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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与赵元任

发布: 2016-9-09 07:28 | 作者: 丁子江



        在罗素访华期间,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又被誉为“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1892~1982)恐怕是风头最盛的场面人物。
        为了准备罗素来华讲学,在梁启超主导的讲学社中,由蒋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商定,结果选中了应清华之邀任教,但还未返回国内的赵元任。这位人物真乃一个多面的一代奇才,他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数学,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除主修外还兼读物理,另外还选修语言、哲学和音乐等。他说到:“我在美国的第五年和前四年颇有不同,主要的变更是改变我的主修课程,从数学转到哲学,我获得哲学研究奖学金”而进入哈佛大学,那时“罗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若伊思(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开始想到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Continuity: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论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时算是程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还有整个数学,如怀特海(Whitehead)和罗素所做过的,他们的杰作当然是《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惟我以及多数学生觉得在数学和哲学内外,其先驱,罗素著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远较可读。”赵元任就是以这篇论文获哲学博士头衔;这一期间,他还选修了心理学和科学史等。后来,他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作过物理教师。清华请他讲授数学,到校后加教英文,后又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定为讲授心理学和物理。赵元任对罗素的哲学和数学早有一定的研究,他提到:“我读了许多罗素的著作。我写一篇哲学论文,竟得了奖”。1914年7月10日,在读了罗素的《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cal Essays)》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极符合我的想法。”
        1920年8月19日,在南京的赵元任,从“三胡”,即胡敦复、胡明复及胡适处听说,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领导的进步党要他为即将访华的罗素作翻译,他们警告他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以达成其政治目标,并劝说不可让他们把他仅仅当作译员看待。赵元任同意小心行事,同时也欢迎有此机会会晤这位学者并为其任译员,因为罗素的著作对他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极大影响。蒋百里向清华校长金邦正借他做翻译,得到许可,因此,赵元任在清华没教几天书,就得南下去接罗素,于是便请朋友王赓在他离开清华期间,用他的讲义大纲代课。据赵元任晚年回忆,讲学社聘请他担当罗素的翻译,胡适却企图劝阻而警告他对梁启超要有所戒备。
        在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之前的1919年,对这个海归的新式才子读书人,有段个人生活的插曲使他伤得脑筋和费得时间,“比为罗素翻译要麻烦得多”,那就是他家在其双亲逝世后为其订的亲,即成了从未见过的江阴女孩陈仪庄(译音)的未婚夫。那一期间,赵元任为解除那个旧婚约须付两千元代价的事,成为人们的闲谈的话料。但因祸得福,令他诧异的是合于逻辑呢还是偶然呢?那晚他邂逅了“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学李贯中和杨步伟两位女医生,这二位在绒线胡同合开了一家“森仁医院”;这个院名有一个“典故”,原来她们一起学医的同学林贯虹早死,因三人各自的姓都属木部,三木故成“森”;但既然其中一人已去,仅剩两人,因而称“仁”,这便造就了“森仁医院”的名称。第二天,这两位医生请“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园吃饭,赵元任是住在“五哥”家里的客人,当然也在被请之列。赵元任在日记上说这两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开通,杨大夫也有个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个婚约被她解除了。这以后便成就了终生的鸳鸯好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赵元任幸福地回忆到:“全体人员饭后去到医院,被招待吃法式西点和美国巧克力糖。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则唱Annie Laurie歌。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华赶上八点钟课,可是没赶到,我的手表慢了一刻钟。此后我几乎每两天去森仁医院一次,到了9月25日我向两位大夫告别说,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我又去了。听到外面出了车祸找医生,我随着她们跑到大门,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时以后,每年在你们知道是谁的生日,我便买一盆菊花。”
        1920年10月13日赵元任看到“波多斯”(Porthos)号轮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罗素一定大驾已到。其实之前有个小意外,1920年10月12日,罗素等人抵达上海,起初无人接待,罗素说自己一直怀疑是一场闹剧,为了证明诚意,他还让中方预付了旅费,难道真有人用125英镑开一场玩笑?后来才弄明白是中国朋友将时间搞错了。第二天,赶到上海的赵元任终于见到罗素。在当天的日记里,赵元任记载说:罗素与自己从照片及描述中得到的印象极为吻合,但似乎显得更强壮,更高,仪态更为优雅。这以后,赵元任就几乎游刃有余地发挥了语言的天分、知识的功底以及哲学的造诣。由于他与罗素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易于结识后者。当天在上海,次日在吴淞有盛大的宴会和欢迎会。在欢迎会上,随同罗素来的多拉•勃拉克女士(Dora Black)也讲了话。欢迎词以及罗素和勃拉克的答词都由赵元任翻译,通常是讲完一段翻译一次。他发觉客气话极难翻,不过以后翻译学术演讲就比较容易,尤以事前他能看到讲演大纲的时更是如此。在上海短暂停留后,赵元任随罗素一行经杭州、南京、汉口、长沙,然后北上去北京,沿途尽遇各种趣事。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的时候,人们兴趣浓厚,有一千五百人挤不进讲堂,遗憾的是,那个年头没有有效的音响设备将讲词播放于场外。对语言格外有偏好的赵元任趁机演习方言;在杭州西子湖畔,他竟用杭州方言翻译罗素和勃拉克的讲词,杭州方言实际上是一种吴语,因曾为南宋(1127—1279)首都,也称临安,故带官话语汇。在去湖南长沙途中,在江永(S.S.Kiang Yung)船上,赵元任遇到了湖南赞助人之一的杨端六,他从后者那里学了一点湖南方言。10月26日晚,赵元任学了不到一周的湖南腔翻译了罗素的讲演;讲完后,一个学生上前询问:“你是哪县人?”很有意思,他误认这个翻译是不会讲官话的湖南人,实际上满拧,这个人是说一口好官话,而现学现卖湖南话的留洋大博士。赵元任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常常讲给亲友们听。第二天有几次集会和餐会,赵元任得的机会晤见蔡元培和比他年长的同乡吴稚晖。在湘督谭延闿请宴席上,他为谭翻译,杨端六则为罗素翻译。那晚月全蚀,罗素在讲词中特别提到两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锅和放爆竹,吓走试图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处决。可是杨端六只翻译他说的客气话,而未翻月蚀的事。 
        回到北京后,蒋百里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处四合院,赵元任居东厢房,罗素与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书房则在西厢房。在那个年头,别说未婚同居,就连青年男女见面都违逆传统(《自由结婚》小说是1900年代印行的),让赵元任惊讶的是,罗素和勃拉克小姐同进同出竟未引起什么议论。对此,罗素本人也有过一段难堪,这就是很难解释勃拉克的身份,中国人似乎都将她当作他的夫人,当得到否认之后,他们又为先前的误认而惶恐。不过罗素还是希望中国人将她当作他的夫人对待,结果他们在报纸上特别发了一个声明,并且后来果然对这位女士相当以礼相待。 校长金邦正同意将赵元任“借与”“讲学社”一年,于是他便从清华搬进城内。11月5日进步党领导人梁启超先生来访,那是赵元任第一次会晤这位著名学者和大人物,他回顾到,在1900年,每个月年轻人都引颈盼望阅读这位名人所主编的《新民丛报》。 
        在傅铜(1886~1970)教授的倡导下,北大发起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不定期的举办研讨会交流学习和研究罗素哲学思想的心得;罗素也参加了每周一次的英文研讨会以及每两周一次的中文研讨会。为了配合罗素的演讲活动,北大发行了《罗素季刊》,这个季刊与《北京大学日刊》一起成为了当时传播、介绍和研究罗素哲学思想的重要论坛。罗素回忆:“青年听众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们聆听演说时就像饥饿者面对盛宴一样。”  不过一位“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在参加了研究会的第一次研讨后就向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  不久,罗素也逐渐明白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要求并非是自己所想象的,“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 
        
        罗素与多拉与1920年10月31日到达北京后,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这是一个宽敞的四合院,罗素和多拉住在北上房,为罗素当翻译的赵元任住在东厢房,西厢房是书房。图为多拉在院子里为罗素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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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删除 引用 Guest  post at 2016-9-09 14:05:39
奇才趙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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