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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我最重要的写作资源

发布: 2008-8-01 07:33 | 作者: 阎连科



京城某某高校的副教授杨科拎着研究《诗经》的书稿回家,一进门撞见自己的老婆正和副校长坦诚相见,他却跪下了。不久他成了抗击沙尘暴的英雄,却被校领导举手表决送进了精神病院。接下来是漫长的出逃,逃回老家,逃到“诗经古城”,几乎逃至《风雅颂》这部小说之外。

阎连科,某某禁书的作者,某某文学奖的得主,被荒诞地封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一个河南汉子,一个令很多人不舒服的作家,无尽地焦虑着,有限地放肆着。


风雅·错乱

○木叶:小说《风雅颂》出版时和杂志上发表的版本有所不同,一个例子就是“无名湖”变成了“荷湖”,这可能是迫于压力,如被指影射、诋毁北大,文本还有什么变化?

■阎连科:其他基本上没变化。“清燕大学”“华夏大学”“无名湖”,我不会想这些名字和哪个学校有什么关系,就像小说里的主人翁名叫杨科,那就一定是指阎连科吗?“荷塘月色”是在清华,清华也有文科……北大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我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个荒诞比我故事本身更加荒诞。

○木叶:前天罗岗说,当批评者首先以“真实性”来衡量《风雅颂》这部作品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在艺术标准上退而求其次了,这是否在贬低小说的艺术性?

■阎连科:我想他们不是在降低小说艺术性的标准,是完全降低评论的标准、理论的标准。小说写作完毕时,也曾料到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我没想到,是如此表层的争议。比如,我原想大家会争论你写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杨科这样吗”或者说你抓没抓住知识分子的灵魂和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的根本“诟病”是什么等……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真实观,走进“真实”是有一个自己的渠道的。从这个角度去说,那么,我阎连科看到的真实,它是极其荒诞的、荒谬的。比如说,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就非常简单,就是如下一句话:“学富五车,无以所用;面对现实,无奈、无能,无力,无用。”我确实是这样理解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而且也就这样表达了。就这一点和我争论,我会非常理直气壮地去辩论、去回应,但恰恰这一点,没有人探问和谈论。

○木叶:我来讲讲这个主人公杨科,他是研究《诗经》的副教授,小说本身也是以《诗经》结构的。杨科认为《诗经》是中国的《圣经》。中国文化还有《楚辞》等多种文化源头,把《诗经》作为整个中国的《圣经》,可能是欠周全的。我为什么这么问,就是因为这个小说原来叫“回家”,当然,回家概括不了全部。

■阎连科:你也可以把它仅仅理解为那就是主人公的一句心底的语言而已。毫无疑问《诗经》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圣经》,也不是所有读者的《圣经》,但对杨科来说,那就是杨科的《圣经》了。

○木叶:杨科写好专著《风雅之颂》,兴冲冲回到家却见到妻子赵茹萍和副校长李广智偷情。面对白花花的身子,他竟咣叽就跪在那儿了,还说是我思想不解放,求你们下不为例。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现实中多吗?

■阎连科:我说的“无能、无用、无奈、无力”,这样的学者肯定不多,但是我坚信,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有100种人性的元素,一定有1种或10种是和杨科身上人性的弱点一样的。杨科是文学中的“这一个”,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一个”,他是由一千个一万个知识分子一点一点组成的。这个人物提供一个写作者对知识分子整体的思考或评价。或者说是批判和讽刺也行,但不能不看到,写作者对他的理解、同情和爱。

○木叶:如果把校长看作一种权力象征的话,有些学者是会下跪的。

■阎连科:为什么不把他看成一个权力的象征呢?小说的中间部分,当时的校长说:“同意杨科有精神病的举手”。大家一举手,杨科就进神经病院了,这才演绎出后边荒诞的故事。可见权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权力是体制的权力,也包括学术、学霸的权力,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一定有学者决不会下跪于权力,可你要知道,也一定有学者要下跪于权力。而且后者更多,比比皆是。

○木叶:其实我看小说的时候,隐隐期待杨科和副校长李广智之间有一种对峙,激化,但我感觉杨科一直在退,而李广智一直在往高处走,后来变成校长。这个有点遗憾。

■阎连科:在现实中,每一个人都没办法和权力对峙,面对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强大的权力,其实谁都无能为力。

○木叶:副校长扶正之后,身边还是这个女的(杨科的妻子赵茹萍),等于是不离不弃,但是我觉得如果刚开始是一种苟且,后来走到一起的例子不会很多吧?

■阎连科:这个很多。真正不去滥情的是那些上层的领导们(笑)。领导是最容易出轨的,领导也是最容易忠于爱情的。因为领导人到了一定层次是不能乱来的,明白我这个意思吧?为什么这么多省委书记、腐败分子,到了部一级、省一级,满天下里面女人好像都是他的,但结果他只能和他的保姆或什么人来往,这是极其荒诞的,但也是政治、仕途使然。对于仕途中人,某种爱情只能如此忠于罢了,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木叶:杨科和老家的玲珍,也就是自己的初恋,订了亲,但他进城后就放弃了她。后来他又去找她,这是否暗示了知识分子在城市的落寞?

■阎连科:如果说从女性这个角度,玲珍远比赵茹萍值得探讨。开始我们看到她和他是以农村的方式订亲的。但是杨科进城后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个事打住了,分手了,各奔前程了。可是,当这个男主人公的家庭和事业等等急转直下之后,因为种种原由,他又开始思念她。经历二十年时间,这个人还叫玲珍,却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不仅青春不再了,心灵也不再了。这个人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人”,是我写作的很大的一个动力。这一点,我没有作任何的交代,在读者那里留下了一个玲珍变化的黑洞和空白。这一点,是我塑造这个人物时的尝试。

○木叶:留白。

■阎连科:对,叫“留白”。我的说法是小说中有无数的“黑洞”。究竟她和那个吴胖子什么关系,她怎么富裕起来的……无论爱情或性,这中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就这么“留白”过去了。这些非常小的地方,有的读者可能不在意,但是作者可能非常非常在意。小说开篇很多对话完全不是问什么答什么,比如杨科给妻子跪下来后,赵茹萍跟他说,你起来吧,美元和人民币兑换如何如何,明天吃饺子什么什么……就这样一些,包括我说的举手表决这些局部细微的东西,这才是我写作的一种内在的动力。

○木叶:这些不确定体现暧昧性,有一种间离的效果。荒谬是和很多偶然纠结在一起的。最后这个女的死得其实……

■阎连科:莫名其妙。我也特别期盼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

○木叶:但是感觉这个女性还是被“安排”在这里,她的命运没有主动的生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阎连科: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恰恰像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没有主动生长的可能。好像你很主动,但是你所有的主动也都是一种被动。为什么富起来,为什么穷下去,都有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之后都有说不清的东西。今天的社会表面上非常有秩序,但是秩序的背后有无数黑洞的存在,你无法掌控它。当然,也可以把这种尝试看做写作的“放肆”,我经常说,非常希望自己的小说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是我非常想追求的一种状态,这也就是一种“放肆”的境界。

○木叶:玲珍有一个女儿叫小敏。杨科喜欢玲珍,后来又喜欢她女儿,这个东西其实是俗套,但是这个俗套在你的小说里也是值得深挖下去的。

■阎连科:我觉得,当我们说到爱说到性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难逃俗套,难逃世俗,但是透过这种俗套和世俗,你又(可能)写出来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或者你在写作方式上得到什么东西。这样一个爱情转移到玲珍的女儿身上的时候,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是在俗套里边,你获得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比如,她老在说“我18岁了,我已经18周岁了”,这就告诉了读者和杨科,好像他随时就可以和她如何如何了。然而,最终她却突然嫁人了。

○木叶:最极端的就是杨科把这个小敏的丈夫(没什么文化的李木匠),掐倒在新婚之夜。结局其实也是留白,开放性的,死和活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杨科又要逃了。

■阎连科:人物走到这步他必须是要这样做。这部小说,其实是杨科的一部“精神错乱史”。

○木叶:不得不。我的意思是想作一个对比,他的老婆被人家白花花地放在床上,他跪下去了;那么他的初恋情人的女儿大喜的日子,他怎么会有这种举动?一个是面对威权,一个是面对弱势。到底是知识分子看不起这个没什么文化的新郎,还是说自己的爱情已被亵渎过一次了,不想再被亵渎?说得更简单些,是一种本能?

■阎连科:应该是有些本能。虽说这个人某种程度上有点阿Q一样,但他面对的是另一个弱者。他面对一个比他强势的人,就没有那种表现了。我想这就是人物内心的复杂,他甚至有那种面对弱者的强,面对强者的弱。再一个,反过来说,他对知识分子的那种积怨,最终也可能会由这一点爆发,落在一个弱势的农民身上。

○木叶:天堂街那12个小女孩,应该是妓女,但是和知识分子比,她们有一种在泥土里边的光辉。不过终篇看下来,我觉得好像作者没想树立一个真正的正面形象。

■阎连科:在我所有的小说里边,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我就是想让人物更真实一点,尤其重要的,我让人物更复杂一点。面对这12个小姐,在这种堕落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杨科他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坚守。我觉得他这一点点坚守,和12个女孩的美与善良,是相呼应的,是小说黑暗中的光明。

○木叶:杨科这是被迫的高洁,羞涩的高洁。最后在诗经古城里边他也是退而求其次,不主动去找这种男女之欢了。

■阎连科:这个小说改得太多太多了,不断有出版社要求你改。且不说哪个结尾好,但在最初的故事结尾中,是一堆知识分子来到了诗经古城,有一堆小姐也来了,那就更荒诞,杨科说我们都是在现实中连撒尿都不敢撒的人……就说我们今天就都放肆地撒尿吧,男的看谁尿得高,女的看谁尿得远……这么混杂的生活。当然现在变成了抓阄决定哪个女的跟哪个教授睡,杨科在这儿是退而求其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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