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存在

写作与存在

                                ---也谈文学的公共性现象 

                                 孙 向 军

     2008年的《上海文学》十一月号，发表了几篇文艺评论文章，对中国的“文学的公共性”的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一期杂志发表了陶风的《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和《文学公共领域的价值规范》的两篇评论文章，同期还有两篇一个议题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的讨论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了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的现象。这样的文学的公共性现象，文章中列举的主要特征是这些：“比如大跃进民歌,文革的样板戏,评法批儒等。”，文章作者认为，被赋予了这样公共性的文学当然不可能有自主性，独力性，私人性。即那个时期的文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个问题提得太大了，也是文学创作的共性与个性的主要焦点问题。

     那么，到今天而言，政治捆绑文学创作的问题难道现在不存在了吗?这样的文学的公共性的历史痕迹真的消除掉了吗?而我并不这样认为，而这样的文学公共性的明示和暗示都是存在的，那么说文学的创作，是否摆脱了这样的阴影，肯定的说没有，或者说仍然有一条红线和红灯亮在那里。文学创作活动，本来就是个体行为，或者说是个体人性行为的，那么文学为什么要和政治关系搅和在一起呢?文革时期文艺的方向，就提出了，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那时期的文艺主要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正像毛主席当时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

      所以在那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属于公共性的特色文学和艺术，而文学和艺术的行为就是为那个时期政治服务的，那何谈得上文学创作的个体性? 其实，那一时期的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活动，都是被政治倾向所控制的，何谈得上作家个性思维的突破而言?小说的作品一个腔调，诗歌作品一个腔调，戏剧的存在和创作更是如此现状。那么，作家的创作实践的前题，必须就要有一条政治原则做先导吗?或者是由官方提出一种论调和说法吗?对于政治干予作家创作行为的现象，使人是实在无法理解的。什么是主旋律?什么不是主律?我则认为这样的界定，是延袭了过去文艺创作的公共性的教条主义的旧观念，毫无新意可言。确实存在创作指导概念混淆的问题。怎样解决这样的严肃的问题，却从来就没有一个纯客观的说法。

       由此联想到的问题，那就是作家为什么要写作?为谁写作?而作家的写作实践要附加什么样的创作原则?我想这个问题一直涉及到文学的共性和作家的个性的问题。其实，在作家发表作品时，也确实存在这样的障碍。比如在各大网络里也明显存在这样的问题，确实有专人掌控这条红线和红灯的，如果，他认为你写的作品内容写得不妥，你就会接到警告提示或者干脆就把你的作品无端的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