,并体验一下这个城市。我的硕士论文的导师弗利曼教授说如果我要想了解美国,就必须去纽约看看。
        我出地铁站时,已经下起了毛毛雨。我沿着42街疾步朝哈得逊河走去,后悔没带上把伞。细雨中霓虹灯朦朦胧胧,像裸露的肢体在燃烧。它们比在晴天白日里更诱人,仿佛在向行人招摇,但我得快赶路,以免被淋透了。七八分钟后我进入中国领事馆的门廊,那里已经有十来个人在避雨。接待室里坐着一位老头儿,脸腮稍肿,眯缝着小眼睛在读海外版的《人民日报》。我告诉他我老师的姓名和我来访的目的。他抓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不一会儿孟先生就下楼来了。他看上去和三年前一样。我们握了握手,接着,尽管我身上湿乎乎的,我俩拥抱到一起。他见到我很高兴,准备领我进入领事馆。
        “等等,停下!”透过接待室的窗子那老头儿喊了一声。“你不能进去。”
        我掏出我的褐红色的护照,翻开,给他看我的相片。我说,“你瞧,我不是老外。”
        “老中老外都一样,你不能进去。”
        我的老师说,“我住在这里。同志,就让我们进去吧。他是我的学生,我俩三年多没见面了。”
        “咱们得照章办事—来访者不准进楼里。”
        火气冲了上我的脑门。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朝这个老家伙点点头就进去了,那人明显是来访者。我问他,“这座楼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作为公民,我无权进入中国的领地吗?”
        “没有,你根本没有权利。别在这儿跟我耍贫嘴。你这样的油嘴滑舌的主儿我见过多了。”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
        “你让我为持这个护照而感到羞耻。”我狠狠地回敬了一句。
        “那就拿一个带大鹰的蓝色护照嘛—好像你能似的。”
        孟先生又说,“我们不上楼去。前厅里有些椅子,我们可不可以在那里坐一两个小时?保证不出你的视线。”
        “不行,你们不能进去。”
        门廊里此时已经挤满了人,我俩无法交谈,所以尽管外面下着雨,还是出去了。我们穿过12大道,观望了一会儿陈列在哈得逊河上的“无畏号”航空母舰,然后拐进44街。那条街上有片建筑工地,一对移动厕所立在一个角落里。我们在附近找到一家车厢式饭馆,那里供应意大利餐点。孟先生要了带肉丸子的杂酱面,我则点了辣硬香肠比萨饼。他承认从未尝过意大利面条,虽然读美国的小说时他曾见过“通心粉”、“干制粉”、“线粉”和“扁粉”之类的词,知道那些都是意大利面条。我很高兴他喜欢他点的面,尤其是其中的番茄和外加的帕尔马干酪;对那些东西我的胃肠还都没适应。他告诉我,“这饭既实惠又健康。我能尝出橄榄油和罗勒的味道。”不过我无法分享他的热情,平时仍吃中餐。
        他继续说,“纽约真富有,连空气都肥肥的。”他举起喜力啤酒,喝了一大口。
        我们聊起来,主要是谈我的几位最近离开了中国的同学。接着他问我,“你在这里每月挣多少钱?”他的大鼻子抽搐了一下,笑容涌上他的窄脸。
        “他们按钟点付工钱,我每小时挣5美元40分。”
        他低头算了算。然后他抬起眼睛说,“哇,你比我在国内多挣20倍。不出几年你就会富得流油。”
        我默默地笑笑。他没考虑我在这里花销也大,还要付税。他很难想象我工作得多么辛苦。一个戴着桔红色围裙的硕壮的女服务员过来递给我们甜食单。我建议两人都来一份焦糖奶油干酪饼,他同意了。我喜欢甜食,对我来说这是美国食品中最好的部分。他小口地喝着咖啡,叹了声气。“洪帆,要是能像你一样,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我只是个学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但你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朝一日将成为真正的学者,不像我们这代人,在发展成型的年头都被政治运动给毁掉了。我们才真正是垮掉的一代呢。”
        “但你已经是教授了。”
        “那只是个名称而已。我有什么成就?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多少年都荒废了,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我想起他翻译的杰克.伦敦的故事,那本书是值得尊敬的成就,但我没提它。在某种程度上,我有些感动;母校的老师中很少有人会像他这样实实在在地对学生说话。干酪饼上来后,他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哥伦比亚大学见娜塔莉.西蒙教授。我不太情愿,怕又丢掉一下午的工时,但知道西蒙是治现代美国文学的著名学者,我就同意陪他去。我觉得能够再一次得到老板的许可。
        吃完饭后,我把孟先生送回到领事馆,保证第二天一点半再跟他见面。雨停了,云彩开始消散,但空气依然闷热,仿佛能摩擦你的皮肤。目送他进入那座前门之后,我转身走向地铁站。
        令人欣慰的是老板爽快地让我再休一下午,说他女儿是哥伦比亚大学中的巴纳德学院的毕业生,所以他赞赏我陪老师去访问那所学校。这些日子老板心情舒畅,因为女儿刚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我在领事馆外面见到孟先生时,他拎着一只背包式手提包。我想该不该接过来,但决定不那么做,怕里面装有贵重的东西。我们乘三号地铁去曼哈顿上城。
        哥大英文系很好找,西蒙教授的办公室开着门。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在屋里唯一的沙发上坐下;窗户又高又大,但屋内仍有点儿昏暗。她抱歉地挥挥手说,“对不起,这里乱糟糟的。”
        她比我预想的要年轻,还不到40岁,身材高挑,两眼炯炯,但她满脸雀斑,甚至胳膊上净是斑点。孟先生英语流利,虽然他最初学的是俄语,直到60年代初中苏反目时他才转学英语。他开始对西蒙教授谈起一部书目,其中准备收录所有已经翻译成汉语的美国文学作品,这是个国家的项目,由他负责。我默默地听着。“另外,”他说,“我们在写一部美国文学史,是大学课本。我将写两章。”
        “那太棒了,”她说,“我要是懂汉语就好了。看看中国学者怎样评论我们的文学,一定会很有趣。”
        我知道六七位教授在做那本书,他们不过是重复官方的论点和阐释,把一些小说和戏剧简述一番,拼成一本大杂烩。西蒙教授最好别懂汉语,不然一定会扫兴。她从写字台上拿起两本书,都是精装的,把它们放在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书,”她说,“希望你会喜欢。”上面的那本名叫《现代美国小说中的地貌景观》,但底下那本我看不清名字。
        孟先生摸摸书。“能给我签上名吗?”他问她。
        “已经签了。”
        “这些书很珍贵。谢谢。”
        让我惊异的是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棕色的绸面盒子,递给西蒙教授。他说,“这是一点儿小意思。”
        她高兴地打开盒子。一副人造象牙麻将出现了,在日光灯下清晰晶亮。“噢,这好极了。”尽管那么说,她好像困惑不解,下巴低垂,仿佛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咽不下去。
        “你会打麻将吗?”孟先生问。
        “我不会,但我婆婆和她的朋友们经常打。她退休了,这个送她正好。”
        我看着孟老师把那两本书放进包里,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渗进我口中。他却举止自然,好像他俩是老朋友。其实,他们以前只见过一面。
        我们没有久坐,因为西蒙教授三点钟有课。她说如果明年春季能加入美国的代表团,她就会愉快地重访南京。
        走出那幢前门立有巨大圆柱的楼房,我半开玩笑地对孟先生说,“这回来访你带了多少副麻将啊?”
        “六副,不过我也带了一些檀香扇。我只给重要的人送一副麻将。”
        他的语气十分认真,叫我不知道怎样说下去。他没有听反话的耳朵,不明白我对他跟娜塔莉.西蒙交换的礼物好难为情—差别太大了。在去校园前门的路上我沉默不语。他知道怎样回领事馆,说身上有张地图,天气又这么宜人,他要“遛遛腿”,于是我们就道了别,我自个儿下台阶进入地铁站。
        6月一晃就过去了。白天我运送布料和成衣,夜里研读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我以为孟先生随代表团去波士顿了。也许他已经在中西部。但一天晚上,我意外地接到了他的电话。
        “你在哪里?”我问。
        “还在纽约。”传来他柔和的声音。
        “你是说你没有随他们离开?”我震惊地明白过来他脱离了代表团。
        “对,我不想那么快就回去。”他平静地说。
        我愣愣无语,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我说,“孟先生,到了您那样的年纪,在这里生存很困难。”
        “我清楚。我爱人病了,我们需要钱来给她买药和送她住院。在国内我永远也挣不出那样的钱,所以我决定留下来。”
        我弄不清他是否说的是实话,但他太太确实身体不好。我说,“你可能再也无法回家了。”
        “我不在乎。人应该活得像鸟一样,不被人为的樊篱所束缚。我死后埋在哪里都没关系。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收留我几天。”
        我明白给他提供住处可能把我卷进他潜逃的案子中,但他曾是我的老师,我有义务帮助他。“好吧,欢迎你来。”我说。
        我给了他地址,告诉他怎样来这里。要跟别人同用我的小公寓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希望孟先生只是在这里落一下脚。两小时后,他拖着一只大旅行箱来了,还带着那个手提包。由于他没吃晚饭,我给他下了包方便面,加进两条鸡腿,两个鸡蛋,一把香菜。他非常喜欢这面条,说这是离开家以来所吃的最好的一顿饭。“比宴会上的洋饭好吃多了,”他告诉我。我问他这些日子待在哪里,他说跟一位朋友住在布朗克斯区,但那人要离开去纽约上州,去一家赌场工作,所以孟先生得另找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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