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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布: 2012-7-26 18:59 | 作者: 鲁鸣



        “3”。这是法大医药公司的孟让2007年的年终评估分数。
        大老板在发奖金之前,把小老板评估的年终评估报告递给孟让。
        看到自己工作表现“1”到“5”的分数里再次得了和去年同样的“3”时,孟让心里微微不快。“1”是非常出色,“5”代表最差。“3”意味着中等。
        孟让没把不快表露出来。大老板和小老板感谢她这一年的功劳。她像往年一样礼貌地客气了一番,这是她的一贯做法。
        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孟让把那不快给忘了。奖金加上年收入递增,超过17%。在美国经济如此困境和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她满足了。
        孟让在法大医药公司做研究已有九年,任资深科学家(senior scientist)。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能在这家全世界有名的大公司干这么久。当初美国经济好,她五年内跳了三次槽。现在自己已近五十岁,工资过了六位数,她不想再换工作。
        其实,不知道孟让年龄的人都以为她只有三十多岁。亚裔人面相,看起来年轻。凭她在医药行业的丰富经验,再要找工作不是难事。像她这样的化学博士和工龄,新僱主通常要求做高级主管,至少当个小老板。但孟让认为,英文不是自己母语,又不会搞办公室政治,狠不下心来,不适合做“官”;如果再跳槽去做同样级别的工作,重新适应新环境,没多大意思。如果裁员,那是别无选择,至少自己不会主动离开公司。
        第二天上班,小老板走到孟让的办公桌。「让,妳对奖金和年收入递增满意吗?」
        孟让没有正面回答。加上奖金,她年收入递增超过17%,但年薪递增只有3%,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率。去年公司亏损,裁员了一批人,今年还要再裁。小老板在公司工作了十五年,一直做同样的研究,技术面很窄,不易跳槽;他想在公司内部换工作,但没人要他。倒是有一个部门去年本想要孟让,可是因为孟让工作表现被评为“3”,对方放弃了要她。
        孟让想到这些,情不自禁对小老板说:「你又给我一个“3”,这表明我这一年没有进步。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没想到,小老板反而装傻:「我给妳“3”吗?」说完,便走到他自己的办公桌把抽屉打开,拿出给孟让评估的报告复印件看了一眼,似乎他把评语写错了。
        怎么可能写错呢?小老板只管她一个人,况且评估报告里不仅全面表现是“3”,而且许多具体评估也是“3”。
        小老板类似表演的搪塞,触动了孟让内心深处,让她伤感起来。小老板是印度人,来美国很久了,平时两人关系不错,有时孟让还会把自己家里的事跟他聊聊,询问他的高见。去年公司宣布裁员后,小老板多次提醒她找新工作。
        孟让想,虽然小老板也在公司内部找工作,但是如果自己走了,除非研究项目被停止,小老板的工作不是相对保险了吗?前不久,小老板提出:「让,我们研究的这个项目属于最前瞻的,离生产和营利还远着呢。公司现在不景气,如果妳同意的话,我在大老板面前说说,让他替妳在公司里另安排一个工作。」孟让没同意,大老板不知道自己具体干活的重轻,会误以为自己太闲了呢。实际上,她和小老板的研究,大多都是她干的。小老板经常没事干,上网打发时间,其长处是英语比她好。
        发奖金时,大老板当着小老板和孟让的面表示,他们不会被裁。回到办公室,小老板立刻说,这下我们总算安全了。显然,他事先不知道这事。他再次给她一个“3”是为了他自己明哲保身。
        孟让安慰自己,没什么大不了,人都是自私的。小老板以后也不会对她怎样,因为要靠她多干活;她觉得自己可以不在乎这事。父母之所以给她取名叫“让”,就是希望她为人处世尽量忍让。
        世上的事有时就是这样,你越不想它,它越来找你。第三天孟让下班临走时,发现小老板忘记把其电脑关了,抽屉也没关,可他人已走了。这违反公司保密安全政策,若被保安人员看到,要从她和小老板的预算里罚款。
        孟让便走过去把小老板的电脑关了。当她正要关抽屉时,看到小老板自己的年终评估报告躺在里面。她心怦怦跳了起来,毫不犹豫地拿起小老板的年终评估报告,这时她发现小老板的2007年报税W2表也在里面。早上秘书把W2表发给每个人。小老板上班从不带包,一定是看完后往抽屉一塞,下班时给忘了。
        大老板给小老板的评估是“2”。W2表上的工资额则使孟让非常意外──小老板的年薪居然比她多七万!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看了好几遍。没错。
        回家的路上,孟让无法平静下来。一进家门,马上对丈夫诉苦:「真没想到,小老板的年薪比我多七万美元!我太亏了。」她把知道小老板年薪的来由告诉丈夫。
        「他是妳老板,理所当然比妳高嘛。」丈夫耸耸肩,不以为然。
        「那也不高出这么多!我还以为他比我多个两三万。我想,他这么多年没跳槽,在本公司加薪是有限的。」
        丈夫提醒她:「妳忘了,当年妳进这家公司时自己要薪八万五。年薪只能在这基础上递增,除非妳换一家公司。」
        「说来也是。」
        法大公司聘请她时,孟让比原工资多要了一万。小老板是她的第二任老板。他曾跟她说过:「妳当初进公司工资要求得太低。」
        可是,孟让从没想到两人工资差距会这么大。
        夜里醒来和白天,孟让情不自禁会想起这事;做梦也跟它有关。她很清楚,这事已成了自己的心理障碍,一定要把它释放出去。同一部门另一项目高级主管彼得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是基督徒。孟让信得过他,找他私下谈了这事。
        彼得听了后,并不惊诧:「一个部门里不可能人人都拿“2”,而“1”几乎没人能拿到;那么就必须有些人拿“3”。妳可能不知道,妳小老板也许没有权力最后决定妳是“3”或“2”。而且,这涉及到年薪的递增。拿到“2”的人的递增要比拿到“3”的多。递增不能超过部门预算,也就是说妳递增多了就意味着别人就递增得少。」
        孟让这下明白了,自己不过是办公室政治的牺牲品。美国公司里人际关系虽然比中国可能要简单些,但同样有其游戏规则,所以英文里常听到这样的话“You have to be on the top of game”或者“know how to play games”;否则若仅凭工作表现,她怎么也比小老板好。小老板和大老板接触机会多,自己受管于小老板,理所当然不可能小老板拿“3”而自己拿“2”。
        「那我怎么办?永远都拿“3”吗?」孟让沮丧地问。她心里其实并不是那么很在乎“2”或“3”;而是对小老板舒舒服服拿比自己高出这么多的工资,心理不平衡。当然,她不能把这心理不平衡告诉彼得。
        彼得直接了当:「好可以要求多干一些活。妳工作责任多了,就好说话了。我很忙,如果妳愿意,有空时可帮助我干一些活。到时我跟大老板说,他不得不考虑妳对我的项目的贡献。」
        孟让答应了彼得。既然跟他谈了,就照他说的去做。再说,彼得的项目和自己的研究不同,可多学点东西,万一真得想再跳槽,有利。
        孟让把和彼得谈的内容告诉了丈夫。丈夫没听完,就有点火了:「瞧妳这书呆子!反而要干更多的活。女儿正在报考大学,儿子刚上高一,都是关键时刻。妳不是自找苦吃吗?活多了,妳下班就可能晚。就算给你加到十五万,收入税率随之提高,拿回家也不过多一两万,妳何苦呢?」
        丈夫说得有道理。为了那一、两万,在眼下孩子关键时刻实在是不值得。然而,已经答应了彼得,再推托,也不好。她拿定主意,等把彼得项目里的技术一学到手,就以太忙而无精力心思去关照孩子而推掉。
        孟让过去的同事约翰,在另一家有名的医药公司当高级主管,得知法大公司裁员,乘机想挖几个高手过去。他打电话来,问孟让是否有意跳槽。约翰一直很欣赏孟让,便鼓动她去面试,职位相当于孟让的小老板职位──项目经理。
        孟让请了一天休假去面试。大半天下来,所有面试她的高级主管都比她年轻,技术却显然不如她。如果她跳槽过去,很多技术上的活都得靠她干和把关;这意味着她将很累。她心里很矛盾。虽然,现在工资比小老板少得多,但她对工作熟门熟路,没有任何压力。想来想去,孟让决定还是不去。
        她给约翰打电话过去,实话实说。约翰表示理解,交代她:「若妳知道那位高手有兴趣来我们公司,请推荐。」
        过了几个星期,孟让在新泽西出席医药年会,碰到一个华人安妮,两人很谈得来。安妮是生物博士,刚毕业半年多,在新泽西一家医药公司工作,想跳槽。孟让想起约翰的交代,便对安妮说:「我知道有家公司在寻找高手,可惜妳工作只有半年多。不过,妳是博士,有新知识和新技术,也许他们会要妳。」
        安妮了解约翰所在的那家公司,很高兴:「太好了!那家公司目前在中国也有分公司。妳可帮我好好推荐。」说完,递上一份履历表给孟让。
        孟让看完履历表,认真地说:「妳经验是少了一点。刚工作才半年多就跳槽,容易被人怀疑妳在公司混不下去,或别的什么不良因素。」
        安妮叹气:「我在公司干得不错。老板很喜欢我。然而,我的年薪太低了!才六万美元。我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当时他们僱我时问我要年薪多少,我想自己没有博士后工作经验,五万就行了,比我读博士时一万五千美元的助研金强多了。」
        「博士怎么可能才要五万?」
        「因为我所有已工作的同学都告诉我,没有博士后经验,只有生物博士学位很难找到工作。而博士后年薪最多三万五﹐有些只有二万多。我不想做博士后,不如在公司干得好而升职或跳槽。进公司后,我半年里把该掌握的东西都掌握了,我老板夸我很棒。这次年薪递增,她给我加了20%。这是我们公司给僱员最大的年薪递增。可最近有一个职业猎头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工作年薪九万,问我感不感兴趣。我一听,马上晕了!怎么会不想去。可惜那边公司没叫我去面试,嫌我工作不久。」
        听安妮叙述,孟让想到了自己的“3”和小老板的工资差距。她一下子明白了道理,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不是笑妳,我笑自己。我当初犯了和妳一样的错误,进公司时自己要求工资太低。很多移民都会犯这毛病,不能理直气壮地按自己的水平要求年薪。与其说有种族歧视,不如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缺乏竞争的自信,觉得自己是移民,英语再好也不如土生土长的,进一家有名的大公司有一份好工作就很不错了。结果,一辈子吃亏。」
        安妮露出不服气的表情。她喝了一口手中的饮料,沉思地说:「其实,在那里都有歧视。我们华人本身种族歧视就很厉害,大城市的人歧视小城市里的人,城里人歧视乡下人,很多人互相歧视。而且,我们非常瞧不起黑人。我们反歧视要从自己做起,更不能歧视自己。」
        两人越聊越起劲。孟让说:「我当初面试法大时,觉得能进法大任资深科学家就已很满足了,怕年薪要求高而被拒绝。否则,现在可以像我小老板那样拿高薪。前不久我也去面试了一份工作,可我没去。」
        「为什么?」
        「对方要我担当很多活,虽然年薪会增加,但太辛苦了,不值得。我都快五十岁了,还是轻松一点,保命更重要。如果不和旁人比较,我们内心本来已满足了。」
        孟让把自己连续两年工作表现被评为“3”告诉安妮,将散发往后扎成一把,语气缓慢,似乎在总结自己:「“3”也就罢了,我和小老板的奖金百分比大不了相差10%。最重要的是我和他年薪差距太大。如果我三十多、四十岁,我一定争取当高级主管;不能因为自己母语不是英文和办公室政治就甘于原地踏步。不然,只有接受老板的差使和评估,心平气和地工作。」
        安妮像一位选美考官,盯着孟让看了好一会。「妳一点不显老,看上去不到四十岁。」
        孟让摇摇头:「那是外在的,我自己心里有数。精力大大不如从前,睡觉也不像年轻时倒下就睡着了,上班有时会身不由己打瞌睡。」
        安妮很坚定地说:「因此我要趁年轻,多换几家公司,提高年薪。」
        孟让点点头,很理解安妮:「我帮妳跟我过去的同事说说,把妳的履历表转给他。他们不要妳,也没关系,权当你目前在做博士后。再过一两年换工作时,妳一定要开价十万以上的年薪。如果同样用“1”到“5”来代表年薪的高低,若拿不到“1”,至少要拿“2”,绝不能拿“3”。」
        安妮接到约翰所在公司要她去面试的通知。两次面试后,她被僱佣了,年薪居然十万!她收到僱佣信后,立刻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孟让:「真出我意外。他们问我现在拿多少年薪,我没直说,就说你们根据我的水平按市场价付吧。他们又问我要多少年薪才满意,我说十万美元。我以为他们回讨价还价,没想到还真给了。我太高兴了!」安妮连声谢谢孟让的推荐。
        孟让替安妮高兴:「太好了,他们没嫌弃妳工作时间不长。妳的面试一定很出色,说明妳很聪明;说明妳正是他们急需的人。看来,只要有本事,只要争取,不仅可以得到“2”,而且可以拿到“1”而不是“3”。」孟让一边聊,一边用笔在电话记录本不停地写“3”,然后在“3”的上面打个“X”,心里略有不平。自己当初进法大时已工作了五年,起薪才八万五;安妮工作不到一年,就拿十万年薪了。
        放下电话,孟让才意识到自己已在纸上,涂鸦了满满一页打有“X”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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