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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索爾仁尼琴研究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10-29 16:56:44 / 个人分类：寄廬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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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6: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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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品研究
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種類繁多，且一些重要作品都有了中譯本。由於對它們的介紹和評價角度及側重點不一，為了方便起見，這裏按照題材把索氏作品分為兩類，即勞改營文學和其他非勞改營文學。與之相對應，我們將從三個方面對索氏作品的研究狀況加以綜述：（一）關於勞改營文學，（二）關於其他非勞改營文學，（三）關於索氏作品的傳承和創新。
（一）關於勞改營文學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文學中出現了以小說為主的“勞改營文學”，一種以帕·菲·尼林為代表（其作品有中篇小說《試用期》和《殘酷》等），認為“冤案是在正義的鬥爭中由少數人造成的偏差”，情有可原；一種以索爾仁尼琴為代表，認為“冤案不是偏差，而是史達林暴政的必然產物”，罪不可恕1。前一種傾向中有代表性的作品還有季亞科夫的《經歷過的事》、舍列斯特的《科雷馬劄記》等，這些作品雖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寫成，但立場與索氏不同，它們一般不籠統地把勞改犯都寫成無辜的受害者，也不把勞改營的管理人員都寫成喪失人性的兇神惡煞[ii]。而索氏的勞改營文學，則由於其鮮明的政治性和強烈的暴露性，受到我國一些學者的指責。張捷引述庫尼亞耶夫語，說索氏這類作品有明顯的、表面的政治色彩，成為政治諷刺作品，因而創作題材狹窄，寫法單一[iii]。李發元說“這裏無產階級專政被寫得陰森黑暗，犯人受盡種種非人的折磨”，“流露出對社會主義事業悲觀絕望的情緒”[iv]。徐家榮也說《古拉格群島》“淋漓盡致地暴露了集中營的殘酷和非人道”[v]。張冰說索氏作品“將整個社會與勞改營加以類比，譴責社會的無法制和對法制的踐踏，其中極端之作顯然是對社會制度的根本否定”[vi]。另一些學者則給予不同程度的肯定，可參閱以下對具體作品的分析。
1、《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一篇文藝作品的發表，甚至需要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首肯，這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也是極不正常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以下簡稱《一天》）“有幸”享受到了這樣的待遇：在赫魯雪夫的直接干預下，《一天》迅速發表，而此前它在《新世界》編輯部裏“坐守”將近一年。小說甫一問世，西蒙諾夫、巴克蘭諾夫、《十月》前主編迪姆希茨、評論家克魯什尼科夫、《新世界》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都給予好評；另一方面，謝爾戈萬采夫、恰普恰霍夫等則給予嚴厲批評。毀譽分明，這幾乎是索氏作品在本國的共同命運。
在中國，這篇作品也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接受過程。1980年代研究蘇聯文學的學者在他們的文章中提到《一天》時一般只涉及它的思想傾向的反動性：孟慶樞《蘇聯當代文學述評》認為《一天》是“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作品”[vii]；黎明《論“解凍文學”與“傷痕文學”的差異性》在比較《一天》和叢維熙的《大牆下的白玉蘭》時，指出前者“表現出作者對現實生活全面否定的情緒”，而後者沒有前者“那種灰暗情緒與找不到出路的絕望”[viii]；譚得伶《當代蘇聯文學概況》說《一天》是“以個人的不幸遭遇來控訴社會，攻擊社會主義”[ix]。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開始在一個更加理性的層面探討《一天》的得失。吳澤霖的看法比較公允，也較有代表性，他認為，《一天》“還只是對蘇聯整個確實存在的龐大的集中營現象的揭露，並未表現出對蘇聯整個的社會制度的攻擊和否定”[x]。關於小說的主題，有以下幾種觀點。許賢緒認為是“好人受難”[xi]，無辜的政治犯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判刑。施秀娟在《融古典與現代於一爐——試析索爾仁尼琴創作中的繼承與創新》中認為“作者對蘇聯肅反擴大化的作法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小說抨擊了殘酷的看守制度，鞭撻了兇狠的管理人員，對蒙冤的舒霍夫及其難友表示同情[xii]。李輝凡、張捷認為是“反對個人崇拜”，“在蘇聯的社會制度下，人們的人身自由和生活權利毫無保障”[xiii]。其實，小說中曾直接提及反專制，一個代號為X－123的犯人說：“尤其是那極為可憎的政治思想——為暴君的專制統治辯護”，而藝術家迎合暴君的口味則是“在按狗的旨意行事”[xiv]。董曉認為小說“表達了史達林個人迷信時期的痛苦與黑暗的本質”，“體現了高度的人道主義思想”[xv]，這種人道主義體現在作者揭示了勞改營裏犯人的自由被剝奪、尊嚴遭踐踏的嚴重程度以及對犯人的極不信任而造成的痛苦與不幸。瑞典皇家學院常務秘書卡·基耶羅在《授獎詞》中認為《一天》是“對不可摧毀的‘人的尊嚴’的肯定和對破壞這一尊嚴的一切企圖的批判”[xvi]，這是一個頗有涵蓋力的評語，它二者兼顧了小說體現的人道主義思想和對專制統治的批判。
大多數論者都肯定《一天》高超的寫作技巧。李輝凡、張捷說《一天》是索氏“少數幾部比較有藝術性的作品之一”[xvii]，董曉說“這是一部內涵厚實的佳作，體現出作者對歷史的坦誠的反思”[xviii]。張曉強注意到小說高度濃縮的藝術特點，時間壓縮在一天之內，人物集中在舒霍夫身上，具有典型性；小說的象徵意味也很明顯，勞改營的“一天”，是十年牢獄生涯的一個縮影，是展現舒霍夫苦難一生的一個焦點，也是反映過去時代的一面明鏡；小說敍述高度細節化，語言富有個性化；而且，小說節奏的舒緩自如恰與犯人的痛苦心態及勞改營的緊張氣氛形成鮮明的對比[xix]。林建華認為《一天》有兩點值得肯定：一是創作題材上起到打破禁區的作用；二是有許多創新之處：既寫實又不同於一般的寫實，寓意深刻，勞改營象徵殘酷的刑事制度，通過發出兩種不同聲音的敍述人展開故事情節。總之，它不是意識形態的武器，而是真正的藝術品[xx]。施秀娟除了提到《一天》善於截取生活的橫斷面外，還認為《一天》在人物塑造上，既採用了真實性、典型化的現實主義手法，又借鑒了現代派“非英雄化”的處理方式[xxi]。單之旭認為小說的敍述角度令人稱道，小說雖以第三人稱寫成，但卻以舒霍夫作為視角人物來觀察勞改營裏的世界[xxii]。
比較起來，周文斑的《是政治狀子還是呼喚人性的文本———兼論〈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對《一天》的解讀頗有新意。他認為批評界往往將《一天》泛政治化，不管是反面定性還是正面褒揚，都沒有超越政治的層面。其實，作品昭示的乃是超階級平面的永恆主題：對道德、人性沉淪的拷問，呼喚至善人性的回歸。這是因為：第一，《一天》關注的焦點是“人”，索氏並不刻意去展現政治黑幕材料，作品著重表現侵害人性的具象和深厚人性在普通人身上的張揚這兩個極面；第二，索氏是憑良知而寫作，追求的是真理與道義；第三，《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藝術成就是文學界所一致推崇的[xxiii]。所以，解讀《一天》還是應該超越政治的層面，回到文學的層面上來。
1許賢緒：《當代蘇聯小說史》第191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版。
[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394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iii]《蘇聯文學》1990年第1期。
[iv]《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4期。
[v]《長沙水電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第1期。
[vi]《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5期。
[vii]《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4期。
[viii]《荊州師專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1期。
[ix]《贛南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2期。
[x]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90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xi]許賢緒：《當代蘇聯小說史》第201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版。
[xii]《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xi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2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xiv]（俄）索爾仁尼琴：《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第65～66頁，
薑明河等譯，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
[xv]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19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xvi]俄）索爾仁尼琴：《癌症樓》，第754頁，薑明河譯，灕江出版社1991年版。
[xv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2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xviii]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22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xix]張曉強：《索爾仁尼琴——回歸故里的流亡者》，第201頁，長春出版社1996年版。
[xx]《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xxi]《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xxii]李毓榛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391頁，其中第20章“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由單之旭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xxiii]《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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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6: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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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圈》
義大利詩人但丁在《神曲·地獄篇》中將地獄劃分為九圈，處於最上層的第一圈收容的是死於耶穌基督誕生之前的異教徒的靈魂，這些靈魂不受地獄中種種酷刑的折磨，因此第一圈也是地獄中最沒有恐怖、最令人羡慕的地方。與之相類似，索爾仁尼琴把蘇聯境內整個的勞改營和監獄系統直至整個蘇聯社會比作一座龐大的監獄，而把物質條件稍好、自由程度稍高的莫斯科附近的瑪爾非諾特種監獄比作地獄的“第一圈”。這一關於《第一圈》題目的象徵寓意的觀點在中國學界已達成共識，這也是作者在小說結尾直接點明的。
李輝凡、張捷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中、吳澤霖在《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中都認為揭露極權主義蘇聯制度的殘暴和對人才的摧殘是《第一圈》描寫的重點。作品刻畫了年老昏聵、疑慮重重、剛愎自用的暴君——史達林的形象，採用的方法是以五章的篇幅（第19～23章）直接讓史達林粉墨登場。對這些描寫，中國學者基本持否定態度。李輝凡、張捷認為：“作者在其中把攻擊矛頭直接指向蘇聯最高當局和史達林本人。這些寫史達林的章節，用西蒙諾夫的話來說，是‘帶著盲目的憤恨’寫成的，因此寫得最差”1；黃偉認為，“《第一圈》描繪的蘇聯社會是一個顛倒了的世界，作者對監獄生活的暴露和對史達林的諷刺已經走向極端……讓後者直接作為作品人物登場，並將後者醜化”[ii]；張曉強也認為史達林“接見內務部長阿巴庫莫夫一段，寫得更為尖刻些”[iii]。
對小說的寫作技巧，一般論者提到兩點：一是具有時空超濃縮性，這部中文版長達九百余頁的龐大作品，其所述事件卻集中發生在1949年底的四天時間裏，用極短的時間展現出眾多人物的命運，而且大部分場景發生在瑪爾非諾特種監獄裏，這似乎表明作家試圖嚴格遵循古典作品的三一律；二是採用多聲部的手法，小說的每一章都有自己的中心人物，但全書沒有獨一無二的主角，作者說他的作品“趨向比較複雜的結構，有眾多的人物，但是其中並沒有中心人物”，因為他想“突出歷史動向或者社會生活的諸多階段”[iv]。
單之旭是李毓榛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20章“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的撰寫者，他對小說技巧作了進一步的探討。首先，他認為小說中存在著兩組人物形象系列，由50名看守監管的281名囚犯代表著監獄世界，上至史達林下至囚犯家屬的人物長廊則代表著大牆之外的世界，這兩個本來相互隔絕的世界在小說一開始通過一件偶然事件連接起來：外交部二等秘書沃羅金警告一位著名醫學教授不要與西方國家的同行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匿名電話被監聽和錄音，國家安全部責成瑪爾非諾特種監獄的科學家研製一種語音識別系統以便從三名嫌疑人中找出真正的罪犯。單文分析了監獄世界內的數學家涅爾仁、語言學家魯賓、工程師索洛格金、畫家伊萬諾夫等犯人形象，肯定了他們的高尚人格；又分析了鐵絲網外的自由人如特種研究所所長、國家安全部部長阿巴庫莫夫及史達林等，認為索氏“在史達林的形象上頗費心機，竭盡全力將其刻畫為步入暮年、來日無多的暴君形象”。 其次，單文指出小說使用了對比的手法展示了兩個世界之間的天壤之別，這一點在兩個聚會的描寫上最為突出。在特種監獄裏朋友們為涅爾仁慶賀生日的寒磣與檢察長馬卡雷金家為慶祝主人獲得第二枚列寧勳章而舉行的家宴的奢華形成鮮明的對照，而特種監獄裏朋友們的真誠也恰與檢察長家客人們的虛偽形成強烈的反襯。再次，單文認為索氏在某些片段中使用了卡夫卡式的荒誕手法來諷刺、抨擊蘇聯社會現實。如犯人波塔波夫講述的布蒂爾卡監獄為了矇騙前來檢查聯合國救濟物品使用情況的美國貴賓而製造的“佛笑”鬧劇，以及囚犯們模仿蘇聯法庭的審判方法將俄國歷史上曾當過戰俘的伊戈爾大公宣判有罪的喜劇表演等[v]。
3、《古拉格群島》
在索氏之前，有兩部俄僑作家描寫古拉格群島的作品還是值得一提的。阿格諾索夫指出：謝爾蓋·馬克西莫夫的《叢林》成為後來蘇聯“集中營文學”的先驅，描述的是古拉格制度，是關於時代的種種恐怖，始終貫穿著一個鮮明的主題思想，即人對自由的追求和對恐懼心理的克服，其基本敍事情節取材于古拉格囚犯們的日常生活[vi]。汪介之指出：鮑·希裏亞耶夫的長篇小說《長明燈》中“交替出現索洛維茨囚徒的生動形象和神奇傳說，表現了對於‘精神長明燈’的永不熄滅的信念，成為20世紀俄羅斯文學中一部較早的‘集中營文學’作品”[vii]。然而，《古拉格群島》的問世，最終震驚了西方乃至全世界，被稱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沉重、最殘忍的書”。
我國學者一般對《古拉格群島》持不同程度的否定態度。田大畏、陳漢章等在主題思想上把它定性為“一部反蘇反共的代表作”，“索爾仁尼琴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都是反動的，這充分表現在本書的大量議論中”；但對其寫作手法作了客觀的介紹：一是根據不同的描寫物件採用不同的寫法，有講述個人經歷的自傳，也有描寫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有歷史事實的考證，也有法律條文的詮釋，有個人的隨想，也有見聞實錄，作品體裁難以歸類，故名之曰“文藝性調查”；二是通過“多聲部”或“複調音樂”的手法，讓許多聲音同時圍繞一個問題講話，從而使被談論的問題更加深化；三是運用生動的比喻、辛辣的諷刺、幽默的筆調、尖刻的對話或明顯的反語來加強表達的效果；四是大量使用俗語、諺語、古舊俄語、宗教語言及勞改營語言、黑話、髒話等，語言上有獨到之處；五是所反映的時空跨度大，有別于之前那些時空高度濃縮的作品，時間長達四十年，地點幾乎遍佈蘇聯全境，人物多達數百；六是有內容上的某些重複、結構上的比較鬆散以及文字上有時佶屈聱牙的缺點[viii]。這些客觀介紹在單之旭等人的論述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張捷在《蘇聯的“回歸文學》中說這部別具一格的作品包含著豐富的實際材料，但其中所說的東西我們遠不能表示同意[ix]。在1994年的著作中，張捷進一步認為它“從頭至尾貫穿著對革命、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徹底否定”。張文指出索氏在書中任意歪曲和誇大事實，一是索氏誇大蘇聯對內鎮壓活動的規模，索氏說蘇聯從十月革命後到1959年一共死了6600萬人，同一時間內在勞改營服刑的人數約為1200萬人，但據公佈的檔案材料，肅反高潮時期的1937年和1938年，被關押的人數才分別為82萬人和99萬餘人；二是索氏對勞改營中關押的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破壞分子表示深切同情，而對真正的受害者，對無辜被關押的老革命家、老黨員和老幹部充滿幸災樂禍的敵意。[x]在李輝凡、張捷合著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中再次援引權威資料指出索氏的誇大不實，但該書承認《古拉格群島》“畢竟還是反映了蘇聯實行的懲罰制度和勞改營生活的部分真實，說明在不同時期法制曾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xi]。吳澤霖說這部書的矛頭“直指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成為西方反蘇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工具”，雖對史達林極權主義下的社會現實不乏蓄意歪曲和言過其實之處，但又“不能不承認它畢竟揭發了史達林制度下蘇聯社會中的嚴重存在的重大問題”[xii]。這樣看來，他們對《古拉格群島》已作了有所保留的部分肯定。
許賢緒對《古拉格群島》基本持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他認為“其中心思想還是冤獄，即無罪受罰和輕罪重罰……其實《古拉格群島》不過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放大而已”[xiii]；而余傑、李文思、林建華和王麗欣等人則對《古拉格群島》一書給予高度評價。
余傑在《你從古拉格歸來——致索爾仁尼琴》和《人之子——再致索爾仁尼琴》中說《古拉格群島》“是一部關於人類善與惡戰鬥的史詩”，“是20世紀最悲愴的史詩”，索氏從中體現出“作為鬥士的勇敢和氣魄”。余傑認為索氏在《古拉格群島》中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自己的靈魂，發現自己身上也有跟迫害自己的兇手們相通之處，害人者也是由被害者們共同造就的；索氏的另一天才發現是極權主義的工具和走狗所具備的起碼條件乃是無知。余傑還指出《古拉格群島》是“發射式的寫法”[xiv]。李文思的《索爾仁尼琴及其創作》一文高度讚揚《古拉格群島》是文學，更是歷史，索氏借助此書真實再現了史達林大清洗時期顛倒黑白、人倫喪失的狀況，集中體現了索氏反強權、反暴力、追求真理的思想[xv]。應該說，索氏再現的不僅僅是史達林大清洗時期的狀況，他反映的時間跨度長達四十年。林建華的《索爾仁尼琴：一個永遠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對《古拉格群島》推崇備至，認為它是索氏的扛鼎之作，是其文學的最高成就，即使索氏“有生之年不再創作其他作品，後人也會因這一部著作而永遠紀念他”；林文認為“《古拉格群島》是作家在歷史考查方面的傑作”，“小說創作的目的就在於消除籠罩在自己國家頭上不真實的神話和虛假印象”[xvi]。王麗欣的《索爾仁尼琴及其〈古拉格群島〉的創作風格》提到作家的人性思想和宗教意識，並重點闡述了《古拉格群島》的創作風格。一是具有一種索爾仁尼琴式的混合性體裁特徵；二是俄羅斯式的嘲諷和幽默；三是作家所創造的一個新的俄羅斯小說體系——發散式的寫作手法；四是讓相同的人物重複出現，將一條明確的線索貫穿始終[xvii]。
1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5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ii]李明濱主編：《二十世紀歐美文學史》，第三卷第332～333頁，
其中“索爾仁尼琴”部分由黃偉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iii]張曉強：《索爾仁尼琴——回歸故里的流亡者》，第218頁，長春出版社1996年版。
[iv]李毓榛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01頁，其中第20章“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由單之旭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v]李毓榛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398～401頁，其中第20章“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由單之旭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vi]《俄語語言文學研究·文學卷》第二輯第12～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
[vii]俄語語言文學研究·文學卷》第二輯第3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版。
[viii]俄）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上冊
“譯者的話”第1～4頁，
田大畏、陳漢章譯，田大畏校，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
[ix]《蘇聯文學》1990年第1期。
[x]張捷：《蘇聯文學的最後七年》第235～236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x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7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xii]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93～194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xiii]許賢緒：《當代蘇聯小說史》第203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版。
[xiv]《方法》1998年第10期，1998年第12期。
[xv]《俄羅斯文藝》2003年第6期。
[xvi]《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xvii]《北方論叢》2004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寄廬 于 2010-10-29 16: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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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6: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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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其他非勞改營文學
“其他非勞改營文學”並非一個準確的概念，這裏僅為了行文的方便，用來指代索氏除上述三部勞改營題材之外的其他作品，而索氏在其中表達的對人生、對社會、對歷史的批判和反思則是一以貫之的。
1、《癌症樓》
應該說，《癌症樓》是一部在中國受到廣泛研究、並備受好評的索氏作品。如陳建華認為它是“藝術上又屬上乘的特定時代的反思錄”1；施秀娟認為《癌症樓》“審視現實，針砭時弊，解剖社會，反思歷史”[ii]
；肖韋宏認為它是一部“呼喚人性、剖析社會‘毒瘤’、反思時代和歷史的作品”[iii]；李輝凡、張捷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指出“這部表面上只寫癌病房生活的小說充滿著社會政治批判的激情”；黃偉談到小說批判了“個人崇拜”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後果，但並未因之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且小說中的舒路賓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小說基調健康，其關於生活意義的探討，可說是探討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課題的嘗試；小說藝術上有相當水準，結構嚴謹，語言流暢，表現出“多聲部”的特點[iv]。單之旭說它是一部“滲透著作者的痛苦思索與探索的作品”[v]。
陳建華先生是較早對《癌症樓》作出全面評價的學者，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癌症樓》的得失，認為它有理由在當代蘇聯文學中獲得應有的地位。他指出《癌症樓》的反思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揭示了極左路線對人性的深度摧殘，其惡果是人性的極大扭曲，如個人迷信和極左路線的受害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推波助瀾者盧薩科夫、盲從者瓦吉姆、雖清醒但卻違心者舒路賓等人的心靈都是扭曲的；二是對史達林個人迷信時期的種種社會現象進行充滿政治色彩的嚴峻審視，如肅反擴大化問現象，人治代替法治問題，信仰危機以及官僚主義問題等等，努力探究時代悲劇的成因。他也指出了小說的不足之處：在抨擊個人迷信和極左路線時界線不清分寸失當；推崇錯誤的人生哲學，主張基督教徒般的道德境界；提出“道德社會主義”的濟世良方。他認為《癌症樓》是一部結構嚴謹的社會心理小說，特別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創作聯繫緊密，充分顯示了索氏小說的藝術特色：時空高度濃縮且十分注意選擇觀察點；不注重敍事但著眼于人物心靈震顫的描摹；抒一己之情、辯興亡之理，政論色彩鮮明；基本寫實，間或插入虛幻情景的描寫及象徵、比喻、諷刺等多種藝術手法。[vi]在後來出版的《當代蘇俄文學史綱》中，陳先生進一步強調索氏在《癌症樓》中的反思不僅停留在歷史悲劇本身，而且從歷史悲劇深入到人物性格悲劇，進而推進到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盲從、偷安和媚俗的深層次悲劇中[vii]。
肖韋宏、張曉強、單之旭等人都提及《癌症樓》的象徵和隱喻藝術。肖韋宏認為夢境、幻覺以及本能的衝動等下意識活動在小說中佔有一定的比重，加上作者採用了自由聯想和內心獨白等手法，使小說帶有某種程度的“意識流”特色[viii]。張曉強、單之旭都論及小說高超的濃縮時空的技巧以及政論性與抒情性相結合的特色。單之旭還認為小說視角多變具有“多聲部”的特點，張曉強還把小說人物分為癌症病人和醫護人員兩個形象體系等。
劉亞丁對《癌症樓》藝術性的解讀更加深入。首先，他指出索氏繼承了俄國文學對人物進行道德評判的傳統，索氏扮演了與陀斯妥耶夫斯基相似的角色，即把人物推到精神崩潰的邊緣加以拷問。其次，他認為索氏關於人物活法的價值取向在於把中心文學曾經弘揚的崇高的理想主義，降調為世俗的人生，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只是意識形態的神話，只有人的本能和良知才是真實的。再次，他通過對《癌症樓》和《鋼鐵是怎樣練成的》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索氏戲擬了保爾·柯察金的崇高的價值觀念，將保爾·柯察金的悲壯化為喜劇。最後，他稱揚索氏是個講故事的高手，善於講述多個人物的命運，敍述方式和敍述視角都較為自由，集中體現了小說敍事對生活細節的注重。[ix]
1《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小說鑒賞大成》第665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ii]《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iii]《名作欣賞》1996年第5期。
[iv]李明濱主編：《二十世紀歐美文學史》，第三卷第331頁，
其中“索爾仁尼琴”部分由黃偉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v]李毓榛主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395頁，其中第20章“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由單之旭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vi]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小說鑒賞大成》第656～665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vii]陳建華、倪蕊琴：《當代蘇俄文學史綱》第291～295頁，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viii]《名作欣賞》1996年第5期。
[ix]
劉亞丁：《蘇聯文學沉思錄》第141～156頁，
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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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6: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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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紅輪》
鑒於《紅輪》的卷帙浩繁及其中譯本未全部面世，在我國，對於《紅輪》的研究和評價僅局限在少數幾位專家、學者之間。
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嚴永興研究員是我國大陸最早介紹《紅輪》的學者，他把《紅輪》譯為《紅色車輪》。在《“索爾仁尼琴熱”·〈紅色車輪〉及其他》一文中，他首先概述索氏創作《紅色車輪》的總構想：是一套卷帙浩繁的歷史巨著的總標題，索氏想把它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那樣構成一個整體以重現“整個20世紀俄國和蘇聯的歷史”；並根據索氏答法國《讀書》雜誌編輯問解釋了取名《紅色車輪》的含義：它象徵著永不停息的旋轉的歷史車輪，象徵俄國歷史上唐·吉訶德式的人物與之搏鬥的風車，象徵列寧在瑞士流亡期間所憧憬的“革命的火車頭”，也象徵著命運之神的光環、先知以西結頭上的光環和熊熊燃燒的烈火的光環。然後他分別介紹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的主要內容、主題思想以及寫作手法：《1914年8月》寫斯托雷平的改革、失寵和遇刺，從而改變了俄國的歷史進程，引發了十月革命，造成了一場瘋狂的持久的破壞；《1916年10月》沒有完整的人物形象，但加大了政論成分，重彈了索氏宗教拯救世界和回到宗法制俄國的老調；《1917年3月》以俄國二月革命的爆發、取勝為主線，集小說、日記、速寫、學術論文、政論之大成，歡呼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1。
張捷介紹《紅色車輪》在敍事結構方面自有特點，作者運用數學中畫曲線的方法，從本世紀俄國歷史中尋找“結點”，然後連成這一歷史時期的曲線。索氏已完成的是兩“幕”四“結”，第一“幕”《革命》包括三個“結” 《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第二“幕”《民權》只有一個“結”《1917年4月》[ii]。隨後，張捷又提到《紅色車輪》內容龐雜，並引用僑民作家馬克西莫夫的評語，斷言《紅色車輪》是“致命的失敗”，充塞著作者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主觀的、甚至是隨心所欲的解釋和評價。張捷認為索氏在書中製造了一系列神話，包括斯托雷平是具有遠見的改革家和俄羅斯的希望的神話以及1910～1913年俄國經濟出現高漲的神話。他還指出索氏不僅否定十月革命，也否定二月革命[iii]；吳澤霖也說索氏“否定二月革命、十月革命”[iv]；刁紹華說《紅輪》“通過對二月革命的否定而徹底否定了十月革命”[v]。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與嚴永興、張曉強的說法明顯相抵觸，我們傾向於後一說法。張曉強在其關於索爾仁尼琴的專著中介紹《紅輪》：全書共分5個“主情節”，每個“主情節”包括4個“板塊”，每個板塊都是對歷史的濃縮，描述十餘天到二十餘天發生的事件。索氏已完成的第一個“主情節”題名為“革命”，包括《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四個板塊。張文還對前三個板塊作了概略的介紹。張曉強也認為索氏在《紅輪》中的基本觀點是“二月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vi]。另外，孟冰純也談到《1914年8月》內容雜亂，結構鬆散，是對“多斯·帕索斯式現代主義技巧的拙劣套用”[vii]。張捷說“革命”包括三“結”，何茂正也說是三“結”，張曉強說包括四“結”，何茂正參與翻譯《紅輪》，張、何之說應該符合事實。
何茂正是《紅輪》第一、二、三集共八部書的九位中譯者之一，他在《〈紅輪〉及其作者索爾仁尼琴》中對《紅輪》有較深入的介紹。從小說內容來說，《紅輪》是索氏創作中最大的一部鴻篇巨制，也是到目前為止，世界文學中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歷史事件時間跨度最長的一部小說。這三集八部書寫的是第一個大事件：革命。第一集《1914年8月》寫革命前俄國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第二集《1916年10月》寫俄國革命氣息越來越濃，革命的暴風雨越來越逼近，第三集《1917年3月》詳細描寫俄國二月資產階級革命。從小說形式來說，《紅輪》屬於多元小說，或多聲部小說，或多主角小說，或無主角小說，因為小說中只有眾多的局部主角，而沒有貫穿整部書的主角。從小說主題來說，《紅輪》力求多方面、多層次、多方位地反映歷史現實，構成一部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實質上表現的是一種極其簡單的人文主義，其核心是人類的愛。何文總結道：有人認為《紅輪》反映了歷史真實，有人認為《紅輪》歪曲了歷史真實，但卻眾口一詞承認《紅輪》是一部奇書[viii]。何文表面看似客觀，實際上還是肯定了索爾仁尼琴的巨著。
1《文藝報》1992年5月9日。
[ii]張捷：《蘇聯文學的最後七年》第236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
[i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50～451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iv]譚得伶、吳澤霖等：《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第194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v]刁紹華編：《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詞典》第641頁，
北方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vi]張曉強：《索爾仁尼琴——回歸故里的流亡者》，第232～238頁，長春出版社1996年版。
[vii]《文藝報》1999年7月1日。
[viii]《俄羅斯文藝》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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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索氏作品的傳承和創新
諾貝爾獎獲獎評語稱索氏獲獎是“由於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中所具有的道義力量”，點明了索氏與俄羅斯文學傳統的淵源關係。我國學者關於索氏作品傳承與創新的論述極少，大多數僅偶有涉及，較為全面論述的有施秀娟的《融古典與現代於一爐——試析索爾仁尼琴創作中的繼承與創新》1和季明舉的《索爾仁尼琴與俄羅斯文學傳統》[ii]。
施文指出，索氏擺脫了蘇聯文學所宣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束縛，繼承了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和人道主義思想。索氏的《一天》和《癌症樓》幾乎具有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們所有的特點：他像果戈理，洞幽燭微，在平凡瑣屑中揭示人生和社會的本質；又像托爾斯泰，讓人物經歷瀕臨死亡、肉體康復、人性復活的苦難歷程；更與陀斯妥耶夫斯基接近，取材亦有驚人的相似。劉亞丁指出索氏在《癌症樓》中效法陀斯妥耶夫斯基拷打人物靈魂，上文已提到，茲不贅述。劉濤的《索爾仁尼琴90年代文學創作述評》論及索氏90年代創作的短篇小說像契訶夫一樣保持冷靜客觀的敍述，行文不動聲色，而人物形象自能激發讀者強烈的愛憎[iii]。施文還指出，索氏創作藝術上兼收並蓄，集古典傳統與現代技巧於一身，塑造出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形象。一是索氏所塑造的人物近似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筆下的“小人物”；二是與現代派文學中的人物形象有某種相似；三是索氏畢竟不自覺地接受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因此從本質上看，他塑造的還是蘇維埃人的形象。總之，索氏繼承了俄羅斯古典文學傳統，也汲取了蘇聯社會主義文學精華，又融會了現代派文學技巧，形成了自己深沉、凝重、悲愴、冷峻的獨特風格。
季文結合索氏的大部分文學作品和作家生平，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學背景下考查索氏與俄羅斯文學傳統的淵源流變。索氏具有典型的俄羅斯傳統文化個性：即具有叛逆激情的浪漫主義文化精神和彌賽亞救世主義的啟蒙與使命意識。關於後一點，劉亞丁在談到蘇聯文學的拯救功能時有所觸及。他說索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學觀‘美一定能拯救世界。’在索氏的獨特語境裏，文學是與宗教和真理相聯繫的。”[iv]季文以小說《瑪特遼娜的家》為例，強調索氏在小說結尾用“沒有正直的人，就沒有村莊”這一民諺來讚美瑪特遼娜，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信守。無獨有偶，劉濤和謝春豔均對索氏執著於宗教母題和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挖掘有所闡發。劉濤的《索爾仁尼琴90年代文學創作述評》提出貫穿索氏創作的兩條主線，一是作品中蘊含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母題，二是對俄羅斯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思索。而這兩條主線也正是陀氏和托翁的創作要義。劉文還論及《瑪特遼娜的家》為讀者塑造了一個民間“聖徒”的高大形象；並認為宗教母題在索氏90年代的新作《娜斯堅卡》的第一部分表現得格外突出[v]。謝春豔的《俄羅斯民族精神復活的希望——評《瑪特遼娜的家》和《最後的期限》中的女性形象》則通過對作品女主人公形象的分析，“尋找失落的根”，揭示出女主人公那種源於內心深處和良知的亙古不變的俄羅斯民族精神，預示著俄羅斯古典文學作品中擔負著拯救俄羅斯使命的女性形象的複歸[vi]。而更早些時候，何雲波、張鐵夫的《尋根，回到人本身》就已涉及索氏皈依他自己所認定的傳統的問題：“特別是像索爾仁尼琴的‘回到俄羅斯的本源’的理想，他的農村浪漫主義，復活宗教、土地、祖國三位一體的神聖俄羅斯的迷夢已經更多的帶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vii]。
季文認為索氏小說創作基本採取俄國經典小說模式，繼承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從精神品格上看，索氏作品具有19世紀俄國社會小說的強烈政論批判性、歷史預言性、豐富的人民性和使命感，延承了“提問題”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態度，如《一天》、《第一圈》、《癌症樓》、《古拉格群島》、《紅輪》等披露蘇聯社會問題之多、涵蓋範圍之廣、歷史思考之深，都堪稱一絕。其偏差是走向政論化、紀實化和概念化。從表現手法上看，索氏小說採取近似古典“三一律”的方法，在高度濃縮的時空裏敍述人物的緊張生活，類似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拷打靈魂也深得陀氏“複調小說”之真傳；《一天》中小處見大的細節描寫也非常符合古典主義在場景刻畫上的範式；《紅輪》網路紛呈而又疏而不漏的駕馭能力可與《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比美。從藝術形式上看，索氏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政論激情表達、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時空濃縮的方法和托爾斯泰從容不迫的敍述基調。季文也概括了索氏作品對傳統的突破和創新的一面。《癌症樓》、《第一圈》等具有非凡獨特的直覺和想像力，許多章節充滿意識流展示，對某些人物的刻畫具有當代小說的隱喻特徵；大部頭作品具有多層次的“複式”結構、性格命運的史詩性和人物形象的群體性特點；擅長將各種不同的文學體裁進行藝術剪貼，嘗試構建一種各類文體雜交的小說新體裁。當然，這些方面肖韋宏、單之旭、何茂正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論述，上文亦有介紹，而索氏所謂的文體雜交也受到我國一些學者的詬病。
1《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ii]《外國文學動態》2001年第3期。
[iii]《外國文藝動態》2004年第2期。
[iv]劉亞丁：《蘇聯文學沉思錄》第246頁，
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v]《外國文藝動態》2004年第2期。
[vi]《俄語語言文學研究》2004年第2期。
[vii]《外國文學研究》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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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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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家研究
索爾仁尼琴是一位備受爭議的作家，評論界對他褒貶不一，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我國研究者們的觀點和看法也迥然有別，任光宣的《索爾仁尼琴現象：綜合的經驗——記“A·索爾仁尼琴：藝術創作諸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此作了歸納：一種是基本否定索爾仁尼琴的個性及其創作，以李輝凡、張捷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和張捷的《俄羅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為代表；另一種是基本肯定索爾仁尼琴的個性及其創作，以劉亞丁、單之旭、張建華等人的論著為代表1。而造成這種相反評價的原因，就在於研究者們究竟是從政治層面還是從文學層面來審視與解讀索爾仁尼琴及其創作的，爭論的焦點在於：索爾仁尼琴的創作究竟是政治訴狀、發洩私憤的偏激之詞還是真正的藝術精品；索爾仁尼琴究竟是政治投機分子、還是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文學大家。
（一）、政治訴狀與政治投機分子之說
我國關於俄蘇文學的權威著作，有相當一部分要麼避而不提索爾仁尼琴，要麼給他貼上反共的標籤。如李明濱等主編的《蘇聯當代文學概觀》(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戴安康等主編的《當代外國文學概論》(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曹靖華主編的《俄蘇文學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鄭克魯主編的《外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這些較有代表性的高校文科教材，都沒有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位置。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索爾仁尼琴”的詞條中對索氏有“他的基本立場是反共”的定性。許賢緒雖然也肯定了索氏作品如《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藝術魅力，但主要從政治取向作出審視。他說索氏寫集中營題材小說是在兩頭討好的形勢下一舉成名的，國內的當權派要利用他反對史達林,而西方一眼就看出他反對的是蘇維埃制度，蘇聯和西方同時為他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大聲叫好,說明他的成名主要在於政治機遇[ii]。何滿子《索爾仁尼琴的跌落》說索氏是“美國榮譽公民的意識形態的武器”[iii]。李輝凡、張捷指出，由於赫魯雪夫再次掀起批判史達林的浪潮，受到黨內某些人的批評，故而需要文學的推波助瀾，而《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很有用，這才促使索氏一夜成名，但索氏在小說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反對蘇維埃制度的立場沒有改變。索氏的整個創作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早期作品有較強的藝術性，後來索氏愈來愈把文學作為從事政治鬥爭的工具，有些作品完全成為反共的宣傳品[iv]。黃偉雖肯定索氏創作曾經繼承了19世紀社會政治小說的某些傳統，第一次把鮮為人知的勞改營生活題材引進文學作品，拓寬了蘇聯文壇的視野，但索氏之所以著名，與其說是因為他在文學創作上取得卓越成就，不如說是他的顯著的政治傾向迎合了西方反社會主義陣營的目的[v]。孟冰純的《索爾仁尼琴的寂寞》定索氏為一位意識形態色彩很濃的作家，嘲笑索氏不合時宜的立場，諷刺索氏蛻變為一頭“政治恐龍”[vi]。刁紹華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詞典》“索爾仁尼琴”條對索氏作品的藝術手法較為欣賞，肯定其語言凝練含蓄，但仍不忘指出索氏對蘇聯的整個社會制度持激烈否定的態度。戴慶華的《索爾仁尼琴與赫魯雪夫——讀《索爾仁尼琴——回歸故里的流亡者》則說《伊凡·傑裏索維奇的一天》這本書由於其獨特的內容，在最高領導人那裏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籌碼[vii]。這些評價都帶有某種人為地割裂索氏作品政治立場和藝術成就的傾向。聞一的《誰放逐了索爾仁尼琴》在解密了索氏被逐的過程之後，得出了從歷史角度來看，索氏不是屬於文學而是屬於歷史的結論[viii]。這實際上還是把索氏劃歸到政治而不是文學的勢力範圍中。
索爾仁尼琴在政治上並不具有先知般的獨立性，而是具有某種依附性，這是聞一在《第一圈的思索》中得出的結論。在該文中，聞一認為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們有自己的圈子，而索爾仁尼琴也有自己的圈子，這兩個圈子永遠不可能重疊，但他認為它們偶爾會相交。聞文指出，赫氏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利用索氏，索氏對此心知肚明。而索氏在赫氏當政時，十分期望得到赫氏最高的也是最後的庇護，索氏曾通過列別傑夫向赫氏效忠；但赫氏下臺後，他又慶倖他不必再對赫氏和列別傑夫恭恭敬敬感恩戴德。這說明索氏為了某種利益曾對赫魯雪夫等畢恭畢敬，即使這種恭敬是虛假的。聞文還通過解密檔案指出索氏曾想和勃列日涅夫有某種好於赫魯雪夫的關係，只是未能如願而已[ix]。
1《國外文學》2004年第2期。
[ii]許賢緒：《當代蘇聯小說史》第199頁，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版。
[iii]《南方週末》1993年9月17日
[iv]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2～443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v]李明濱主編：《二十世紀歐美文學史》，第三卷第334頁，第325頁，
其中“索爾仁尼琴”部分由黃偉撰寫，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vi]《文藝報》1999年7月1日。
[vii]《書屋》2003年第6期。
[viii]《社會科學論壇》2000年第10期。
[ix]《社會科學論壇》2000年第8期。
[ 本帖最后由 寄廬 于 2010-10-29 16: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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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泊平
发布于2010-10-29 1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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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资料，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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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6: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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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洩私憤與人格有缺陷的人之說
發洩私憤說主要源于張捷《回國後的索爾仁尼琴》一文。張文指出索氏反共和仇視社會主義制度有其心理原因，八年的監獄和勞改營生活使他的思想和心理發生很大變化。索氏在監獄裏形成一種為了求得生存和進行報復而不顧一切、蠻不講理的心理，這種不惜犧牲一切的復仇心理使人失去理智，為了達到目的可能採取最極端的行動：無視明顯事實、任意製造神話、借助外國勢力等，或拿任何人墊背，破壞任何東西，直至搞垮自己的國家1。在《“六十年代人”拉克申的變化》一文中，張捷再次提及索氏的習慣是苦役犯、勞改犯的習慣，為了保全自己和達到目的，簡直無所不用其極[ii]。也就是說，索氏創作大多是為了發洩私憤。
關於人格缺陷，張捷、林建華、淩建侯均曾提及。張捷認為索氏忘恩負義、過河拆橋、言行不一、見風使舵。索氏指責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膽小怕事、酗酒成癖和高傲，批評《新世界》雜誌不敵地下出版物，嘲笑它的編委被解除職務時不敢反抗，這使得《新世界》雜誌前編委拉克申憤而著文反駁；索氏不但不感謝安德列耶夫的孫女奧莉加為出版他的書而奔走，反而說她自私和不熱心，遂使後者狀告索氏損害名譽；索氏責怪前妻列舍托夫斯卡婭偽造證據誣陷他，全然不顧前妻曾在他被關押期間接濟他，之後又幫助他的恩情。張捷說索氏教導人們“不要靠謊言生活”，但他自己卻在一生中製造了大量的謊言；索氏提倡“自我克制”，但他自己卻毫無克制地進行反對共產主義的宣稱和顛覆蘇維埃制度的活動；索氏號召大家“悔過”，倒是他自己應該身體力行反思己過[iii]。對於索氏拒領聖安德列勳章，張捷的《索爾仁尼琴八十歲前後》援引馬克西莫夫“不僅善於根據時間和地點說相宜的話，而且也能及時地和適當地進行推託”的評論，認為索氏行事圓滑[iv]。林建華的《索爾仁尼琴：一個永遠持不同政見的作家》對索氏的個人道德修養提出三點缺陷：一是患有誇大狂，二是因報復而誹謗肖洛霍夫不是《靜靜的頓河》的作者，三是對中國極不友好[v]。淩建侯的《功勳與神話——“索爾仁尼琴創作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援引沙爾古諾夫和沙伊塔諾夫的觀點，雖承認索氏在20世紀俄羅斯文化史上功勳卓著，但索氏的出現帶有很濃的神話色彩，索氏似乎過於誇大自己的偉人和先知形象[vi]。劉文飛的《老作家點評索爾仁尼琴》通過介紹俄國老作家沃伊諾維奇的《神話背景下的肖像》，也點明了索氏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有被逐漸神化的嫌疑，應否定這種新的偶像崇拜[vii]。總之，索氏有自己的個性，但他卻有人格缺陷。
1張捷：《俄羅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12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
[ii]張捷：《俄羅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87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
[iii]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51～453頁，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iv]《外國文學動態》1999年第2期。
[v]《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vi]《外國文藝動態》2004年第2期。
[vii]《環球時報》200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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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廬
发布于2010-10-29 16: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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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精品與文學大家及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之說
針對政治訴狀和發洩私憤的說法，一些研究者表示反對，並認為這種解讀是索氏的悲哀亦是文學的悲哀，施秀娟、周文斑對此感觸尤深。施秀娟的《融古典與現代於一爐——試析索爾仁尼琴創作中的繼承與創新》認為索氏是有世界性影響的作家，但其本人屢被視為政治標識，其作品屢被視為政治工具，卻罕見有人從文學角度加以研究，既是索氏的悲劇，亦是二十世紀文學批評史上一大失誤1。周文斑的《是政治狀子還是呼喚人性的文本———兼論〈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提倡對文學作品的觀照應以文本的藝術具象為依據,應在文學藝術的框架下作出價值判斷，而任何使文學無限上綱並人為地將其政治化的做法,只能給文學帶來悲劇性的後果[ii]。中國學界評價索氏有兩個出發點，一從政治出發，一從藝術出發，這從下面關於評價索氏1990年代以來文學創作的兩位學者文中可以窺斑知豹。張捷提及索氏1994年回國後陸續發表了十多篇短篇小說，只有《在轉折處》引起批評界重視。張捷認為它從藝術角度來說並無獨到之處，引人注意的是它通過一位紅色廠長在蘇維埃時代的經歷和感受，肯定戰後恢復國民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績，肯定史達林對國家的發展所起的歷史作用，肯定共產黨的作用，從而修正了索氏自己對蘇維埃時代的看法[iii]。張捷完全是從政治傾向的角度對《在轉折處》給予分析，而劉濤則更多地從藝術處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劉濤的《索爾仁尼琴90年代文學創作述評》認為索氏回國後寫出一系列形式新穎的“兩部分小說”（包括《在轉折處》等8篇），它由兩部分組成，每部分都是一篇相對獨立的短篇小說，合起來又構成一個小說統一體。它像中國的太極圖，組成整篇小說的兩個故事是太極圖的陰魚和陽魚，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化互根，相輔相成。劉文認為《在轉折處》的兩位主人公在國家和民族處於歷史性大轉折的危急關頭，發揚永不服輸的精神，行動起來，自我拯救，最終達到復興國家的目標[iv]。可見既然兩位學者各自的出發點不同，結論自然大有區別。
嚴永興、宏亮、張建華、李文思、林建華等認為索氏創作屬於文學精品，索氏是文學大家。嚴永興認為我們也許不得不承認索氏是位大作家，“因為他是舉世公認的世界級最高獎——諾貝爾文學獎自1901年頒獎以來至1991年這91年間，世界上僅有的88位獲獎者之王”，雖然授獎並非不帶絲毫感情色彩或政治因素[v]。針對何滿子說索氏是“美國榮譽公民的意識形態的武器”[vi]的說法，宏亮撰文《也談索爾仁尼琴》予以反駁。宏文說索氏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俄國作家，不是意識形態的工具。索氏對所描繪的現象，經常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進行剖析，更增加了作品耐人尋味的哲理性，他在突出人物、人物語言性格化等方面都有不少突破[vii]。張建華認為索氏是一位命途多舛、獨具一格的作家和思想家，在索氏的個性和創作中反映出20世紀俄羅斯歷史上最具有悲劇性的篇章，說出和思索俄羅斯民族中最具悲劇性的和被禁的真實，成為索氏的全部生活和創作的目的和意義[viii]。李文思的《索爾仁尼琴及其創作》高度評價索氏在一生的創作生涯中，始終以一個作家的良心來進行寫作，從未放棄反抗暴力、追求真理的理想，選擇的是說真話。他認為索氏深刻理解文學的價值與意義：文學是生命、心靈之間的交流，不是政治家的工具，更不是低俗的生活消遣品，文學理應反映生活中真正的狀態。他認為索氏是一名蜚聲國際文壇的作家，以其作品中所具有的深刻思想內涵及人道主義情懷而受到讀者尊敬，索氏的創作表達了俄羅斯人民對自由與真理的嚮往[ix]。林建華認為《一天》不是意識形態的武器，而是真正的藝術品；《癌症樓》效法托爾斯泰對人物進行道德審判，繼承和發揚了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為代表的俄羅斯文學傳統；《古拉格群島》是歷史考查方面的傑作。如果按文學創作的質和量排隊，俄國五個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中，索爾仁尼琴應排第二位，僅次於肖洛霍夫。但肖氏1965年獲獎後幾無新作，而索氏獲獎後精品接踵而出。總之，大多數人會同意索氏確實是俄羅斯迄今在世的最偉大的作家[x]（《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01期）。
鄧理明、劉文飛等讚美索氏作為“持不同政見者”的獨立人格，余傑、王開嶺等頌揚索氏的勇敢與獻身精神。鄧理明的《孤獨的索爾仁尼琴》把索氏當成俄國爭取民主、自由的代表，俄國民族精神的象徵。鄧文指出，索氏任何時候都表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人生品格，從不尋求任何人的庇護或擁戴，也無意與某一黨派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因而對任何社會來說，他都是異教徒；然而，自1960年代以來，他對俄國社會生活的影響恐無另一位俄國作家能與之匹敵，他不是偉大的政治家，但他的文學業績、他探索人生的精神卻將永遠為後人所緬懷[xi]。同樣是對於索氏拒領聖安德列勳章，劉文飛的《索爾仁尼琴八十歲》的解讀與上文介紹的張捷的解讀迥乎不同。1998年，索氏拒領葉利欽總統授予的俄羅斯聯邦最高國家獎——聖安德列勳章，劉文飛認為這是索氏“以這種打破沉默的方式來表達對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現實的不滿”。通過歷數索氏在前蘇聯受到的迫害，在美國批評其為“惡的帝國”而引起美國朝野的圍攻以及回到俄羅斯以後又強烈批判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新當權派，劉文飛慨歎索氏真是一位“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並由此展開進一步的思索：“也許，與權力保持對峙，至少是保持距離，才是真正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應該選取的最佳位置；也許，思想和文化只有與政治的衝突中才能體現其意義，豐富其內涵，並煥發出真理的光輝”。在該文結尾，劉文飛把索氏比為晚年的托爾斯泰，因為二人具有同樣的對權力的激憤，對民眾的溫情，同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嚴肅的道德感[xii]。余傑把索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牛犢精神，比之為填海的精衛、逐日的誇父、舞戚的刑天和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他進而分人類的寫作為兩種：一是天上的寫作，一是地下的寫作。天上的寫作是被養起來的御用文人仰領袖之鼻息的寫作，必然曇花一現自取其辱；地下的寫作則是以索氏為代表的為真理和良知的寫作，所以永垂不朽發人深思[xiii]。王開嶺的 《“深水魚”與“地下文學”——讀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讚揚索氏的勇敢與獻身精神，說他並不特別害怕對手和死亡，把他比作一位母親，不害怕自己肉體的毀滅，卻貪婪地熱愛著腹中的胎兒——自己的作品，所以他捍衛自己的生命就是捍衛民族的記憶[xiv]。不足之處是余文和王文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缺少相應的理性思辨。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索爾仁尼琴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極不友好，李輝凡、張捷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索爾仁尼琴專節對此有所論述。索氏傷害中國的言論主要有以下幾點：把社會主義中國與法西斯德國相提並論；責備蘇聯過去的領導人支持中國革命，責備史達林培養毛澤東來代替愛好和平的蔣介石；誣衊中國是軍國主義，有擴張野心，妄圖侵佔整個西伯利亞，警告蘇聯領導人要預見到與中國進行的可怕的戰爭；1980年為臺灣出版的《古拉格群島》中文本所作的序言謾駡共產主義中國是可怕的不人道的國家，中國的古拉格群島與蘇聯的古拉格群島在受害者人數和無限的殘酷性方面展開競賽，並在這兩方面都超過了蘇聯；1982年訪日時告誡日本人不要受到能與中國和蘇聯政府建立和睦關係的誘惑，訪台時還勸說西方不要與中國做朋友，因為這是一種極不明智的自殺政策，不僅是對臺灣的背叛，也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的背叛等[xv]。李敖寫於1982年11月11日索氏訪台結束時的《索爾仁尼琴錯在哪兒》一文，對索氏為臺灣出版的《古拉格群島》中文本所作的序言及訪台時的荒謬言論作了有力的批判。李敖認為：索氏出於對蘇共政權的憎惡，促使索氏誤以為反共是可以不擇手段、不講原則的，而且誤以為凡是反共的政權都是可取的政權，這是極幼稚的；索氏在臺灣不去參觀臺灣的監獄，不對臺灣的“古拉格群島”的兄弟探望，卻大罵中國大陸上有許多“古拉格群島”的囚犯飽受苦難，這是極媚俗的。於是李敖將他與寫《我控訴》的法國作家左拉和拒絕到任何有極權政權統治的地方去演奏的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相比，指出左拉、卡沙斯才是第一流的仁人志士，而索氏是使正義蒙羞、使真理破相的二流貨[xvi]。李敖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入骨三分。
任光宣的《索爾仁尼琴現象：綜合的經驗——記“A·索爾仁尼琴：藝術創作諸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指出有兩個索爾仁尼琴，一個是作為政治活動家的索爾仁尼琴，一個是作為作家的索爾仁尼琴。任文主張對政治活動家的索爾仁尼琴的所作所為要有所甄別，對其錯誤言行要深入批判；對作家索爾仁尼琴的文學創作要給予極大關注，並認真研讀他的每部作品。基於這樣的立場和態度，去研究索氏在其創作中反映出20世紀整個俄羅斯乃至世界的複雜性、悲劇性和矛盾性的異常鮮明的、複雜的充滿矛盾的創作個性[xvii]。任光宣的總結，應該說是目前中國的索爾仁尼琴研究的一個共同的出發點。
總起來看，我國的索爾仁尼琴研究還不全面、不深入，還有不少亟待開拓的空間。索爾仁尼琴的最大著作《紅輪》還未全部譯成中文並出版。從目前為數極少的有關索爾仁尼琴研究的專門論文來看，僅僅集中于《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癌症樓》的研究；對《古拉格群島》、《紅輪》的研究還處在介紹階段；對《第一圈》的研究還屬空白。即使是對於《一天》和《癌症樓》，也大多局限於政治層面，而未深入藝術層面。索爾仁尼琴的某些作品與我國新時期之“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比較研究，亦無學者涉及。對國外的索爾仁尼琴研究，也很少予以引進譯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於20世紀下半葉文藝界最為複雜的索爾仁尼琴現象，是值得更加全面和深入地進行研究的。肯定也好，否定也罷，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有據，都是一種真正的研究；先入為主，然後為了觀點而找論據，這才是最可怕的“研究”。
1《河池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ii]《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iii]張捷：《俄羅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6～10頁，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
[iv]《外國文藝動態》2004年第2期。
[v]《文藝報》1992年5月9日。
[vi]《南方週末》1993年9月17日。
[vii]《俄羅斯文藝》1994年第3期。
[viii]任光宣等：《俄羅斯文學史》第392頁，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轉摘自任光宣：《索爾仁尼琴現象：綜合的經驗——記“A·索爾仁尼琴：藝術創作諸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載《國外文學》2004年第2期。
[ix]《俄羅斯文藝》2003年第6期。
[x]《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1期。
[xi]《俄羅斯文藝》1997年第4期。
[xii]《讀書》1999年第4期。
[xiii]《方法》1998年第10期。
[xiv]《書屋》2000年第5期。
[xv]李輝凡、張捷：《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第448～449頁，
青島出版社1998年版。
[xvi]李敖：《李敖諾貝爾獎提名文選》，第165－171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年版。
[xvii]《國外文學》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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