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有两支，一支在国内，一支在海外。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海外”的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较少，加之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对“传统”的认知度要明显高于“国内”，所以说，在此情况下，存活于“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反而比“国内”的可能更为纯正些或地道些。近期笔者到美国几所大学访学，顺便去耶鲁大学东亚系拜访了《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的作者苏炜先生。张充和，为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小妹，是书法、昆曲、诗词诸般传统艺术的大家，被坊间称为“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苏先生是张充和先生的耶鲁晚辈和居所近邻，也是她的“最后入室弟子”。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内（2007-2011），苏炜先生不但听充和老人“讲故事”，而且还跟随着她学诗习字，听曲品茗，亲眼见证了这位“世纪老人”的最后生活。本文就张充和先生的一些问题以及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等事宜，走访了苏炜先生。以下是本文作者姜玉琴与苏炜先生的对话。
姜: 在来美国之前，我读到了您的《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一书。这本书，正如您自己在书中后记所说，没有“大时代”、“大史诗”，有的只是那种“细雨润土、落红护花般的暖意抚慰”、“醇酒散发出来的袅袅馨香”。我想问是：什么东西促使您对张充和这样一位游离于时代之外的人物感兴趣？
苏：先说说我读到这个访谈题目时的第一个直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我当时——很短的一瞬间，心里对“海外”这个字眼打了一个突，随即，又对自己这个“心里打突”犯起疑惑来：——为什么你会对“海外”字眼敏感呢？你的“打突”其来何自？
细细想来，我们这一辈中国人（“大陆人”？），都是在“内外有别”的立身环境、思考和言说氛围里长大的。“内”与“外”，正如“中”与“西”，以至于“好”与“坏”、“忠”与“奸”等等“二元对立”的概念一样，是截然两分的，甚至是互相对立，水火不容的。但经历过这么些年来去国、海归再去国，远离、回归再远离的诸般行旅，人世沧桑，白云苍狗，昨日还在杭州西湖边品茗而今晨已在耶鲁讲台上授课，刚刚才和死党发小在微信里纵论国是争得脸红耳赤，转眼又在洋学生敲开门的倾诉里静聆他母亲罹癌骤逝的哀痛……数十年间这种时空感觉的平行、混杂、错置，我发现对自己看问题、说事情的方式（或称“立场”？）产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影响。比如“内”与“外”这种界限，就在自己“究竟算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么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疑惑中变得模糊起来；同时又在“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以及“自媒体”、“微信群”等等这样一些时空被极大缩短缩小的“场域”里，淹压成一大片。 ——“地球是平的”。不光谈论政经问题时如此，思考最需要分辨其地域性、特殊性的文化现象时，好像也是同样如此，或者，更是如此。我记得，年逾百岁的周有光先生曾有“我们中国人，很习惯于‘站在中国看世界’，却很少有‘站在世界看中国’的颖悟和视野” （大意）之语，这真是沧桑历尽、兴亡看透的悟道之见，得道之言。我想，“站在世界看中国”，首先，恐怕就要打掉那个囿于“内”与“外”的意识藩篱吧？您到访耶鲁后，特意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题目放在“海外”的角度来谈，恐怕，也有这么一番“站在世界看中国”的苦心吧？
梳理下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海外”之敏感，因由竟很多很多。比如，其一，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站在“内”或“外”的视角立场去谈论一个具体论题的习惯了——回到事情本身，就事论事，“就问题说问题，”“为学术而学术”，正如“中国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一如“数学问题”、“真理问题”等等一样），就具体政经、社会课题而言，其实是没有一个“海外的” 与“国内的”“中国问题”之别的，一切都必须回到问题的内在构成逻辑本身。谈论“中国传统文化”也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她的历史沿革、内涵特质等等早已有其业已定型的、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其实也是无分“海外”与“域内”的。我想了想，说白了，我之感到“海外”二字的突兀，是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中国文化中人”，本身就“在内”，不愿意被“见外”罢了。
其二呢，在另一方面，恰恰就是在谈论“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的时候，她的时空的地域性是最为强烈的，放在全球文化背景之下，其文明特征的“同”与“异”也因之愈加分明，也就是最能分出“内”与“外”的，这，或又正是你的访谈中开篇明义点出“海外”——从“海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
这么说来，上述两点：“内”与“外”——自己本身就“在内”，张充和更身在、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内；中国传统文化于张充和就是一种如同空气、血液一般的自然存在，其无分“中外”、“新旧”、“左右”等等人为的界限因而呈现出一种既游离又进入、既融合又超越——超越时代潮流、国界藩篱和政治鸿沟的超越性，这，正是“张充和”的价值之所在。同时，从一种更广阔的视野看，张充和的身处中华文明的原乡本土“之外”，她一生的行止风范，却更愈加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绝代风华——可以说，这，正是也是我们今天谈论张充和的意义所在，也是我作为她的耶鲁晚辈，一直以来都敬重和关注这位世纪老人的地方。
当然，我一再说过，张充和的特质就是云淡风轻，我与张充和老人的交往主要是一种忘年的缘分，其实在日常的来往中，我们很少去谈论这些“中西”、“内外”之类的大话题，更不会刻意去探求其中的意味；写字拍曲、琴棋书画这些雅事，在她老人家那里，是和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如今老人仙逝了，反而那些本来显得很渺远很刻意的“价值”、“传承”等等沉重话题，就更加凸显出来了。
姜：最近这几年诸如“民国风”、“民国范”之类的词很走俏，您花费多年心血关注和书写张充和，是受到了这种风潮的影响吗？
苏：这里面，几乎算一桩小小的“文字公案”呢。《天涯晚笛》2012年先出了一个香港繁体字版，我写了一篇详述本事与心境的后记。2013年夏天，广西师大出版社要出简体字版，在我考虑是否要再写一个简体版后记时，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不把张充和直接与近时的热点话题“民国风”、“民国范”相挂钩呢？这样更有话题性，更容易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2011年是辛亥百年祭，我当然是早就注意过这个曾经很热门的“民国风”、“民国范”话题的；也理解在这样一个很难作严格学术界定的泛文化概念后面，实在寄蕴着太多迥异的文化寄托和社会关怀。不错，张充和是民国时代成长和成才的，她常被坊间称为“民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才女”，也都说明她本身确是“民国风”、“民国范”（如果可以把这样的“风”与“范”具体明晰化的话）的一个鲜明代表。但是，当我打开荧屏文档，真正想把我所熟悉、了解的张充和先生，置放于“民国风”、“民国范”这样的“热点”话题的背景之上时，我马上感觉到了逼仄——这是把“张充和”狭窄化、单一化甚至流俗化了。张充和从小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她的叔祖母为她单独请的私塾老师是吴昌硕的大弟子、考古学家朱谟钦先生，她是真正从传统典籍的断句点逗、辞意辨识，开始她的长达七八年的完整的国学教育的；她的跨世纪亦跨两大洋的人生历练，不急不缓、明月清风地始终把书法、昆曲、诗词这样的“纯中国风”融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行止之中。——“民国风”、“民国范”的概念显得太狭小了，它“包”不住、“盛”不下“张充和”，与其说张充和身上是“民国风”、“民国范”的呈现，毋宁说，她呈现的，是“国风”——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积累所造就的传统中国文人文化，也即所谓“雅文化”的绝代风华吧。所以，我最后决定不以“民国风”、“民国范”落题去写这篇“应时”的后记，自然更不打算去凑任何市场热点的热闹。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我也一再强调：仅仅以“民国风”、“民国范”去谈论张充和是不恰当的，更是远远不够的。以我对张充和老人的了解，毕其一生，她最是要回避的就是那些划线站队式的“大词儿”，最厌倦的就是各种“贴标签”、“喊口号”的处事行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人文化、“雅文化”等等，于她从来都不是外在的东西，那就是她生命里程的本身，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且，是传统中国文人文化中最美好、最蕴藉的部分，都自然而然地保留在这样一位世纪老人身上了。这也是我敬重和珍视“张充和”的缘由所在。
这两天在微信群的朋友圈里，读到梁启超的一段话，很是触动我心，我来不及查询它的真伪和出处（哪怕是以讹传讹，此语也是精警的），特录于下：“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份家业，我们自当好好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么，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