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主义的卸妆灯下看女性主义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04 22:24:57

读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之五

 
             熊山卉

十九世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引发了席卷全球、覆盖大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如今,这场运动接近尾声,失败几乎是它的定论。做为在革命浪潮中渡过了 童年的人,我在青年时代坚决地回避任何谋求集体利益的学说。然而,近年来,现实生活使得我对自己的性别局限发生了兴趣,因此接触了一些女性主义理论。自然 而然,我对女性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心存疑虑。两者都要求深刻的社会变革,而女性主义质疑“女性本质”,它对生物秩序、人类“本性”,乃至文 化道德潜在的颠覆性,从表面上看比共产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将天下大公的社会理想地打入了痴人梦话的冷宫,也给任何社会进化的物质决定论投上了怀疑的阴影。《资本论》将阶级压迫的根源追溯到有产 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并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通货膨胀之不可避免。在马克思看来,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痼疾的社 会模式必定是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大半世纪的血腥历史,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贫困通俗地证实了人的私欲之不可动摇;另一种看法是,这种理想社会或许有合理成 分,将来,在人类共同面临某种共同的、严峻的制约时,它或许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所豢养的国家机器走到了人的反面。

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性别平等,在自然界,只在较低等的动物的鱼类、鸟类中近似存在。在哺乳动物中,漫长的孕育期与哺乳期使得雌性单独承担后代的养育,只有少 数动物,如狮群,雄雌共同抚养后代。追溯女性问题的渊源,波伏娃在《第二性》中首先考查了生物意义上的性。她总结出,沿生物进化的阶梯,生命形式越是高 级,越是要求雌性充当物种的牺牲品。而物种对雌性的禁锢在人类登峰造极:男女之间严格的社会分工,使得女性完全服务于人类的延续,而人类超越生物性存在的 文明历史,似乎全部出自男性手笔。如果接受生物秩序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那么女性毫无前景可言。因此,女性主义之立论,有赖于人对生物性的超越;必须将女性 解放视为人类文明进程的产物,这一目标从一开始就带有反自然的倾向。最早的女性主义思想出自理性主义的鼎盛时代,呼吁人的普遍尊严,人内心的平等“理 念”,带有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

*共*产主义的鼻祖恩格斯意外地充当了女性主义理论家--他给男女平等的理念提供了某种历史唯物论的支点。在阐述私有制、家庭与国家起源的时,他指出,男女体 力上的差异是狩猎时代男女分工的起因,而现代社会机器的介入将使得劳动者体力差异越来越不重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由 此看来,人类社会有趋向性别平等的物质机制,除非历史唯物论的描述,又在哪里遗漏了“人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收纳了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同时颇具远见 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她认为很难把妇女的生育划入劳动范畴并予以估价,而且国家不可能规范男女之间的欲望。

西方妇女平权运动在理性主义的麾下拉开序幕,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的女性解放又给了恩格斯的唯物女性主义以生动的演绎。当时,中国小规模地推行了一种不妨称之为国家女性主义的政策:恩格斯所遗漏的生养问题由国家出面调 节。仰仗国家辅助,社会主义国家的男女工人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大致达到平等;对女性劳动力的释放,是通过儿童的社会化来实现的。比如,在五、六、七十年代, 国有的厂矿企业配备有幼儿园,许多研究所、大学甚至有一周六天,一天24小时的全托制式的幼儿园,另外,普遍的清贫大大简化了家庭生活,因此,女知识分 子、女技术人员得以避免繁重的家务。(这样妇女政策的贯彻是局部的,相对的,极其有限的,受益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排除在国家优惠之 外。)这样的体制,与西方女性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分支有重合之处,后者也将儿童的社会化视为实现男女平等的必要社会手段。在历史上,古斯巴达军事城 邦国的育儿制度可以说是国家女性主义的先例。

如几位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一再指出,中国男女平等的立法并不是通过女性的集体抗争、国民达成共识而取得的,它从属并服务于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民族危机意 识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悄然退场,“男女平等”,作为一个旧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成为一句过时的口号,而由于经济体 制的转换,国家对女性的经济、法律保障逐渐沦为一纸空文。一个高压社会的逐渐松懈,也使得一贯被遮蔽的农民现实象脓疮一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妓女装点着 中国的门面,被遗弃的中国女婴正被全世界领养。社会主义妇女政策的硕果仅存的遗产是相当数量的职业女性;在经济转型期间,这一部分女性所受的冲击并不大, 廉价农村保姆、独生子女的国策同时缓冲了她们的生活负担,使得“平等”的假定得以在精英阶层被舒适地沿用。中国女权的坠落是一种底层坍塌现象,被弃女婴与 “白领丽人”似乎相隔万丈深渊。这里,又存在一个的迫切问题:个体与群体究竟怎样发生关联--一种既不矫情又不武断的关联?

女权伴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衰退,揭示了女性主义一个难言的隐患:它无法自立为一门完整的人生哲学,总要依附于更大的意识形态框架。国家女性主义在 生产力的意义上实现了平等,然而,生产力究竟服务于什么目的?“男女平等”的理想可能被有着天壤之别的意识形态所包纳,被截然不同的社会机制所实现。正因 如此,我们看到一个可悲的局面,不同意识形态阵营里的女性主义者相互不能沟通;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还没有进入全人类经验的视野,而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与 政治斗争传统,一直被很多中国女性知识分子漠视。

在思想解放运动展开意识形态质疑时,中国女性也开始疏远权力,然而,她们文化消费并没有坠入意识形态的真空,而是悄悄落入了传统文化的窠臼。流行一时的寻 根文学呼唤阳刚之气,其自然主义倾向与女性主义赖以存在的文明趋向背道相驰。在一片“人性回归”的呼声中,女人们迫不及待地拾回本色。(有趣的是,“即便 在俄国,女人也还是女人”刚好是西蒙-德-波伏娃解构“女性本质”的开场引言。)当时取代马克思而占据中国读者的还有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学家企图以“性冲 动”作为解析人性的一个隐秘的线索,他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学说会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分别为二十世纪的大众文化与极权意识形态所绑架。八十年代的进口货色中 不乏接受了弗氏学说、以制造性爱伊甸园为己任的若干西方男性作家。那时候阅读《第二性》译本的中国女性仅仅是幸运的少数。笔者一代人的性爱启蒙作者很有可 能是H. D.劳伦斯。记得我当时只懵懂地感到这位大师对女性智力的敌意。其实,早在写《第二性》时波伏娃就指出,弗氏的性分析完全出自男性角度,而六十年代凯特- 米雷特的《性别政治》又对劳伦斯与米勒小说中的反女性倾向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我在青年时代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批判失之交臂,实在是不小的个人损失。有趣的 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摺撷,刚好覆盖了一个马列少年匆忙地将自己打造成贤妻良母的私人戏剧。

无论是共产主义运动,还是女性主义运动的失落,都容易被匆忙地宣告为“人性”的胜利,《第二性》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所谓“人性”置于解析的显微镜下。男女 生理的差异不足以解释女性整体数千年的附庸状况,因为个体的生物素质存在天然的涨落。波伏娃将所谓的“女性本质”归为父权社会的文化构建,继波伏娃而起的 社会学、女性心理学则更进一步展示,男女两极分化是人类文明积淀而成的某种具有稳定性、能够自我复制的社会规范。“性别的文化构建说”具有深刻的革命性, 它触动东、西方文明从语言乃至伦理道德的致密神经纤维,阐明了女性革命之艰巨--它不可能在一、两代人之间完成,不可能仅仅是“理念”层次上的革命,它需 要长久的文化演变、文明积淀,也要求深刻而细微的社会重组。女性解放运动必定是一进三退,道路漫长。

波伏娃首先是一个作家,以研究微观的人为使命,她对宏观社会革命学说有着天然的疑惧。面对文化的恢恢天网,《第二性》给读者指出的是一条个人突围之路。从 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她认为,女性可以通过对价值的选择而改变自己的生存境况。具体而言,一个选择不结婚或不生育的女性,完全可以是新的一类人。对比宣扬社 会变革的理论,波伏娃的建议有着令人眩晕的轻盈,好象最不具政治性,只关乎一个头脑清醒的女性的几个私人决定,既不需要为琐碎的家务与配偶日日争吵,也不 需要成群结队到总统府前呼叫。它的战斗性是隐蔽的:它是一门以自我消减的方式进行扩张的艺术,类似于罢工、绝食斗争。应该庆幸波伏娃的书并没有能取代青春 期爱情读物,否则,人类不仅仅是聪明到能自杀的动物,也是能自我灭绝的物种。

一本书不致于沦为喧嚣的、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它足够全面、复杂,包涵了自我批判的钥匙。波伏娃的书不会导致人类的灭绝,因为,在延续与超越之间,人类 难以抉择。在读波伏娃的书时,我敬慕她的许多建树,唯独不能分享她对“超越”的热情。首先,做为一个现代科学训练出来的狭隘技术人,我心中不存在平直地、 无限延伸的永恒;在我看来,生命是宇宙中一个脆弱的偶然,至少据现有的知识,人类,乃至地球与太阳系都不具备永恒存在的可能性。人类能否延续到懂得如何超 越大限?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答案,只有希冀,因此,我认为延续与超越彼此互为前提。再者,存在主义所称的“有诚意”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一 意孤行,它要求个体对此身此地此时的进行严厉审度、由己及人地进行抉择,须不带有侥幸心理,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境界,因此不具有简单复制的可 能性。在《第二性》出版后的五十年间,我们看到,女性主义依不同的价值取向分出众多流派。可以说,每一个女性,都有她私人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做为一种骚 动与反抗,其实践者难免不是一些逆流而上的、孤独、甚至不幸的个体,但如果它希冀一种能够延续、能够代代复制的社会秩序,就不可能只依靠女性对男性生存方 式最大限度的模仿,而须寻求两性对延续与超越这两种使命的共同承当。

发生在中国的社会试验,代价沉重,不可重复,对此,女性的言说还远远不够,理性分析更是乏馈。生长于社会主义年代的人都记得母亲们早出晚归的疲倦身影,我 们的母亲们被制度赐与的时间究竟用来成就了一些什么?有人指出,这段时间恰恰也是中国女性文学罕见的断流期。在特殊意识形态指导下成熟的那一批女性,她们 的极限行为、心理图象,她们比以往时代更为深重的沉寂构成一系列的有待追究的命题。对亲情的淡化,从当今流行的价值系统看,是何等不人道!然而简单的价值 批判遮蔽了急需的学术考察。长征途中许多女红军将新生儿送给农民,而社会主义年代,把幼儿交给千里之外的亲戚代养也曾经是极其普遍的做法,这些母亲的行为 颠覆了传统"母性"观念。似乎在一种集体利他的意识形态下,女性在背弃传统角色的纠葛时动作要更轻松一些。社会主义时代的女性或许意外地为所谓“女性本 质”提供了一些微妙的范例?

晚年的波伏娃在跟传记作者讨论《第二性》时,最看重的并不是在自己在文化批判上的贡献。她说“…如果重写这部书,我希望更唯物些…。”这时候,波伏娃考虑 的已经不是自我的超越,而是女性的整体命运。“…似乎只有生产力的进步能够深刻地改变文明的面貌…”。老人似乎企图绕过世纪的墙角,看一看新世纪会有什么 奇迹给女性带来大面积的便利,她悲哀地说“…我看不到根本性地解决问题的希望…”。八十年代中期,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浪潮已呈衰势。在美国,一个九十年代的 女大学毕业生很可能不知“女性主义”为何物,她却能心安理得地同时筹划一生一世的婚姻与职业。一九九二年,美国妇女的产假立案终于进入法律,几代人的努力 才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虎口拔下这颗细齿。然而,法律也并非一劳永逸,如今,美国公众宗教意识的复兴,使得坠胎权面临严重挑战。

如果说写《第二性》时波伏娃只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七十岁的波伏娃则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而我,青年时代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在生儿育女的过程中而领悟了 几千年来女性所承受的身体的、空间、时间上的禁锢;通过女儿的眼睛眺望未来,我为她的负担预先感到窒息,因而更焦灼地想要创作、摸索。女性主义居然是我认 可自身社会性的奇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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